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天里的一天,烟雨朦胧,我在高山之巅的董西岭土屋里朝外望去,云雾飘渺,目及不足十米。这里是奉新地界,翻过山是修水县。那时我正年少,手里一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心远弗届,倍感煎熬。这时过来一条黑狗,看着我,接着,缓缓走来一位弯腰的老妪,她满脸皱纹慈祥和蔼,问我从哪里来?
“我从上海来,知道吗?”
她回答知道上海,但是她说,她到过西塔,一辈子沒有到过甘坊。
西塔离董西岭六里,曾是公社驻地,公社在一座土坯房院子里,四周围合,单排的房屋有十来间。公社旁边有接线电话间、供销社、粮站。而甘坊是个镇,离董西岭三十多里远。那里有石板的街,有青砖高墙的屋子,还有一座宝塔。有商店、邮局,甚至还有几间加工厂。
我后来知道,奉新、修水、宜丰交界地方生活着的是客家人,明清之季,千里迢迢迁来此地,在山上搭棚垦荒。由此我想,人即是迁徙的又是定居的,迁徙是无奈之举,一待适应了,安居是不二选择。就我理解一个人的心思和距离成正比,跨越地理空间越大,忧心越重。
在石器时代,人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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