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两字意味深长，含义丰富，且源远流长。从《尚书》、《周礼》到《说文解字》，“和谐”的本意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引申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
陶渊明曾经描述过一个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得的和谐社会。但分析本质，那只不过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狭隘的、拒绝外在文明的社会形态，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理想状态下的和谐社会是一个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有序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和谐相处的社会，具有动态、开放、富裕、文明、发展等多元性社会特征。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塑造的唐僧师徒四人，互敬互爱，平等相待，努力向前，最终取经成功，修成正果……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和谐社会缩影，为我们提供了相对明晰的和谐图景，其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
唐僧师徒构建的“和谐”小社会，首先表现在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上。孙悟空，顶尖武林高手，适合保镖角色。让他来挑担子或管伙食，那就是大材小用。猪八戒有两大特长，贪食好色，和尚的身份局限了他的好色，他的兴趣就只能放在吃上，适合搞后勤。沙僧，有一身傻劲，打架不及孙悟空，口才不及猪八戒，后台不如唐僧，只能卖点苦力了。看他的兵器，两头有勾，挑东西两头不滑，很适合做扁担，一个古代版的“棒棒”。唐僧，惟一的本事就是念经，既不能降妖也不能除怪。四人中，他最弱势，但他的信念最坚定，所以观世音给他最高的政治地位。让他做了取经集团的领导。根据各自的特长，合理的分工，充分调动了各自的潜能，做到了生产力的和谐。
唐僧师徒相处融洽，体现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师徒之间几乎没有地位的差别，相互插科打诨，其乐融融。孙悟空与唐僧之间的关系，随着了解的日渐深入，师徒俩感情日增，情同父子。猪八戒虽然总是被悟空叫呆子，但是对悟空还是怀着敬意，心悦诚服地叫着猴哥，甚至比沙僧都叫得亲切。沙僧是忠厚人，和谁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这里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坑蒙拐骗。很显然，这是一个生产关系和谐的团体。
管理的民主化。西行路上，话语权被开放，谁都有说话的权利，谁都可能在特定的场合下决断大事，只要言之有理，均有被采纳的可能。唐僧作为最高长官，却没有世俗中那种不可动摇的话语权，不独裁，不专政，谦虚低调。当各抒己见后，判断谁说得有道理就采纳谁的意见。唐僧师徒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管理，构建了上层建筑的和谐。
对不和谐元素的规避。唐僧自长安出发，几乎没有带什么盘缠，一路化缘，不收受富豪人家的馈赠，目的在于消除隐患，规避矛盾。如果师徒四人有一笔财富，利益分配的敏感问题就会高悬每个成员头顶，师徒四人还能专心致志、携手共进地取经吗？至少贪财的猪八戒不会无动于衷，于是引发事端，滋生矛盾。还有，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间的、魔道的、天界的美媚们想与师徒一道去西天取经朝圣。这些活色生香的尤物，若真带上一个两个，四个男人，争风吃醋就在所难免。八戒最不是盏省油的灯，新的矛盾又会出现。唐僧一开始就铲除了矛盾滋生的土壤，实行“零”供给，当然只能是“零”分配，不患不均，这是分配制度的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唐僧师徒，是典型的人与兽的组合。唐僧是人，沙僧的身份有待考证。孙悟空和猪八戒，是铁板钉钉的禽兽，一只猴子，一头猪，是家禽和野兽的搭配。西行路上，唐僧师徒们纠正了无数诧异的眼光，标榜着人与禽兽和谐相处的事实。除了表现对动物宠爱有加，唐僧师徒对植物也关怀备至，打坏了人参果树，千方百计地设法修复。火焰山给百姓带来疾苦，就借芭蕉扇灭火，改变了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恢复了生态。一路上师徒四人弘扬着众生平等的理念，高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旗帜，让这种超越时代的低碳思想，跨越千年，流芳百世。
漫漫西行路，唐僧师徒组成的“和谐”社会，把吴承恩的和谐社会思想贯穿始终。可惜的是，在封建专制的年代，“和谐”社会形态少有生根发芽的土壤。所以，“和谐”社会只能飘悠在西天取经的路途中，成为一个移动的理想社会雏形，让人们反复咀嚼，世代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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