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想制造一个“庶人不议”的社会环境。《论语》曾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过来推论,“庶人不议”似乎就能让民众感到“天下有道”了。只是这些人使用的手段往往非常不堪。靠管制与牢狱来制造一个“庶人不议”的社会,不知孔老夫子知道了,会作怎样的评价。
对“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一句,康有为有趣,注解《论语》时,硬是删去了一个“不”字,认为天下有道,庶人也要“议”,这里的“议”指的是西方议会制。于是在康有为笔下,孔子便成了倡导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者。
康有为
至少在汉代,孔子还被看作一个伟大的社会批判者。从《史记》司马迁的自序中可以看出,他用了大段的笔墨来说孔子为何作《春秋》。司马迁认为《春秋》可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他把《春秋》看作有史以来最为系统的一部社会批判之书。从司马迁的这个认识能发现,汉代的学者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对他们来说“贬天子”才是真正需要学者去做的事。
司马迁论《春秋》,有一句评语至关重要:“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在《春秋》中,被弑杀的君王有三十六人,遭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其中蕴藏的春秋大义,无疑值得历代执政者借鉴。司马迁引用《易传》中的话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弑来杀去,都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情绪,并非偶然。所以司马迁认为,无论“有国者”,还是“为人臣者”,都不能不读《春秋》。
所谓读《春秋》,就是要读出《春秋》中的社会批判意识。到宋儒复兴,范仲淹、王安石等儒者依然有“以天下为自任”的意识,即使为官,也保持着一个学者独立的人格,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批判者与文化价值的维护者。
今天大陆很多学者的行为,很容易让人想到清代文字狱罗网强大时的情形,儒学家们似乎大多丧失了审视历史和现实的勇气,思想异端与社会批判者也明显少了许多。一些大师级的学者,都拖着小辫子钻进古纸堆,搞起了繁琐而无用的考据。这种“学术”方式倒是与今天的学界有几分相似。思想与精神死了,只剩下空洞的“学术”在作无用的呻吟。连诗人们也愿“醉入花丛宿”,作莺歌燕舞的歌颂者,即使有梁鸿《五噫歌》这样针砭时弊的作品,也极难传播到民众中去。
孔子说“庶人不议”的言下之意是,天下无道之时,庶民自然会议论纷纷。但他肯定没想到的是,“庶人不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让庶人议。那个年代控制言论的手段显然要拙劣多了。
孔子
写到这里,我想起民国《自由谈》编辑启事中的一句名言:“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鲁迅当年对那些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很不以为然,于是鲁迅便开始了“准风月谈”。而鲁迅想到的风月,却首先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所以鲁迅谈风月,还是谈出了乱子,别人以为他是要主张“杀人放火”,其实鲁迅无非是想谈谈国事而已。
如今 “风月文豪”是越来越来多了,而大多数学者连“准风月”,也不大敢谈了。无论月黑杀人也好,风高放火也罢,只要与他们的学术与科研经费没有关联,他们往往装作视若无睹。至于像嵇康那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或像谭嗣同就义前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豪迈之言的学者,看来更是不大会有的。
庶人不议了,风月文豪也满地都是,“准风月”的事在民间却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