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强”的思考

    十九世纪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在相互之间的战争冲突中，中国都是失败者，激起了寻找强国之路的热潮。不少深入思考的人士（李鸿章）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呼唤。这“大变局”是指什么呢？应该是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就是深刻检讨对社会的老看法，发现和调整对社会发展的新认识。认清了这个“大变局”，可以主动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使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百姓免遭战争和政治动乱的涂炭。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和现实都很难说我们清醒认识到了这个“变局”。

    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也可以说是在“进化”的，但这变化有没有规律呢？这规律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宇宙中的一切都看成“物”，则物理学回答了这个问题；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回答了生物界的规律。而对人类社会来说，由于也可以勉强认为是生物界的一部分，所以这“物竞天择”，更直白一点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如果仅仅把这一条定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显然是有问题的。人类社会绝不是“动物世界”，暴力战争并不是均匀散布在人类历史每个时刻，尊老爱幼、救死扶伤、同情帮助弱者是人类普遍的认知，如今没有现代化军队，防御能力极差的国家很多，这些又都说明有效抑制“弱肉强食”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五千年人类社会的历史十分精彩，无不是在遵循着“物竞天择”和 “抑制弱肉强食”这两个规律。我们把人类社会从出现到发展用数轴来表示，有两个极端，一个是社会起源时期，是完全“弱肉强食”的野蛮时期；另一个极端是完全克服了野蛮，纯文明时期。而人类社会就是行走在向着文明方向的数轴上，但走到“极端的文明”也是遥遥无期的。

    这种观点也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文化一方面推崇“胜者为王”（弱肉强食），另一方面又讲“君臣有序”（抑制野蛮）。当时李鸿章所说“大变局”实际上是指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向文明方向发展已经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如同长跑比赛已经落下“圈数”了。承认自己落后是个困难的问题，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困难。这种只要“面子”的态度阻碍了对所发生新现象的理性认知，也不能找到自己屡次失败的原因。没有找对“病因”而乱用药，只能加大“病情”，这就是百年来的历史。何为 “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当时呼喊者李鸿章也只是朦胧感到，而真正需要我们改变什么观点，可以说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都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结合自己取得的成绩和世界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有两点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总结的。这一是社会发展规律中“弱肉强食”已经是次要的了，所找到的有效抑制方法是“市场经济”和“契约”的签订；二是抑制国内强权的方法是“分权”，尽可能将人们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分散开来，不要有“强势”中心，这是在“内部”抑制“弱肉强食”有效而唯一的方法。

    中国传统中对“弱肉强食”是深信不疑，“强国”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首选目标。这种意识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世界的清醒认识。求“强”的背后是对“暴力”的迷信，而看不清世界真正的发展动向，看不清自然会失败，又何谈能“强国”？近代史上的中外战争从局部来讲，中国并不是处于劣势，西人有所谓洋抢、洋炮，但要远涉重洋，兵力远少于在当地作战的清王朝，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洋人”的胜利怎么能说是“弱肉强食”的案例呢？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交手屡屡失利，其原因不是什么国家强不强的问题，也不是有无“皇帝”的问题，关键是没有认识到学会如何抑制“弱肉强食”，反而是沉浸在只要“船坚炮利”、“金戈铁马”就可以去跃武扬威的幻觉中。正因为没有认识到这“大变局”，长期以来对自己不能“强大”感到羞愧，对战场上的失败感到是耻辱。在自然状态下，竞争的胜利和失败是直接与“强”、“弱”联系的。但我们是处在人类社会之中，决定胜负的因素最终取决于“强”和“抑制强”两方面，能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方才是真正的“强者”。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睁大眼去看的不是“船坚炮利”而是不屑一顾的洋人“文化”。就是从表面看，也要想想为什么国人（老百姓）会在打仗时帮助洋人，至少是隔岸观火；要想想为什么洋人会为了“做生意”（经济、文化）而大打出手。

