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两字意味深长,含义丰富,且源远流长。从《尚书》、《周礼》到《说文解字》,“和谐”的本意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引申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
陶渊明曾经描述过一个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得的和谐社会。但分析本质,那只不过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狭隘的、拒绝外在文明的社会形态,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理想状态下的和谐社会是一个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有序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和谐相处的社会,具有动态、开放、富裕、文明、发展等多元性社会特征。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塑造的唐僧师徒四人,互敬互爱,平等相待,努力向前,最终取经成功,修成正果……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和谐社会缩影,为我们提供了相对明晰的和谐图景,其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
唐僧师徒构建的“和谐”小社会,首先表现在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上。孙悟空,顶尖武林高手,适合保镖角色。让他来挑担子或管伙食,那就是大材小用。猪八戒有两大特长,贪食好色,和尚的身份局限了他的好色,他的兴趣就只能放在吃上,适合搞后勤。沙僧,有一身傻劲,打架不及孙悟空,口才不及猪八戒,后台不如唐僧,只能卖点苦力了。看他的兵器,两头有勾,挑东西两头不滑,很适合做扁担,一个古代版的“棒棒”。唐僧,惟一的本事就是念经,既不能降妖也不能除怪。四人中,他最弱势,但他的信念最坚定,所以观世音给他最高的政治地位。让他做了取经集团的领导。根据各自的特长,合理的分工,充分调动了各自的潜能,做到了生产力的和谐。
唐僧师徒相处融洽,体现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师徒之间几乎没有地位的差别,相互插科打诨,其乐融融。孙悟空与唐僧之间的关系,随着了解的日渐深入,师徒俩感情日增,情同父子。猪八戒虽然总是被悟空叫呆子,但是对悟空还是怀着敬意,心悦诚服地叫着猴哥,甚至比沙僧都叫得亲切。沙僧是忠厚人,和谁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这里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坑蒙拐骗。很显然,这是一个生产关系和谐的团体。
管理的民主化。西行路上,话语权被开放,谁都有说话的权利,谁都可能在特定的场合下决断大事,只要言之有理,均有被采纳的可能。唐僧作为最高长官,却没有世俗中那种不可动摇的话语权,不独裁,不专政,谦虚低调。当各抒己见后,判断谁说得有道理就采纳谁的意见。唐僧师徒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管理,构建了上层建筑的和谐。
对不和谐元素的规避。唐僧自长安出发,几乎没有带什么盘缠,一路化缘,不收受富豪人家的馈赠,目的在于消除隐患,规避矛盾。如果师徒四人有一笔财富,利益分配的敏感问题就会高悬每个成员头顶,师徒四人还能专心致志、携手共进地取经吗?至少贪财的猪八戒不会无动于衷,于是引发事端,滋生矛盾。还有,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间的、魔道的、天界的美媚们想与师徒一道去西天取经朝圣。这些活色生香的尤物,若真带上一个两个,四个男人,争风吃醋就在所难免。八戒最不是盏省油的灯,新的矛盾又会出现。唐僧一开始就铲除了矛盾滋生的土壤,实行“零”供给,当然只能是“零”分配,不患不均,这是分配制度的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唐僧师徒,是典型的人与兽的组合。唐僧是人,沙僧的身份有待考证。孙悟空和猪八戒,是铁板钉钉的禽兽,一只猴子,一头猪,是家禽和野兽的搭配。西行路上,唐僧师徒们纠正了无数诧异的眼光,标榜着人与禽兽和谐相处的事实。除了表现对动物宠爱有加,唐僧师徒对植物也关怀备至,打坏了人参果树,千方百计地设法修复。火焰山给百姓带来疾苦,就借芭蕉扇灭火,改变了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恢复了生态。一路上师徒四人弘扬着众生平等的理念,高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旗帜,让这种超越时代的低碳思想,跨越千年,流芳百世。
漫漫西行路,唐僧师徒组成的“和谐”社会,把吴承恩的和谐社会思想贯穿始终。可惜的是,在封建专制的年代,“和谐”社会形态少有生根发芽的土壤。所以,“和谐”社会只能飘悠在西天取经的路途中,成为一个移动的理想社会雏形,让人们反复咀嚼,世代传颂!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