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模仿照搬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甚至一度更得出古代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的结论。而这种结论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日本遣唐船（资料图）
不错，日本和中国的交往以隋唐时期最盛，中国文化全面的东传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遣隋使可以说是后来遣唐使的先驱，唐灭隋后，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直到最后一批838年，经过了238年的漫长时间，日本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开始进入独立的本土文化阶段。唐昭宗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即公元894年，新任遣唐使菅原道真引用在唐学问僧中灌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陆多阻”为由，建议停止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了这一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
“废止遣唐”可以说是发自上层统治的一场“抵制唐货”运动。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了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加之各地藩镇割据，唐王朝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即菅原道真报告中所指“大唐凋敝”，然而随着日本政府推行闭关政策，终止中日一切贸易往来之后。两国民间的关系并未随之中断，不断有日本僧人学者，他承中国或朝鲜的商船继续来大唐学习，且民间和贵族都十分喜爱“唐物”，可以说是崇拜，这一点有些像今天中国热喜欢“日货”。所以走私也就应运而生了，以至于中部、四国及九洲一带的豪族，不少成了走私者的保护神，公开对走私者征税，称“唐物税”。从两国民间经济文化的交往，和国内需要来看，似乎终止中日关系的理由不够充分，但这只是一层表面的原因，更深刻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考虑。
由此可见，唐的制度文明在日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很快便崩溃了。在漫长的古代，统治日本的，乃是特殊的“和尚－外戚－军阀”制度，这种制度是日本的独创。其实日本的制度就迅速“退回”到了中国隋唐之前的“乱世”，随后，绵延千年的“幕府-大名-武士”联合执政的军事贵族制度，则把日本带入了漫长的“战国时代”，在西方列强的冲击诱导下而实行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则形成了融君主立宪与军国主义合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韩毓海在《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一文中指出——日本平安朝时代藤原家族的摄政，其实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政”，而藤原氏虽相当于汉之霍光与王莽，但却还是有根本之不同：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统治，不过是昙花一现，无一例外非常短暂，而藤原家族的统治却长达一个多世纪，且这种外戚专权还被充分地“制度化了”。这便是藤原家族创立的“摄关”制度。“摄关“制度是日本贵族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日本贵族的新居均设在女方娘家，而拥有数名妻子的贵族男性，一般会选择在地位较高的妻子家中居住生活--用中国民间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倒插门”制度。如此，婚后所生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一般也由妻子娘家承担，故而可以说，日本贵族婚姻生活的运作，就是以妻子、女方为中心的。根据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养，天皇的舅舅、义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长。例如其中藤原道长一人就曾将这三个角色集于一身，这位外戚大权独揽，仅他一个人便“摄政”长达52年之久。
“摄关”制度自然导致了寺院与外戚冲突的延续，促使了寺院势力的复活，而日本历史的真正主角--军事贵族集团，正是通过这种冲突，方才终于“浮出了水面。奈良时代结束后，日本的班田制度随之崩溃，土地日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庄园制度代替了均田制度，正是以班田授受为核心的律令土地制度的崩溃，以庄园、公领为核心的新土地制度的兴起，方才导致了武士团制度的产生。武士团以大庄园为舞台发展起来，其职责是以武力守卫庄园。而平安朝后期，外戚与寺院为了巩固自身权力，都力图借助武士团的力量在权力博弈中取胜，双方冲突的结果却是：外戚和寺院势力在长期的冲突中两败俱伤，而被双方拉拢、利用的军事集团却在冲突中得利、脱颖而出。平安朝后期，“摄关”制度被军事集团所摧毁，而天皇随后被彻底虚位，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于京都，日本的政权从此被一个极其强大的武士团势力所垄断，这就是平安朝后期“军事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
综上所述，日本制度有大唐文明的影子，但如果进一步以为大唐文明在日本源远流长，甚至以为日本比中土更好地保存了大唐文明，这恐怕是一些国人的一厢情愿。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日本其侵略野心从未改变，一旦日本内部问题失控，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身为中国人，几乎就注定无法避免与日本这个近邻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缠。基于此，认识日本、研究日本、了解日本，对中国人而言都十分必要，甚至是一种生存必修课。
作者：闹市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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