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鸣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这两千多年之中，是中国历史的纯粹的黑暗时期。这个黑暗时期的本征特征即孔丘及其儒家的绝对错误的“意识形态”，尤其他们始终所推崇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全面、彻底、深刻地控制、占领、垄断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灵。
孔丘是谁？现在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他是一个纯粹的文化流氓、一个纯粹的政治流氓，更是一个文化、政治领域纯粹的流氓导师，一个中国黑社会（天下）的总教主。他的所有一切的“思想”全都只在于完全、彻底、永远地高举《周礼》之中“礼乐主义”的大旗，他的所有一切的言、行，全都在于维护人人永远不平等的“礼乐”的“亲亲尊尊长长”的黑社会的人生价值观。
关于上面所述的论断，我们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已经过去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获得明确的证实。中国的儒家文人们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论点，即他们认为，过去中国的历史实质上与孔丘无关，而完全是后来，尤其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统治者和儒家文人们所一手造成的。言下之意，孔丘仍旧是一位中国古代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乃至是全人类的真正的“圣人”。
我真为中国文人们的这种论点感到他们的非常地可悲、可恶、可怜，他们事实上早就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人类的思辨能力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美的。孔丘能够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圣人吗？孔丘有这个资格吗？无道、无德、无知、无能、无用、无耻的中国儒家文人们以及为了自身利益而“尊孔”的同样无道、无德、无知、无能、无用、无耻的中国的统治者们，他们能够有资格命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圣人吗？中国的儒家文人们，他们就像是完全丧失了理性能力的儿童，只有一厢情愿的始终依恋历史上“大人物”的情感，而事实上丧失了判别一切真假、善恶、美丑的最重要的标准和能力，这就是现在人们称作“真理”的标准，以及坚持这种“真理”标准进行真理性思辨的能力。儒家文人们最擅长的即“引用‘子曰’”，然而这些所谓的“子曰”究竟能不能够最终符合“真理”，他们就不管了，只要他们认为孔丘的“子曰”非常合乎他们此刻的心情，他们就认为那是孔丘最“伟大的观点”，是值得今天的人们永远记取的伟大的“教导”了。
不妨举例来说明。今天的人们对于孔丘所说的“和”真是大加赞赏，这是因为今天的统治者们也同样需要稳定的“和”，所以儒家文人们就把孔丘的关于“和”的“子曰”大引而特引出来了。例如孔丘所说的“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等等。
然而孔丘是如何来定义“和”这个概念的呢？我请大家注意，孔丘讲到“和为贵”的时候，之前还有三个字，即“礼之用，和为贵。”中的“礼之用”三个字。很显然，孔丘的“和”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完全可以认定，孔丘所说的“和”绝对地不可能是“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自律”条件之下的“和”，而是必须严格地遵循“礼乐”的“人人不平等”的“亲亲尊尊长长”条件之下的“和”。关于这一点，难道还会有其他的可能吗？显然不可能有。如果不相信，那么就让我们来回顾中国历史上所有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和”吧，它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呢？除了老百姓对于统治者的“官”们的无条件的顺从之外，难道还能够具有老百姓的要求“平等”、“自主”和“自律”的现实的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啦！不要说看历史，就是看中国大量流传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到，中国人的“和”从来就只有严格按照“亲亲尊尊长长”的“礼乐”的规定性条件之下的“和顺”，而绝对不可能是真正人类文明历史之中的具有“人人平等”真理信念之下的“人人自主”、“人人自律”的“和平”。中国历史明白地告诉中国人，中国的历史之中，只有民对官“和顺”的“和”，而绝对没有官对民“和平”的“和”。
现在我们再来请问中国的儒家文人们，孔丘的“和”对于中国人的“文明”究竟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具体的价值呢？两千多年来的中国老百姓对于官僚的“和顺”究竟给中国人的历史带来了多少文明的价值呢？它具有人类真正文明的价值吗？没有呀，根本就没有呀！然而尽管如此，今天的中国文人们，还在继续脱口而出地引用孔丘的“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名言”。如此地引用了孔丘的“子曰”“名言”两千多年的中国文人们，究竟给今天的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思维的、智慧的、精神的“价值”呢？半点都不可能有呀。
我还可以告诉所有我亲爱的同胞们，不管迄今为止要求继续“尊孔”的传统习惯势力具有多么地强大，但它们的死期却确实已经到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将不可能再给予顽固“尊孔”复古的中国人以任何继续喘息的机会，他们要么选择放弃“尊孔”，要么选择继续“尊孔”所必然带来的“死亡”，或者说中国国家的终于必然地陷入永远“四分五裂”的“灭亡”，这就是中国人面临新的世纪的必然的几乎惟一机会的选择。只有抓住机会，中国人才会有希望。
对于我来说，无论如何，２１世纪都将应该是且必然是中国人走向光明的世纪。翻遍世界人类的全部的思想史，真正为全新的人类世纪做出了最充分的思想准备的理论性的文献，就只能是中国伟大的老子早就著作好了的《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虽然作于公元前五世纪之前，然而他的对于人类未来的文明前景的预言，却实际上远远超越了二十五个世纪，也即超越了今天２１世纪的所有的人类。
到了今天，西方人事实上被他们长期以来获得了巨大成功的“拜金主义”的“资本主义”所纠缠，而东方的中国人则被长期以来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孔丘“礼乐”的“拜权主义”的“天下主义”所纠缠，毕竟中国古老的“天下主义”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今天的中国，早就已经羞羞答答地跟随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后面，可悲的是仍旧有不少中国人还依然对于孔丘“礼乐”的“拜权主义”的“天下主义”恋恋不舍。
想要选择“死亡”的中国人还真是不少，但毕竟不是全部。我今天的文章是面对未来而选择了“新生”的中国人说的。而为了“新生”，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为中国人以及全人类作出了巨大的思想理论的贡献，它的这个贡献的名称，即叫做“全息逻辑的全人类‘人学’的社会主义”，也即完完全全以“真真善善美美”的人类全新的普适价值观为导向的全人类伟大的“社会主义”，而这个“真真善善美美”的价值观与老子的“道道宝宝德德”的价值观是完全等价的。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老子的思想理论的真正的伟大。
正是在上述的意义上，２１世纪过去的中国“天下”是中国人的黑暗的历史时代，而从２１世纪开始的中国“社会”将是一步步走向光明的伟大的时代。而２１世纪本身，则成为了中国人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的“分水岭”。
(201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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