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天里的一天，烟雨朦胧，我在高山之巅的董西岭土屋里朝外望去，云雾飘渺，目及不足十米。这里是奉新地界，翻过山是修水县。那时我正年少，手里一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心远弗届，倍感煎熬。这时过来一条黑狗，看着我，接着，缓缓走来一位弯腰的老妪，她满脸皱纹慈祥和蔼，问我从哪里来？
“我从上海来，知道吗？”
她回答知道上海，但是她说，她到过西塔，一辈子沒有到过甘坊。
西塔离董西岭六里，曾是公社驻地，公社在一座土坯房院子里，四周围合，单排的房屋有十来间。公社旁边有接线电话间、供销社、粮站。而甘坊是个镇，离董西岭三十多里远。那里有石板的街，有青砖高墙的屋子，还有一座宝塔。有商店、邮局，甚至还有几间加工厂。
我后来知道，奉新、修水、宜丰交界地方生活着的是客家人，明清之季，千里迢迢迁来此地，在山上搭棚垦荒。由此我想，人即是迁徙的又是定居的，迁徙是无奈之举，一待适应了，安居是不二选择。就我理解一个人的心思和距离成正比，跨越地理空间越大，忧心越重。
在石器时代，人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