    人类生存不同于动物处于完全自然状态，而是每个人的存在是需要他人的服务或资源，“弱肉强食”和“抑制弱肉强食”规律全都以此为基础，“抢夺”是强者的天然理由。而人类社会出现的商品交换，靠道德伦理建立契约、法律条文等等，才使社会具有不依靠“强势”的秩序，抑制了“弱肉强食”的规律。真正强者是不屑去为自己行为找“理由”，凡是为自己“逞强”找“理由”的，莫不是内心虚弱的表现。成吉思汗在“强者为王”这方面表现的最充分，最成功，这赤裸裸的抢掠能力才是他受到“敬仰”的原因。这两个相矛盾的“规律”在长期历史时期是“势均力敌”的，只是在科学技术大发展后，产业革命之后被打破了，市场经济逐渐成了主导社会的主要力量。人们清楚看到靠武力得到别人的服务和资源成本太高，效率太低，而通过“商品交换”可以和平做到“互通有无”。这些首先在欧洲发生，也就是所谓“三千年为未有之大变局”。然而中国对“胜者为王”的积习太深太深，不相信以契约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不相信人们会遵守条约。两次“鸦片战争”实际上是为了“商业”的战争，而每次停战也都以签订条约和赔款结束，没有广泛逼人为奴，也没有对清王朝进行“颠覆”。但清王朝看不到这些战争和以往的不同，也就是没有看清这“大变局”。

    百年来有一个让人们深信不疑的观点，就是西方列强总想着瓜分中国，而在历史现实中，当时的英、法、美大国并没有在内乱不已，国家面临分裂的清末、民国期间瓜分中国，使得中国在近现代最危险的时候都基本保持了完整。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清王朝基本版图保存下来，就是最大的一块领地外蒙的独立也和英、美等西方列强无直接关系，百年中国灾难多多，又有多少是和英、美列强有关呢？就是香港和租借地，与其说是那里的民众被殖民，不如说提供了先进的社会管理模式。当时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不同于蒙古族元帝国的建立，也不同于满人灭明建立清朝，不存在对中国的瓜分。这一系列对基本历史事实的误判值得我们反思。

    人类社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大家必须互通有无，这是人类所以存活延续的根本，这在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在这种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资源才能存活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要则“抢夺”要则“交换”，不存在“自给自足”。当年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需要发展，西方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是顺应了历史，既为本国商人打开商路，也为中国带来科学技术，是“双赢”的好事情。而受打击的不过是皇家的“脸面”，至于请王室政权已经到了一个循环周期的末端，统治基础开始动摇了，而非列强西来。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是一个王朝，它存在的理由就是保障自己的臣民不被“抢夺”，而能和平地自由“交换”。西方发生产业革命后，必然需要更多的商业贸易。而当时中国经济也需要发展，但清政府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是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也就是阻止经济发展，不顾百姓的切身利益。不顺从社会发展规律的战争能胜利吗？用市场的方式来抑制“弱肉强食”是行之有效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政府需要保护的是自己的子民贸易的畅通，它的重要性要大于对领土的保护。任何对市场的破坏，都将使“弱肉强食”大行其道，造成社会的倒退和混乱。

    十九世纪后半叶清王朝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超过三千年历代王朝所产生的类似文字的总和，这也正是所谓的“大变局”，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有几人呢？“胜者为王”的积习使我们从来不重视条约的签署，认为只有“强者”才有“发言权”。在自己强盛时签约认为会束缚自己，永远要我“说了算”；在弱势时签约，认为是“城下之盟”，是不平等的，从签署就寻找不“守约”的理由。这种不重视契约的思维定式是和时代发展格格不入的，也不可能了解“大变局”。今天的世界发生了战争都要通过“条约”来结束；发生冲突是以签署过的“条约”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契约能制止枪炮的滥用，这在传统文化看来是天方夜谭，但今天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人类社会的出现就和契约有关，但在近二、三百年来，“契约”更是凸显了主导发展的力量。“洋人”用大炮打开了国门，而真正惊醒沉湎于科举的士人有多少呢？

