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神和老克勒主义

 

朱大可/文

上海媒体最近一直在大肆谈论“上海精神”。上海开埠虽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但真正有点精神的，大约也就一百来年的光景，而这个精神能够放点光彩的，大约也就数十年世间。“老克勒”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成了“上海精神”的核心。这个语词，源于洋泾浜英语“老 color”,用以形容有光彩、腔调和气派的租界男人。

老克勒是这样一种人，即使在最贫困的时候，也要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洁油亮的发型、熨得笔挺的条纹西服和腿管很细的裤子、领子洁白的衬衫、纤毫不染的锃亮的尖头皮鞋，一把永不离手的阳伞（它的柄部拥有一个弯头，可以替代西式手杖的功能），说一点洋泾浜的英语（考究的老克勒还讲究发音是典雅的牛津腔还是下三滥的美国水手腔，并为此分出不同等级的圈子），姿态优雅，举止造作，如此等等。49年后，老克勒用劣质的咖啡茶代替南美咖啡，从无产阶级化的平庸中创造着生活的无尽情趣。老克勒就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

 

老克勒的对打扮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对生活情趣的执著追求，是一种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国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对金钱的渴望。它只是一种对西方（主要是英国近代绅士的）品位、格调、情趣和体面生活方式的极度膜拜而已。他们是自己的生活教义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学的牢笼里，并且为之奉献出了全部生命。

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物资严重匮乏的红色年代，老克勒甚至能够从困境中创造出情趣的奇迹。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们也顽强地保持体面和尊严。北京红卫兵是率先对老克勒发难的群体。他们在上海街头看见了这些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怪物，勃然大怒起来，决计要从工人阶级的上海消灭掉这些资产阶级异己份子。老克勒们受到了罕见的羞辱，他们的装束被剥夺，头发被剃成阴阳式，接受了群众的暴力批斗。但在经历了短暂的苦难之后，老克勒又死灰复燃，重新焕发出反革命的青春。

 

唯一能够打败老克勒的是岁月。当年的老克勒如今已经死去或者严重地老去。著名的老克勒代表徐元章，在捍卫他的宝庆路3号花园老宅未遂之后，已经溘然谢世，而由他倡导的周末舞会，也早就偃旗息鼓。新生的小资和中产虽然掌握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却尚未掌握老克勒的信念。他们看起来似乎只在老克勒的外围打转，为殖民地的历史陈迹而激动不已。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耐人寻味的语义转换——一种极度的英国绅士精神崇拜，正在变成对上海殖民地时代的不倦缅怀。那是上海唯一的文化黄金时代，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它所提供的避难所式的自由空间，把现代文学、电影、戏剧、出版、新闻和教育都推向高潮，塑造了二十世纪第二个文化奇迹，二战爆发以后，这种奇迹再也没有重现。对于大多数“老克勒”推崇者而言，这种缅怀，与其说是在哀悼一个濒死的群体，不如说是一场针对现实的委婉抗议。（原载《东方早报》，微信发表时有所改动）

本文配图皆为陈逸飞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