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缡。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渔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获乎。乃作怀沙之赋，於是怀石投汩罗而死。”
这段文字何其舒展而自如，所包含的人生哲理更是何等的丰泽而深刻!
司马迁文字的活跃动力使每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十分迷恋，屈原之死更是深深震撼了每一个热血青年的心灵。然而，当年曾使我最感奇异的还是屈原和渔父的对话中所表现的两种迥(炯)然不同的人生观。对此，我曾一直思索了几十年，却无从判别其高下优劣而取舍。后来，经过了多次时代的大变化，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小故事，走了很多的路，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欺骗、愚弄和出卖，人也渐渐地老了，也就渐渐地感到豁然了。
现在回顾起来，青年时代是倾向于屈原的人生观;中年时代则觉得两者皆有正确合理的成分，具体到每一个人的选择则完全因人而异，在那个位置上，有一定的舞台的人应该选择屈原，不在其位的人选择渔父也无妨;到了老年则更倾向于渔父，觉得渔父的生活态度更适合于绝大多数人。
屈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舍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诚为中华民族之旌旗，不知养育了后世多少仁人志士，他的名字永垂千古。
而渔父者，何许人也?一介草民矣，诚不知何方人氏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皆在五月初五设端午节，投粽赛舟，以悼屈原，又何曾有人去考证、纪念过渔父呢?渔父的姓名是永远湮没在芸芸众生和历史的长河之中。其实，他更可能是司马迁先生为了表达另一种人生观而随手拈来的子虚乌有的先生罢了。
屈原是学富五车，行为高洁，志向恢宏的人，他完全自觉地心系天下，以国家为已任，一心要改造社会，挽救这病入膏肓的国家。其实在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的教育，并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甚至很多人也不喜欢他这样做，但他就是要这样做。渔父则没有这种志向，甚至连任何理想都是没有的。他笑傲江湖、放野山林，随波逐流而不觉之愁苦，哺糟啜漓而不感之贫贱。他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个生物，且又回归自然，融于自然之中了。
然而在谈到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方面，“无学问”的渔父似乎也并不逊于“有学问”的屈原，他们几乎是同一数量级的，能够对等地展开讨论人生之义。屈原说出来的观点，渔父均能予以反驳，屈原所表现的执着的人生态度，渔父也能讲出道理予以规劝。
屈原是从他的丰富的社会实践中认识到举世混浊，众人皆醉的社会颓唐腐烂之极的形势，而且这个腐烂的形势还没有走到谷底，还将继续地腐烂下去，国破家亡的可怕前景已经隆隆地越过地平线了，屈原看见了，也看清了。他奋斗过，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地苦斗过，企图力挽狂澜于当前。但是他失败了，失败得是那么的惨烈，那么的彻底，再也没有留给他一丁点儿的机会，再也没有留给他一丁点儿的舞台，也没有再留给他一丁点儿的希望。他被他曾经无限热爱、无限忠于，并寄托了无限希望的怀王和南后赶了出来，弃之敝帚，无家可归，无枝可依。他只感到他的一生实在是没有一丁点儿的成就，只感到层层的乌云前呼后拥地压了过来，压得他窒息，他是永不见光明的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他无限热爱的祖国是无可挽回地沉亡了，于是他自杀了。他的死实在也没有什么抗议的成分，也没有想以自己的一死来唤醒楚国的君王臣民目的，他并没有在绝命书中喊“楚怀王万岁!楚国万岁!”也没有想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的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明白的”，没有想过纠正平反、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他的死只是绝望、悲愤、凄苦到极点的一种摆脱。
历史上也没有披露屈原有没有妻儿老小，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也仅有一个女弟子婵娟跟着他，他仿佛是从石头缝里崩出来似的，在人世间没有亲情牵念。屈原更没有想到要流名百世、流芳千古。他怀石投江，只是想借助石头的重力，让他的身体永沉于汩罗这黑暗的江底，永也再不回这混浊的世界，永也不想再见到那些无耻的圣君、妖后和佞臣，那些丑恶的男人和女人们，也很可能包括那些他既爱又恨、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芸芸众生。
而渔父在对社会和人生认识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么复杂的履历，也就没有过什么痛苦和失望的经历，甚至连欢乐也是没有的，有的只是自得。自得是淡的快乐，自得是真的飘逸，自得是渔父人生的唯一境界及全部境界。也许他是从那自幼生长的小渔村就已开始感受社会了，当他驾着一叶扁舟，追波逐浪，捕鱼捉虾，眯细着眼，随心所欲地哼着山歌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到这个社会和人生的了。
渔夫的认识虽不系统，但却清楚;虽不强烈，但却深刻。对外界的事情，听则听矣，一笑而之。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并不想知道为什么是这么回事。他对社会的认识仅仅是局外人的观感而已。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山野之人，也许连国家的概念也是没有的，也就无从谈什么爱国。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改造这个社会，要挽救这个危局，更没有为此而努力过，因此没有努力而失败的痛苦，也没有希望而失望的绝望。他是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的。他说的话：“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也就是随遇而安，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意思。他的人生没有什么价值，也从不追求什么价值，没有什么自我价值的自我实现。渔父将这种意思标榜是圣人的思想，并以此来开导痛彻心肺的屈原。
如果渔父的思想真能称作为圣人的思想的话，那么屈原的思想则是一个仁人志士的思想。渔父和屈原的思想与行为，究竟何者可取?可能一万年也说不清楚的。
唯一的办法是因人而异。身当其冲，无论是主动的也好，无意的也好，已经卷入到历史潮流之中了，当然要有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奋身一搏的责任和勇气。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样的思想任何时候都是没有错的。不在其位呢，当然不谋其政，忧国忧民干啥?像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还是采取渔父的态度为好。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外面的男男女女都在干些什么?管它娘的，与我何涉。孔子云：“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正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达者，数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