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模仿照搬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甚至一度更得出古代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的结论。而这种结论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日本遣唐船(资料图)
不错,日本和中国的交往以隋唐时期最盛,中国文化全面的东传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遣隋使可以说是后来遣唐使的先驱,唐灭隋后,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直到最后一批838年,经过了238年的漫长时间,日本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开始进入独立的本土文化阶段。唐昭宗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即公元894年,新任遣唐使菅原道真引用在唐学问僧中灌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陆多阻”为由,建议停止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了这一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
“废止遣唐”可以说是发自上层统治的一场“抵制唐货”运动。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了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加之各地藩镇割据,唐王朝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即菅原道真报告中所指“大唐凋敝”,然而随着日本政府推行闭关政策,终止中日一切贸易往来之后。两国民间的关系并未随之中断,不断有日本僧人学者,他承中国或朝鲜的商船继续来大唐学习,且民间和贵族都十分喜爱“唐物”,可以说是崇拜,这一点有些像今天中国热喜欢“日货”。所以走私也就应运而生了,以至于中部、四国及九洲一带的豪族,不少成了走私者的保护神,公开对走私者征税,称“唐物税”。从两国民间经济文化的交往,和国内需要来看,似乎终止中日关系的理由不够充分,但这只是一层表面的原因,更深刻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考虑。
由此可见,唐的制度文明在日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很快便崩溃了。在漫长的古代,统治日本的,乃是特殊的“和尚-外戚-军阀”制度,这种制度是日本的独创。其实日本的制度就迅速“退回”到了中国隋唐之前的“乱世”,随后,绵延千年的“幕府-大名-武士”联合执政的军事贵族制度,则把日本带入了漫长的“战国时代”,在西方列强的冲击诱导下而实行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则形成了融君主立宪与军国主义合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韩毓海在《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一文中指出——日本平安朝时代藤原家族的摄政,其实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政”,而藤原氏虽相当于汉之霍光与王莽,但却还是有根本之不同: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统治,不过是昙花一现,无一例外非常短暂,而藤原家族的统治却长达一个多世纪,且这种外戚专权还被充分地“制度化了”。这便是藤原家族创立的“摄关”制度。“摄关“制度是日本贵族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日本贵族的新居均设在女方娘家,而拥有数名妻子的贵族男性,一般会选择在地位较高的妻子家中居住生活--用中国民间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倒插门”制度。如此,婚后所生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一般也由妻子娘家承担,故而可以说,日本贵族婚姻生活的运作,就是以妻子、女方为中心的。根据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养,天皇的舅舅、义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长。例如其中藤原道长一人就曾将这三个角色集于一身,这位外戚大权独揽,仅他一个人便“摄政”长达52年之久。
“摄关”制度自然导致了寺院与外戚冲突的延续,促使了寺院势力的复活,而日本历史的真正主角--军事贵族集团,正是通过这种冲突,方才终于“浮出了水面。奈良时代结束后,日本的班田制度随之崩溃,土地日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庄园制度代替了均田制度,正是以班田授受为核心的律令土地制度的崩溃,以庄园、公领为核心的新土地制度的兴起,方才导致了武士团制度的产生。武士团以大庄园为舞台发展起来,其职责是以武力守卫庄园。而平安朝后期,外戚与寺院为了巩固自身权力,都力图借助武士团的力量在权力博弈中取胜,双方冲突的结果却是:外戚和寺院势力在长期的冲突中两败俱伤,而被双方拉拢、利用的军事集团却在冲突中得利、脱颖而出。平安朝后期,“摄关”制度被军事集团所摧毁,而天皇随后被彻底虚位,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于京都,日本的政权从此被一个极其强大的武士团势力所垄断,这就是平安朝后期“军事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
综上所述,日本制度有大唐文明的影子,但如果进一步以为大唐文明在日本源远流长,甚至以为日本比中土更好地保存了大唐文明,这恐怕是一些国人的一厢情愿。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日本其侵略野心从未改变,一旦日本内部问题失控,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身为中国人,几乎就注定无法避免与日本这个近邻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缠。基于此,认识日本、研究日本、了解日本,对中国人而言都十分必要,甚至是一种生存必修课。
作者:闹市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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