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冰
三衢道中 曾几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
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曾几(1085–1166)字吉甫、志甫，号茶山居士，谥号文清。其先赣州(今江西赣县)人，徙居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其父曾准，刻苦好学，才华横溢，与理学家周敦颐为友，曾任集庆军节度推官，蓝田知县。曾几长兄弼、次兄懋、三兄开，均为进士出身，才德闻名。父兄对其影响颇大。宋徽宗年间（１１０１—１１２５），因兄曾弼任湖北提举学事时落水遇难，曾几被朝廷抚恤而授职将仕郎。宋大观元年（１１０７），特铨试５００人，曾几获第一，赐进士出身，升国子学正兼钦慈皇后宅教授。后历任淮东、湖北茶盐公事，福建、广西转运判官，江西、浙西提点刑狱。宋绍兴八年（１１３８）因与兄曾开力主抗金，被秦桧排斥，乃辞职寓居上饶茶山寺。秦桧死后，出任台州知州等职，后官至敷文阁待制。以老请谢，提举洪州玉隆观。孝宗隆兴二年(1164)以左通议大夫致仕。乾道二年（1166）卒，年八十二，谥文清。
曾几为官善理财，清廉刚正，不畏强暴，被时人誉为清官。三次在岭南任官职，家无南物；任浙西提点刑狱时，处死刁吏张镐，百姓称快。浙江黄岩县令受贿，被两小吏抓获把柄，县令将两小吏关入监狱害死。曾几追查此事，有人告之县令是当今沈丞相门下客。对此，曾几毫无顾忌，速审此案，惩治县令。任应天府少尹时，有宦官前来索取钱财，府尹曲意逢迎，曾几力劝不可，宦官终未达目的。叛臣张邦昌死后，朝廷有旨每月赐给张家十万钱。曾几时任广东漕运司使，上疏停赐，朝廷准奏，从此取消张家抚金。
曾几学识渊博，勤于政事。曾几在宋代诗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因其创作的丰厚，更因其对江西诗派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为后世所称道。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中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均师从曾几，尤为陆游所敬重。陆游替他作《墓志铭》，称他“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后人将其归入江西诗派亦可谓名至实归。曾几的贡献就在于他学江西诗派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将禅宗的 “活法”和“悟入”引入创作，为江西诗派摆脱生新瘦硬、沉于典故之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开一代诗风之先。其特点是清新，恬淡，雅洁。讲究用字炼句，作诗不用奇字、僻韵，风格活泼流动，咏物重神似。五、七言律诗讲究对仗自然，气韵疏畅。古体如《赠空上人》，近体诗如《南山除夜》等，均见功力。从诗歌题材上说有爱国诗，有悯农诗，有写景状物的山野情趣诗，还有交游、评述诗。形式上以七律和绝句为主。曾几以其丰厚的诗歌刨作实绩开创了一代诗风，影响了一代诗人，也因此奠定了其在宋代诗歌史匕的重要地位。
所著《易释象》及文集已佚。《四库全书》有《茶山集》8卷，辑自《永乐大典》。
曾几的祖居江西赣县有“文清路”，为时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蒋经国在抗日期间以曾几的谥号所命名。 “文革”时期，该路改名为东方红大道，１９７９年恢复“文清路”原。现有“曾几纪念馆”
赣县“文清路”曾几纪念馆
中国文学史上，南宋有四位所谓“中兴四大诗人”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曾几、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而这四位诗人中的三位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皆是曾几的学生，尤其可见曾几在南宋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曾几的文学功绩在于他是宋代诗歌最著名的流派“江西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又不囿于江西派的成规，能 “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在曾几之前，江西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吕本中曾经提出“活法”一说，以改变黄庭坚、陈师道等江西派祖宗诗法的日益定型化。曾几则在吕本中“活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禅宗的“悟入”引入创作，将吕氏的“流转圆美”发展为“清新，恬淡，雅洁”彻底摒除江西诗派生新瘦硬、沉于典故的弊端。它的诗作无论是悯农诗、应酬诗，还是谈禅诗、咏物诗，皆流露出一种不急不躁、优游不迫的情态，没有高蹈扬厉的风格，没有壮怀激烈的言辞。一切都是淡淡的、清新的、活泼流转的。整个《茶山集》，正如南宋赵庚夫所评论的，“新如月出初三夜，淡如汤煎第一泉”（《江湖后集》卷八）。他的一些写景小诗更是活泼轻快。如《道中遇雨》“客子祈晴意未公，林问布谷劝春农。雨师若有分风手，留取车轮一路通”。语言平易近于口语，诗句活泼近于民歌，呈现出有别于江西派瘦硬古拗的一种轻快流畅、自然平易的新鲜诗风。这首《三衢道中》更是如此：
