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之辨

 201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实施，是中医界的大幸事、大利好。1982年，把“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写入国家《宪法》；2003年出台了行政管理法规《中医药条例》；这一次从法律层面正式为其“正名”，这将掀开中医药发展新的一页，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西医之争，可追溯于1875年日本的“废止汉医”。日本文部省医务局官员赴欧美考察医事后订立条例，要求一切从医者必须通过“西洋七科”考试合格后，才能授予开业证书；原中医执业者可以免试，但不得授徒或开学校，但这等于让汉医无嗣自灭。那时我国留学东洋者居多，受其思潮影响颇深，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名流学者纷纷主张效仿东洋废止中医。之后百余年间，“废除中医”、“废医存药”的声音仍此起彼伏，尤其是本世纪初一些人以“科学”为名，企图给中医扣一顶“伪科学”帽子，而后置其于死地。

 

笔者以为，中西医之辨，首先要澄清两个错误的认知：一是西医很科学，二是中医能治病。

 

（一）

 

临床医学，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基本上都属于经验医学范畴。依托各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在诊断、治疗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其本身还是依靠医生的从医经验，例如对于同一张CT片子，经验不同的医生会有不同的结论。又如西医剖腹产，按照解剖原理横切利于肌肉再生，但是经验累积发现还是直切好，尽管他们未必知道横切会把经络切断、当然愈后不佳的道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医学是不属于科学范畴的。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个叫做“循证医学”的新概念流行起来，并把矛头直指经验医学，预言经验医学时代行将结束。他们认为真正的科学医学要讲究“证据”，只有经过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和统计学检验分析合格通过的，才是“科学”。这种“先贴标签再救人”的做法，漠视临床长期积累的经验，有违医者“治病救人”的初衷，难道是真正的临床医学?

 

        1993年到1996年，FDA批准上市的药物中有1.6%因安全问题被下架，1997至2000年，FDA批准的药物有5.3%被召回。这些药物难道不都是通过双盲试验的吗？台湾王唯工教授用仪器测得，一些西药服用后，细胞因缺氧而导致麻木、甚至死亡，才产生了症状减缓或消失的假象，看来所谓“科学”的双盲试验也很不靠谱！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一大堆，医生却无法确诊。结果是搭上很多时间、花了不少钱，但依然带着一身不适离开，何故？这是医学统计造成的缘故。首先，检验指标是针对大多数人群统计分析的结果，由于个体差异，你可能已经病了，但还没达到西医给出的病的指标值，于是你“被”没病了；其次，人体达到病的指标是个渐进的过程，显然在这进程中你已经出现了问题，因未达标故不能称之为“病”；再者，一些检查指标与病的关联度并不高，为了显示科学的进步，已急不可待地应用于临床，即使查出某项指标很高，也只能说你“大概、可能、也许”得了某个病，事实上是无法确诊的；最后，一些检查本身也并不科学，如验血，说你血红蛋白偏低，这只代表所抽的这罐血里含量偏少，因为人身体里血液总量是与你的饮食、睡眠、情绪等因素相关而不断变化的，就像在两个容积相同的量杯里放入等量的糖，然后一个杯子加满水，另一个加一半，我们从中各抽20cc，显然满杯的糖浓度偏低，但我们不能说这两个杯子的糖含量是不一样的。

 

西医的科学性，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而这恰恰是西医最不科学的地方。所谓还原论，未来学家托夫勒说得很形象：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部分。说它不科学，是因为这种方法适用于线性问题的研究，如机械，但不适用于非线性的高复杂度问题，如生物体。2000年《自然·医学》杂志发表题为“正在转向中的生物医学研究”编辑部文章，文中说到：“还原论生物学研究除了最简单的问题以外，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正是这一方向性的错误，使西方临床医学的未来越走越看不到希望。

 

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如，IL-2是一种免疫细胞活化后产生的细胞因子，纯化的IL-2在体外可以刺激T淋巴细胞生长，但实验结果在体内却具有促进T细胞凋亡的完全背离功能，这就说明系统的任何一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后，它就不再处于原先的状态，其功能与在系统中的实际功能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是还原论的局限。又如，器官移植会产生机体排异，为了减缓这一现象，医生给患者大量服用抗排异药，实际上是最大限度降低患者免疫功能，这种把人体作为机器，舍本求末的方法将导致医生只专注于局部病症的解决，而不顾整体性的问题，甚至有人被治死但“手术很成功”之说——这是还原论的异化。再如，现代医学研究从器官到组织、而后细胞、再到分子、直至基因，完全忽视人类作为进化而来的地球上的最高级动物这一事实，人吃的药要小白鼠点头，人生的病要追溯到生命的起源——这是还原论的偏执！

