黎 鸣
中国的所谓“儒学”,欺骗了中国人两千多年,至今还仍旧非常有市场,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国人被自己的历史传统“蒙昧”愚弄到了永远都无法“启蒙”的“死境”。对此,作为一个哲学学者,我的确是感到了深深的无奈,更加上深深的悲哀。
今天,我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再来做一次尝试,看看能否让更多的中国人“幡然猛醒”,从而能从完全“蒙昧”愚蠢的“死境”状态直接进入自身心灵的“启蒙”。
大凡有一点“形上”头脑的人们都会经常问自己如下的两个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仅仅陷于现实生活的“现象”之中的人们,是不可能问自己这两个问题的。很显然,中国的儒家文人们就是不可能问自己这两个问题的。即使他们想要问自己这两个问题,他们的回答也绝对会是非常现实的、功利的、具体的、现象的,而绝对地不可能会是先验的、抽象的,或超验的、理想的,总之,即不可能是“形上”的。在中国的古代,对于这两个问题不仅能提出来,而且还能非常准确地做出回答的人,惟一就只有老子及其《道德经》。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简单,明了,可是其中的深意,中国的绝大多数的人们,由于他们的“尊孔读经学儒”的“文化”背景,他们终生都不可能理解得了。正是因此,中国人非常难以获得“启蒙”。什么叫做“启蒙”?“启蒙”就是能够“跳出”经验现象界,然后才有可能从先验抽象界和超验理想(象)界的多方位的角度来真正重新全面地认识、审视自己。
什么是“抽象”?怎么“抽象”?当人们问自己“从哪里来?”的时候,人们就应懂得,这正是走向“抽象”的源头,这个源头其实就是完全绝对的“同一性”,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永恒的“常道”,更是具有“玄同”属性的永恒惟一的“常道”。然而孔丘告诉人们,它是“天命”的“礼乐”,在孔丘看来,所有的“人”都应从“天命”的“礼乐”来(其实孔丘想要强调的是人们的“血统”),正是这个“礼乐”(血统)决定了孔儒的“仁义礼智信”的“学问”的全部。很显然,孔丘及其儒家能够具有“抽象”吗?不能,永远都不可能。
什么是“想象”?怎么“想象”?当人们问自己“要到哪里去?”的时候,人们就应懂得,这正是走向(理想的)“想象”的终极的方向,这个终极其实就是完全绝对的 “自由”,或用老子的话来说,它就是“三生万物”的境界,更是具有“玄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属性的“三生万物”的“自由”境界。然而孔丘告诉人们,它是“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孔丘看来,所有的“人”都必须走到“三畏”去,尤其是走到“畏圣人之言”去,正是这个“三畏”,决定了孔儒对于中国人的全部的“教育”只能是“大失败”。很显然,孔丘及其儒家能够具有(理想的)“想象”吗?不能,永远都不可能。
两千多年来,全体中国人按照“孔丘”的“教导”安排自己的“一生”,从不可知的“天命”开始,然后是“无道,无德,无知,无能,无用”,最后以“无耻”告终。这就是完全丧失了“抽象”能力和(理想的)“想象”能力的中国人的必然堕落到上述“六无”的下场。中国人永远都只会追求眼前的“权、利、名”,而根本就丧失了对于抽象真理的发现并信仰的能力,同样也丧失了对于逻辑理想的探索的能力。其中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即在于中国人完全按照孔丘的“教导”,以至完全丧失了回答“人从哪里来?”和“人到哪里去?”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的能力。具体言之,即丧失了“抽象”和(理想的)“想象”的真实逻辑思维的能力。说到底是丧失了追求真理和理想的逻辑思维的(哲学的)能力。
我可以非常严厉地警告我所有的同胞,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尊孔读经学儒”历史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即是中国人全体均严重地匮乏追求先验抽象真理的能力,同时也严重地匮乏探索超验理想的逻辑的能力。而造成这种必然性结果的根源,即在孔丘及其儒家的“学说”本身即严重地匮乏正确地回答“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的(哲学)能力。这种严重的“匮乏性”也全都传染给了两千多年来始终“尊孔读经学儒”的全体中国人。直到近代西方文化的侵入,才总算给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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