三衢，山名，在今浙江省三衢道中衢县境内。这首诗是他在浙西提刑官任上所作。这是一首纪行诗，写诗人行于三衢道中所见的初夏时宁静的景色和诗人山行时轻松愉快的心情。
首句点明季候天气，一方面强调今年黄梅季节天气的特殊，另一面则以天气的晴好为下文写旅途风物作铺垫。首句以“晴”字设色，先给所见之景打上明丽清新的底色事实上，江南四、五月，梅子黄熟之时，是个多雨的季节，所谓“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所谓“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赵师秀《约客》），这是诗人笔下黄梅季节的常态。贺铸、赵师秀也是宋人，也是浙江人。但曾几却和同是宋代又同一地域的诗人不同，笔下的黄梅季节不是“家家雨”而是“日日晴。黄梅季节难得有这样“日日晴”的好天气，因此诗人的心情自然也为之一爽，精神为之一振。所以起句就为全诗定下了明朗、清新的基调，游兴也就愈浓了。第二句写诗人乘轻舟泛溪而行，溪尽而兴不尽，于是舍舟登岸，山路步行。“小溪泛尽却山行”，在环境描写和人物行动的交代中点明了诗题——三衢道中。水尽山来，诗人用“尽”和“却”字转折勾连，把诗人由水转陆时的新鲜喜悦细微隐约的表现出来了。其中的韵味，与他的学生陆游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西山村》）相近。也容易使人想起陶渊明的“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桃花源记》）那种忘形之态。
三四句紧承“山行”，写绿树荫浓，爽静宜人，更有黄鹂啼鸣，幽韵悦耳，渲染出诗人舒畅愉悦的情怀。第三句写游山归来的路上，绿阴那美好的景象仍然不减登山时的浓郁。“来时路”将此行悄然过渡到归程。“不减”是指归程和来时的景色一致，以求与首句中的“晴”色协调一致，但“添得”二字则是二者的差别，意味着归程更为有趣。那黄鹂的鸣叫声，为三衢山道中增添了无穷的生机和意趣。当然也在暗示归来时游兴不减，甚至比去时更浓，故能注意到归途有黄鹂助兴。而黄鹂的鸣叫，更衬得山的幽深、寂静，这也是南朝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以动衬静手法。由此可见出此作构思之机巧、剪裁之精当。显得全诗明快自然，极富有生活韵味。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宁静氛围的追求在这首诗中的表达，是极其微妙、不露痕迹的。宁静意境的呈现，似乎是诗人在不经意中产生的客观效果。它不像有些以声写静或以动写静的诗，让人“一目了然”，如唐代诗人方干的《山中言事》：“隔岸鸡鸣春耨去，邻家犬吠夜渔归”，或是宋代诗僧惠崇的“惊蝉移别柳，斗雀坠闲庭”（见《冷斋夜话》）而曾几则在不经意中产生看似平淡无奇，读来却更耐人寻味。
另外，“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两句，也是对前人诗句的化用。就像作者对江西派一样，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化出新意。就以黄鹂鸣春而言，也许可以追溯到江西派尊奉的始祖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西派“三宗”之一的黄庭坚亦有“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清平乐·春归何处》）。与此诗手法更近的还有另一位“苏门四学士”秦观的《好处近·梦中作》“春路花添雨，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从置词和设意上看，曾几受这位黄庭坚的好友，也是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这首《好处近·梦中作》的影响更大。
这首诗值得玩味的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诗中空间构造办法是由远及近。诗人写的景致中有溪边景色也有山中景色，但立足点则是在山行的归途中，也就是说是“现在时”，而不是“过去时”或“将来时” ，了解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对诗意的准确把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诗一百首》，把诗的三、四两句解释为“绿树荫还像来时一样浓，只是添得了四五声黄鹂的叫声”，这就把“过去时”的去时之路景色，与“现在时”归来路上的景色等量齐观了。实际上，诗人要表达的言外之意是：山行比溪行景色更美，归时比去时兴致更浓！
剑门道中遇微雨 陆游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
