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先生在《学习时报》撰文《文化有多深，书法就有多高》，批评当代书法“先锋”们跟随百年前的西方而大谈形式主义；倡导书法应当回归中华传统文化和具有“正大”气象。文中一些观点具有积极意义，我也赞同。不过，阅罢全文，他所说的“文化”就是与西方文化相对的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及名言警句”等“历代的经典”，并以此作为书法不可或缺的“含义深蕴的内容”。他这么说，显然欠妥。诚然，书法家必须有文化，而且其文化修养和文化底蕴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书法艺术的高度；但是，依此得出结论——“文化有多深，书法就有多高”，这就值得商榷了。因为，文化底蕴深厚，其书法未必高超高妙；文化与书法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两者之间并非因果关系；更何况“文化”内涵深广，书法家的文化底蕴应当包括世界所有的先进文化，而不能仅局限于中华传统文化——“历代的经典”。可惜，当今书坛执这种观点者大有人在。文化深的人其书法就真的高吗？清代乾嘉年间《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晓岚，其学问和文化修养可谓高深。其书法虽有一定功力，但写得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缺乏性情和神采，书法水平并不高。对此，他也十分清楚，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他曾写诗自嘲：“笔札匆匆总似忙，晦翁原自笑钟王。老夫今已头如雪，恕我涂鸦亦未妨。”“虽云老眼尚无花，其奈疏慵日有加。寄语清河张彦远，此翁原不入书家。”并将这两首诗刻在案头的砚匣上，用以自醒。纪晓岚是一个明白人，知道自己因为没有时间临习钟、王法帖，书法功力不足，戏称自己写的字只是“涂鸦”，算不得书法。像纪晓岚这样有自知自明的学者和文化人并不多见，更多是以文化欺负人。有的人自持有学问，有话语权，于是便指点江山。明明字写得毫无生气或是书生字，也要大赞“高妙”；明明横涂竖抹，笔法拙劣，也要大夸“创新”。书法家要有文化，文化修养高深的确有助于提高精神境界，并对其书法的格调气韵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书法毕竟不是简单的写毛笔字或文字抄写；书法要临习经典碑帖，长期专门训练；创作时要遵循艺术规律和书法审美标准。书法家高深的文化修养，需要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况且对书法艺术形式的追求并不就是低下，就是形式主义，“技”是可以进乎“道”的。书法家毕竟要靠作品说话，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才能证明自己在书坛或书史上的地位。盛唐时，怀素和尚并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甚至吃肉喝酒，不守清规戒律，但是他那骤雨旋风般的狂草却震动书坛，誉满天下。清代邓石如，一介布衣，也不是著作等身，他的篆、隶书法，开一代新风，成为清代书坛的一座丰碑。在书法史上，文化不高深而书法很高妙的书法家，多不胜数。因为，艺术之事主要是靠艺术家的天赋性情，以及勤奋学习而得到功力，这就是明人祝枝山所说的“功性两见”。而文化修养的深厚与否，并不是其艺术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东汉张芝正是靠着他的天赋与勤奋，临池习书，池水尽墨，而成为“草圣”的。由此可见，文化深而书法未必就高。一些文化修养深厚的人反倒容易为自己的文化之名所累，变得自以为是，眼高手低。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文化巨匠，文化自然高深，而且尊碑抑帖，书法开一代新风。纵然如此，他还是知道自己往往是眼高手低，书法未能尽如人意，他的书法甚至被白蕉讥为“烂草绳”。康有为评价自己的书法：“吾眼有神，吾手有鬼，终未能跻古作者之堂也。”书坛上，能像康有为这样自谦的文化高深之人太少了。相反，许多人拉大旗作虎皮，借文化之名贬抑他人，抬高自己；或者把书法文化说得玄之又玄，借以掩盖自己书法功力、情性之不足。所谓的“名人书法”其中有不少就是文化名人所写的毛笔字而已，称为“名人墨迹”尚可，若说其书法高妙那就不严谨了。当今已进入信息化网络时代，已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文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在许多方面已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所以，我们谈文化不能仅限于中华传统文化或“历代的经典”，而应当有一个全新的广阔视野，不能眼中只有中华传统文化，对其它优秀文化视而不见。既然我们可以接受西方的文化概念，为何不可以用西方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来重新审视传统的书法艺术和引导书法创作？为何还要手执“西方形式主义”大帽子，一定要把当代一些书法艺术的探索者们围困在道德、人品、修养的高地上？我们怀念书法过去的辉煌，但书法的语境和社会环境再也回不到从前。只有与时俱进、开拓前进，书法才有光明的未来。（原标题为“文化深而书法未必就高”）供稿：2020《书法报》25、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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