    中国历史上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一个王朝永久延续，这个问题数千年并没有得到解决，当开始看世界之后，才有了对照，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叹。用现代话语说，要用“民主”来打破王朝兴衰的循环。但这只是从表面去看，没有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规律上去考虑问题。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人争“民主”几乎一个世纪，结果只是得到点皮毛。“弱肉强食”、“胜者为王”是自然也是人类的发展规律，但我们必须要要“控制”它，做到这一点，最重要最直接的方法是不要出现“强者”。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不得不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但在对内问题上我们必须要限制这个“强”。控制“强”，尽可能制止“强”的出现，这才是能实现民主的基础。美国所以允许私人拥有枪支，就是因为有枪和无抢的人强弱相差悬殊，不可能完全禁抢，只有允许有枪。民主国家都把三权分立写入宪法，道理依然出自于“抑强”。在战乱时期，不可能“抑制强”，不“强”就会被消灭。但在和平时期就不能不对“抑强”加以重视。对“强”的不可控将是下一次“乱”的根源。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是建立一个最“强势”的皇权中心，建立“君、臣、民”的秩序，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使社会除此“强势”之外，不在有不可控的“强势”来达到社会的稳定。而数千年历史毫不留情地说明，只要有不可控的“强势”必然会成“乱”的根源，围绕皇权的争夺构成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如何除去这个唯一强势中心（皇权）正是所谓 “大变局”的又一内容。任何“强势”必须有另一个或几个“强势”制约，也就说要走宪政之路。走向宪政之路不能只是围绕国家政治层面来讨论，而需要在民间，普通民众的认知要有“去强”的意识。只有个人挺直了腰板，懂得自尊、自爱，不是依附“强者”、“官员”、“皇帝”，才能有“宪政”的真正基础，完成“大变局”需要良好自立的民风。

    我们希望生活在平等、公正的和平环境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重视对“强”者的控制，重视靠“游戏规则”来评判解决纠纷，而不是崇尚“强者为王”。 “公平”和“抑强”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出现依靠“强者”来实现“公平”。“胜者为王”的概念几乎溶于了我们的血液里，无处不在的“等级”现象，就是在划分“强、弱”，继而由“强者”说了算，而不必去管“对、错”。例如教育上的是非本应当由教育工作者去决定，而有了行政干预，就没有了教师主动的努力，也就没有了优质教育。散布在全社会各个角落的“崇强”意识虽然说和政治问题相比是鸡毛蒜皮一样的琐碎事，但它的“积分”效应已经形成我们社会变革中的“暗礁”。渴望胜利，希望成为强者又是人性使然，这如何与“抑强”的观念共处呢？首先我们要充分分解权力，由人们在各自的“狭窄”“专业”领域去竞争，推选自己的“强者”。例如体育比赛，电影评奖，学校考试……。经济、政治（政权）、文化可以有各自的“强者”，但要警惕各方面集于一身的“强者”出现。在由政权来评价社会道德的优劣，评价学术、文学艺术、教育等水准的高低时，无形中确定了政府在文化各领域都是“强者”，此时“真文化”没有了，留下的是腐败丛生。每个人在面对新的历史解释时，都将会发现自己认知上也在出现“大变局”。

    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组织中外企业家、学者、官员谈论经济问题。国内一位财富排名前几位的企业家在发言中一再强调的是世界没有绝对的平等，尤其强国和弱国，富国和穷国之间不存在平等；也直接表示不屑于签订贸易规则。这些观点无论是否反映了现实，所透露的依然只是对“弱肉强食”的认可。百年来我们从没有把自由贸易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反而时不时把贸易作为打击对方的工具，在国与国之间的争斗中，似乎“抵制某国货”是锐利武器，百年来没见到起任何作用，但至今这种思维依然大有市场，我们不得不叹息思维定势的巨大惯性。“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百多年前就在探索，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再思再想，在一时一地会可能会是“强者为王”，但“大局”已经不是“弱肉强食”主导的世界了。人们在靠贸易、靠各种条约解决产生的纠纷；任何“强势”都将受到制约，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一国内部；一个大国不可能“亡国”，无论是成吉思汗的铁骑驰骋欧亚大陆，还是西方列强肆意贩卖奴隶，都已经成为历史。

    这个地球上，越来越多战机在翱翔；一个比一个大的军舰在大洋四处游弋，这一切似乎在说明“弱肉强食”是永恒的真理，但这只是表象。美国是一个不用争辩的强国，但它很知趣地从越南、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灰溜溜走掉；不丹是世界屋脊上的小而穷的小国，没有任何一点现代武器，然而哪里人的幸福指数很高；瑞士是富庶的小国，还“四分五裂”为联邦国，没有抵御强国入侵的能力，但能两次免于世界大战……这些事实无不说明，真正的“强”是顺应世界潮流，而不是“船坚炮利”。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