陆游出生于名门望族、江南藏书世家。高祖陆轸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祖父陆佃，师从王安石，精通经学，官至尚书右丞，所著《春秋后传》、《尔雅新义》等是陆氏家学的重要要典籍。父亲陆宰，通诗文、有节操，北宋末年出仕，南渡后，因主张抗金受主和派排挤，遂居家不仕；陆游的母亲唐氏是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亦出身名门。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十七日，陆宰奉诏入朝，由水路进京，于淮河舟上喜得第三子，取名陆游。同年冬，金兵南下，并于靖康二年（1127年）攻破汴京（今开封），北宋灭亡（靖康之耻），陆宰携家眷逃回老家山阴。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率臣僚南逃，陆宰改奔东阳，家境才开始逐步安定下来，时陆游年仅四岁陆游出生于两宋之交，成长在偏安的南宋，民族的矛盾、国家的不幸、家庭的流离，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陆游自幼聪慧过人，先后师从毛德昭、韩有功、陆彦远、曾几等人。十二岁即能为诗作文，因长辈有功，以恩荫被授予登仕郎之职。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陆游进京临安（今杭州）参加锁厅考试（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的进士考试），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取为第一，因秦桧的孙子秦埙位居陆游名下，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次年（1154），陆游参加礼部考试，秦桧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从此陆游被秦桧嫉恨，仕途不畅。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秦桧病逝，陆游初入仕途。宋孝宗即位后，赐进士出身，历任福州宁德县主簿、敕令所删定官、隆兴府通判等职，因坚持抗金，屡遭主和派排斥。乾道七年（1171年），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投身军旅，任职于南郑幕府。次年，幕府解散，陆游奉诏入蜀，与范成大相知。宋光宗继位后，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不久即因“嘲咏风月”罢官归居故里。嘉泰二年（1202），宋宁宗诏陆游入京，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官至宝章阁待制。书成后，陆游长期蛰居山阴，嘉定二年（1210）与世长辞，留绝笔《示儿》一诗。
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存世有九千三百余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46岁入蜀以前，偏于文字形式；入蜀到64岁罢官东归，是其诗歌创作的成熟期，也是诗风大变的时期，由早年专以“藻绘”为工变为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充满战斗气息及爱国激情；晚年蛰居故乡山阴后，诗风趋向质朴而沉实，表现出一种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味，并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陆游的诗歌涵盖面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南宋前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坚持抗金，讨伐投降派、描写田园风光、日常生活和爱情诗几个方面。其中以坚持抗金、反对投降派，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诗篇成就最高。他坦率直言“和亲自古非长策”，“ 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并揭露“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其《关山月》、《书愤》、《十四日夜风雨大作》等诗篇抒发慷慨激昂的报国热情和壮志未酬的悲愤，以其鲜明的战斗性、针对性，鼓舞了人们的抗金的斗志，得到志士仁人的推许。其绝笔诗《示儿》更是以悲怆的爱国激情感动了无数后人。