 

西医，离所谓的“科学”越近，将离真正的人类越远。

 

（二）

 

中医药本身并不治病，她始终强调：一是天人相应，人要顺应大自然的变化才能不生病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二是人体有自我修复能力，把不顺畅、不平衡的因素解除，病就会自愈。就连扁鹊这么厉害的神医，也不认为自己有多大本事。《史记·扁鹊传》中所记载：一次扁鹊路过虢国，听人说太子早晨突然死了，现尚未收殓。扁鹊请求为太子诊断，而后为其扎针，太子渐渐地苏醒。消息传开，皆说扁鹊能起死回生。扁鹊却道：“余非能生死人，因其自当生，余使之起耳”。意思是说，是他自己存有生机，我只是扶了一把而已。

 

关于中医理论。主要是阴阳五行学说和经络臓象学说。医者易也，不仅说明中医理论来源于《易经》，还主张中医临床当随机应变，知常达变，灵活变通。《易经》把宇宙间的变化规律进行了高度概括，“一阴一阳谓之道”，此乃宇宙之大道，而大道至简，中医也必须“法于阴阳”。欧洲哲学权威捷恩指出：“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西方对经络也做过大量研究，也有证明其存在的科研成果发表，只是非主流而已。那种说现代科学无法证明经络的存在，纯粹是胡说。神农氏尝百草，尔后指出各药之性味、归经等，而我们每天吃了很多食物，谁能说出红枣、桂圆、绿豆分别入哪条经吗？这必是天真、得道之人之所为。故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说“然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缪也”。可见，古人是通过内视返观、内证实验建立起调节气血、疏通经络这样一套中医理论体系的。

 

台湾王唯工教授用中医“三部九候”的方法制作了一台“脉诊仪”，不仅证实了《黄帝内经》所说的十二条经络客观存在，而且还证实了各味中药的归经问题。他发现心臓泵出的血液，是通过共振机制进入十二条经络的，食饮某味药、或针刺某条经，会影响这条经的供血量，血液进入多了谓之补、少了谓之泄。他还一一验证了中医所说的臓腑五行关系，发现所谓相生就是两者供血同步升降，所谓相克就是两者存在零和关系，《内经》上所说的相生相克关系基本上都被其“脉诊仪”所证实，唯有《内经》上没有提到的“火克金”，他也未能测到。王唯工为之写了一本书叫《气的乐章》，在台湾和大陆均有出版。

 

关于中药效用。经过内视返观、内证实验建立起的中医理论、中药配伍的系统性、有效性，是不应有什么疑异的。但笔者还是想针对反中医药者的一些观点进行必要的批判，以正视听。他们大致有几种观点：一是，认为草药是全球古人类都有的东西，所以中医药很原始、很落后。实际上使用单味草药，各国家各民族都有，但唯有中医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中药配伍来调和药性的。按照“君臣佐使”进行配伍，君药主攻，臣药相辅，佐药纠偏，使药引导，各司其职，既能攻其主证、又可防其偏性，实乃中国人的大智慧。二是，中药把许多稀奇古怪、甚至污秽之物入药，完全凭空臆造。我们不排除有故弄玄虚或随意比类制出的伪药，但大部分常用药或者《神农本草经》里的药都是可信的，因为这是经过长期临床或内证实验检验过的。三是，认为中药未经双盲试验就有安慰剂之嫌。西医认为有40%的病是可以自愈的。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用抗生素、激素等药物来对付本可以自愈的问题呢？因为西医不辨虚实，甚至搞不清病愈的方向，而中医有八纲辨证，能弄清病程发展趋势。四是，有提出“废医存药”，认为中药是有效的，但中医理论不行。事实上，许多带有胡、番字的中药都来自西方，正是因为中医理论，才使无论来自何处的药物都能为我所用并且有效。中药离开中医不行，但中医离开中药照样可以，因为中医本来就是通过“导、引、按、蹻、砭、针、灸、药”、甚至祝由的手段“杂合以治”而形成的临床医学，中药只是其中一种治疗方法，且上古之人“杂合以治”，用药是最后一步。

 