在艺术风格上，兼具现实主义特点，又有浪漫主义作风。陆游性格豪放，胸怀壮志，在诗歌风格上追求雄浑豪健而鄙弃纤巧细弱 ，形成了气势奔放、境界壮阔的诗风。陆游把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壮志豪情都倾泻在诗中，常常凭借幻境、梦境来一吐胸中的壮怀英气，陆游的梦境、幻境诗 ，飘逸奔放，被誉为“小李白”。 然而对功名的热望和当权者的阻力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严酷的现实环境给诗人心灵压上了无法摆脱的重负，因而陆游又崇尚杜甫，关怀现实，主张诗歌“工夫在诗外” ，诗风又有近于杜甫的沉郁悲凉的一面。其诗歌语言平易晓畅，章法整饬谨严。陆游反对雕琢辞藻和追求奇险，其诗语言“清空一气，明白如话”。陆游重视锻炼字句，他的对偶，新奇、工整，而不落于雕章琢句之嫌。赵翼曾评陆诗“看似奔放实则谨严” ，刘克庄亦有“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之叹。陆游的七言古诗《长歌行》，笔力清壮顿挫，结构波澜迭起，寓恢宏雄放的气势于明朗晓畅的语言和整饬的句式之中，典型地体现出陆诗的个性风格，被后人推为陆诗的压卷之作。
陆游在南宋诗坛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南宋初年，虽然局势危急，但士气尚盛，诗坛风气也颇为振作；随着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士大夫渐趋消极，诗坛风气也变得萎靡不振，吟风弄月的题材走向和琐细卑弱的风格日益明显。陆游对这种情形痛心疾首，他高举起前代屈、贾、李、杜和本朝欧、苏及南渡诸人（吕本中、曾几等）的旗帜与之对抗，以高扬爱国主题的黄钟大吕振作诗风，对南宋后期诗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江湖诗派中的戴复古和刘克庄都师承陆游。到了宋末，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更使陆游的爱国精神深入人心。陆游的诗歌，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特别是清末以来，每当国势倾危时，人们往往怀念陆游的爱国主义精神，陆诗的爱国情怀也因此成为鼓舞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精神力量。陆游写山水景物和书斋生活的诗篇，因描写细腻生动、语言清新优美，也颇受明、清诗人的喜爱。陆诗中对仗工丽的联句常被用作书斋或亭台的楹联，也说明陆游的这一类诗篇在后代拥有广大的读者。当代和后辈学者对陆游诗作多有推崇，如：朱熹“放翁老笔尤健，在当今推为第一流”；杨万里：“君诗如精金，入手知价重”；叶绍翁：“（陆游）天资慷慨，喜任侠，常以踞鞍草檄自任，且好结中原豪杰以灭敌。自商贾、仙释、诗人、剑客，无不徧交游。宦剑南，作为歌诗，皆寄意恢复”；刘克庄：“《三百篇》寂寂久，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
与其诗相比，陆游词数量并不多，存世共约一百四十余首。陆游词风格多样，有不少词写得清丽缠绵，真挚动人，与宋词中的婉约派比较接近；而有些词常常抒发着深沉的人生感受，或寄寓着高超的襟怀，或寓意深刻，又和苏轼比较接近。最能体现陆游的身世经历和个性特色的，是慷慨雄浑、荡漾着爱国激情的词作，风格与辛弃疾比较接近。但陆游才气超然，并曾身历西北前线，因此，陆游也创造出了稼轩词所没有的另一种艺术境界。陆游词的主要内容是书写爱国情怀，抒发壮志未酬的幽愤，其词境的特点是将理想化成梦境而与现实的悲凉构成强烈的对比，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卜算子·咏梅》皆是其代表之作。爱情词《钗头凤·红酥手》一词，节奏急促，声情凄紧，先后两次感叹，荡气回肠，凄婉动人。但陆游词亦因风格多样而未能熔炼成独特的个性，有集众家之长、“而皆不能造其极”之憾。
陆游在散文上颇有造诣，兼善众体，构思奇巧，文笔精纯。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同时也如在诗中一样，不时地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陆游还有一些别具风格的散文，书写乡居生活之状，淡雅隽永。陆游的《入蜀记》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内容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证、诗文评论、小说故事等应有尽有，形式灵活，长短不拘、文字颇简练；尤其过三峡的一部分，多有对自然风光、名胜古迹的历史人物的描述和品评，字里行间浸透着爱国之情，又饶有趣味。随笔式散文《老学庵笔记》，笔墨虽简而内容甚丰，所记多系轶闻，颇有史料价值，是南宋笔记的精品。同时，陆游还善于四六，文集中有不少四六文精品，如陆游的《祭雷池神文》语言浅切而气势雄放，与其诗风颇近。
陆游还具有史才，陆游的史学成就，主要不在三作史官时所修的《两朝实录》和《三朝史》，而在于他私撰的《南唐书》。南宋时期，记述南唐历史的史籍有薛居正领导史馆所修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等共计11个版本，陆游遍取诸本，按本纪、列传，编为《南唐书》十八卷陆游编撰《南唐书》的目的在于借古鉴今，为南宋王朝树一面历史的镜子。在本纪中，陆游肯定南唐烈祖李昪为“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孙（李恪）”，纠正了以中原五代为正朔的观念，并在书中多次使用“帝”、“我”等词语，借记述南唐国君治国、治民及用兵之法，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感。
陆游一生创作颇丰，据汲古阁所刻《陆放翁全集》，计有《渭南文集》50卷（其中包括《入蜀记》6卷，词2卷）；《剑南诗稿》85卷（其中有古近体诗9138首）；《放翁遗稿》3卷；《南唐书》18卷；《老学庵笔记》10卷；《家世旧闻》8则；《斋居纪事》36则。另有《续笔记》2卷、《高宗圣政草》 1卷、《陆氏续集验方》 2卷、《感知录》 1卷、《清尊录》 1卷、《绪训》 1卷、《放翁家训》等。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剑门道中遇微雨》作于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冬。这年王炎以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身份出任四川宣抚使，领兵驻扎于抗金前线的南郑。王炎是当时主战派的领袖人物，军事、政治上都颇具才干。所以一到四川就积极筹划收复大业。不但积极训练士卒、收集情报。而且多方网罗抗金人才。把陆游从夔州通判任上调到宣抚司干办公事，参预军事机密。使这位一直以北伐为己任的诗人第一次有机会在前线施展自己的才干，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有机会亲临前线。陆游在南郑除了为王炎出谋划策、干办公务外。半年之内西到仙人原、两当县，北到黄花驿、金牛驿，南到飞石铺、桔柏渡。或身着戎装防守要塞，或雪夜轻骑、侦察敌情。还参加过强渡渭水和大散关遭遇战。南郑戎幕是陆游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也给诗人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后来陆游把自己一生的诗歌结集定名为《剑南诗稿》，文集定名为《渭南文集》，就是为了纪念这段难忘的岁月。他在诗词中也多次回忆这段岁月，如“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年少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诉衷情》）。但好景不长，同年九月，王炎即调回中央，幕府解散，陆游也被调回成都任安抚司参议官。想着已经准备就绪的出兵计划又要从此搁置，将要实现的壮志由付诸东流，诗人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于是就在返回成都的剑门道上写下这首七绝
剑门，是从南郑返回成都道上一座关隘，又称“剑门关”，位于川陕交界的大剑山下。据《大清一统志》“大剑山在剑州北二十五里。其山削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又名剑门山”。剑门关背靠大剑山，前临陕西关中，是川陕间唯一狭窄通道，形势十分险要。上有西晋张载《剑阁铭》立碑其上，云：“是曰剑阁，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勿居”。从前线归来的陆游到此军事要冲，自然更深感慨，所以把诗题定为《剑门道中遇微雨》。这首诗在宋人绝句乃至中国诗歌史上地位都是蛮高的。清代的同光体代表作家陈衍曾把它评为宋人绝句中的极品（《石遗室诗话》）。我以为，这首绝句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用简练明快的笔法，自问自嘲的方式，塑造了一位内心异常痛苦但外表有随意放达的爱国诗人形象，并把他那千载之功毁于一旦的牢骚和懊丧，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忧愤和苦恼用一种含蓄深沉的方式表现出来。下面对此作一简析：
起首一句“衣上征尘杂酒痕”就准确而形象地描绘出这位爱国诗人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征尘”来自“铁马秋风大散关”的生活，也来自从南郑到剑门关一路上的长途跋涉。前者令人自豪，后者却令人沮丧。沮丧的结果，自然只能借酒浇愁了。诗人不明写借酒浇愁，而是点出衣上有酒痕，且于征尘夹杂，则更显得精神上的郁闷和心绪的颓唐。为何郁闷和颓唐？按说，这次是调回成都府路安抚使司任参议官，成都则是南宋时首都临安（杭州）之外最繁华的城市，自然比南郑前线“寝饭鞍马间”（《忆昔》）的战斗生活要生活安定优裕得多，且不说更无死亡的威胁。更何况，这次是任成都府路安抚使的范成大邀请他去任职的。范成大是陆游志同道合当时诗友，也是“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在他帐下，必受到优容和款待。事实上、陆游回成都后更加颓唐，整日饮酒，不理庶务，被同僚讥为“狂放”，陆游干脆自号“放翁”，陆放翁即由此而来。有司报告安抚使范成大，范一笑了之，并不加责。因为这个诗友同道深深了解陆游内心的痛苦和借酒浇愁的原因所在。就像他在成都最后送别范成大诗中所表白的那样：“此平生嗜酒不为味，聊欲醉中遗万事。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送范舍人还朝》）嗜酒并不是贪杯，而是未了忘却万事。而万事之中自然又数国土沦亡为最，即使如此，酒醒以后，还是“枕上屡挥忧国泪”。在《剑门道中遇微雨》虽然不是说得如此直接明白，但我们从“征尘杂酒痕”这一颓唐的形象中，完全可以体察出他那忧愤难平、借酒浇愁的内心世界。