自2002年底SARS疫情在32个国家和地区蔓延，至2003年7月，全球病例总数8422例，其中中国内陆5327例，香港1755例。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台湾27%,香港和新加坡均为17%，而中国内陆因中医药的介入，SARS病死率仅为7%！其中，广州是中医介入最早最深的，其病死率全国最低，不到4%。特别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SARS病人，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例感染，其每例治疗费用最高仅5000元人民币，不到西医主治的1/10，且尚未发现明显的后遗症。道理很简单，中医无需搞清楚是什么病毒在作祟，只需知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让气血、经络疏通顺达就能解决SARS及其类似的问题。

 

关于简便验廉。中医药讲究整体平衡、辨证施治，其在临床实践中的“简、便、验、廉”特色，令全世界林林种种的各类医学难以望其项背。何故？中医的“导、引、按、蹻、砭、针、灸、药”，基本上是通过调形、调身、调心、调神等，以调节气血的疏通畅达，并依靠人体本有的自愈能力来达到治病的效果，故谓之“简”。中医“治病求本、诊病求末”，“有诸内必形诸于外”，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就能知道病之所在，故谓之“便”。几千年来中医药保障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绵到今，也正是有了中医药，才使中华民族避免了像欧洲鼠疫肆虐长达3个世纪的大灾难，故谓之“验”。正是因为上述的诸多原因，才让中医“廉”，也正是中医的“廉”，才使得中医在当下“一切向钱看”的“拜金”社会中日趋式微！

 

中医有时表现得太“神”，让许多人觉得神得离谱。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因为“造物主”创造这个世界万物必是循着相似的原则和逻辑进行的，这原则和逻辑就是“道”。现在基因研究也发现，人和动物的基因基本是相同的，其差异在于脱氧核苷酸顺序不同，也就是长链的内部顺序不同。其相似性，就是“道”；其不同处，就是“易”。

 

孙思邈《千金要方》中说“善言天者必验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例如，“五运六气”就是运用日、月及各大行星对人类的影响而总结的规律，今年是丁酉年，为“木不及”之年，农作物会欠收，肝病及呼吸道疾病容易流行，这不，现在H7N9流感又开始猖獗。又如，用“取象比类”方法来寻找和验证药物，像白术、苍术这两味中药，取自同一植物的不同部位，其功效是祛湿，其中，白术来自根部，可去下焦之湿，苍术来自树梢，可燥上焦之湿，百试不爽。再如，中医采用“远端取穴”，我们常对右脚上的问题，在左手上取穴针灸，效果神奇，想想我们走路是否是迈右脚伸左臂，原来它们是受同一套系统指挥的。还有，我们用“子午流注”可以帮助诊断，如肝经行经时间是丑时（凌晨1到3点），肺经是寅时（3到5点），经常性晚上丑时会醒来的人，肝上有问题，而且在人身上从右到左，1点左右醒的人是右边肝上长东西，2点在中间，3点在左边，甚至比仪器检查还准，中医发现后半年病人才在CT上查出。等等，不一一列举。

 

《本草纲目》上说到“白术”时讲有一种怪病叫“髓溢病”，其“牙长不休”（渐至张口进食亦感困难），用白术煎汤漱口兼内服，有效。广西的刘力红医生大学期间读到这里觉得非常可笑，但后来遇到一位脚踝骨质增生很严重的病人，他试着用白术煮水后让其泡脚，结果治愈。所以，遇到不理解的东西，正确的态度是“存疑待考”。

 

中医，离所谓的“科学”越远，则离我们的人类越近。

 

 （结语）

 

同样是肉，鸡肉是热性的，猪肉是凉性的，其性味之不同，对人体的影响也会不一样的。但西方人只会从其脂肪、蛋白质等方面理解它们的差异，这是物的层面、量的层面。而中国人则会从更深、更高的层面去体悟其不同。这或许是中西医的根本差别：慧根上的差异！

 

何谓科学？科学即“人类的理性”。而人类理性有几个层面，包括价值理性，结构理性，工具理性。如，中国人吃“鱼翅”、西方人吃“鹅肝”，当你知道它们是如何而来的，现代的“价值理性”就会拒绝食用。营养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过量食用，这是“结构理性”所致。以数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工具理性”，而且它并非是唯一的“工具理性”。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工具至上”会把人类带入灭顶的深渊。正如恩格斯在100年前就说过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在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结果，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次结构又取消了。”

 

西医不正是如此吗？

 

世界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的自然哲学，以解决高难度复杂问题。中医现代化的方向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发展诊断装备，当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