第二句“远游无处不消魂”表面上看似写诗人的行踪：由陕入川，剑阁峥嵘，蜀水秀丽，诗人行经之处山川秀美，无不令人销魂夺魄。但实际中暗含无限的伤感和懊丧。这里包含两层意涵：一是诗人到南郑是去赞佐戎幕，矢志抗金，收复中原，了却平生所愿。现在一切落空，变成了个蜀道上的“游人”，这真叫人啼笑皆非，懊丧不已，所以诗人只好自我解嘲：“远游无处不消魂”。“销魂”在此是自嘲、喟叹，含有无可奈何的伤感，这与下句的“此身合是诗人未”诗同一种用法和意涵。有的注家把此解释为伤心惆怅，魄散魂消，似乎未能体察出诗人当时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这种别具一格的表达方式。二是题外之意：所到之处剑阁峥嵘，蜀水秀丽，山川秀美无不令人销魂夺魄。那么南郑以北的中原大地，那无数秀美山川已论入敌手，“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了。（张孝祥《六州歌头》）这层意蕴并非凭空猜测，诗人晚年有首回忆当年在梁州和四川一带游历的诗作，将这层意思说的很清楚，诗题叫《秋晚思梁益旧游》，其中写道：“三十年间行万里，不论南北怯登楼”。前句是写游离远，后句是抒发爱国之情。为何“怯登楼”？因为登楼远眺，就会看见被金人霸占的山河，就会因山河破碎而心碎。这与前面所选的戴复古《江阴浮远堂》中“最苦无人遮望眼，淮南极目是神州”是同一命意。
诗的一、二两句结构上也和别致。按顺序，应该是“远游无处不消魂”在前，“衣上征尘杂酒痕”在后。先叙远游之事，再写远游之人身上的征尘和酒痕。但诗人却先声夺人，先强调远游之人的郁闷和颓唐，再补叙远游之事。这样不但能更好地突出主题，也使起句突兀不平，文势顿起波澜。王维的《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杜甫的“素练霜风起，苍鹰画作殊”（《画鹰》）用的都是这种“逆起”之法。
如果说前两句时意在勾勒诗人形象、叙述诗人行径的话，那么后两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则是用自伤自嘲的方式来抒发诗人的感慨。诗人从骑驴着笔来倾吐心中的苦闷，也是有其渊源的，因为诗人与驴子有着不解之缘，大概因为诗人多不富有，驴子比马要贱一些。再者诗人多文弱，驴子行走比马慢，颠簸要小一些，可以边走边构思，如李贺骑驴觅句，贾岛骑驴赋诗，孟郊骑驴苦吟，孟浩然骑驴踏雪寻梅，李白骑驴趁醉游华阴，郑綮更有“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之说。晚唐诗僧贯休从杭州骑驴入蜀，写下了“千水千山得得来”的名句，作为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陆游，当然熟悉这些诗坛轶事，很自然由此产生联想，于是概叹道：“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诗人的桂冠当然令人羡慕，但在此没有自许之意，而是在自嘲和自伤。因为陆游的毕生壮志不是要当诗人而是要当烈士，去平定胡虏，收复山河：“岂其马上破贼手，吟诗长作寒蛩鸣”（《长歌行》）。写诗作赋，只是烈士“余事”，只是为了表达壮志、排遣忧思，所谓“寒灯夜永照耿耿，卧赋长句招羁魂”（《十月一日浮桥成以故事宴客凌云》）。陆游此刻的这种心态在他回成都后写的《夏夜大醉醒后有感》说的很明白。诗中写道：
欲倾天上河汉水，净洗关中胡虏尘。
那知一旦事大缪，骑驴剑阁霜毛新，
却将覆毡草檄手，小诗点缀西州春。
诗人一心想为国效命，收复中原。即使写文章，也是“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观大散关图有感》）。但命运却同他开了个大玩笑，让他“细雨骑驴入剑门”让他这位“覆毡草檄手”不是”铁马渡河”(《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而是去“小诗点缀西州春”，写点小诗作为巴蜀的点缀。这也算是“诗人”。由此看来，“此身合是诗人未”主要是自嘲自伤。虽是个问句，既不要求回答，也不需要别人首肯。只是借此设问把深沉的苦闷、无尽的懊丧含蓄地表现出来。清人杨大鹤说得好：“知放翁之不为诗人，乃可论放翁之诗”（《剑南诗钞序》）
现在来悬想一下诗中说描绘的诗人形象：在暮秋的寒风中，诗人骑着一头毛驴在南郑古道上踽踽独行。当经过剑阁时又下起了小雨，冷风夹着细雨，沾湿了诗人满是征尘杂酒痕的衣衫，也使诗人心中充满了寒意。功败垂成的懊丧，报国无门的苦闷，使他对细雨骑驴的诗人行径有种说不出的感伤。于是，他像摆脱烦恼似的摇摇头，用这种自嘲自伤的方式写下了这首被后人称为“宋人绝句极品”的诗章！
细雨骑驴入剑门 四川剑门关“细雨骑驴入剑门”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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