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出版公司重磅新书《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不仅是一部通过十二幅地图讲述世界历史的著作，更可以从中看到地图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发展流变。
书中精选的十二幅世界地图来自不同历史阶段，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制图师之手。作者向我们揭示，地图远非客观的真实记录，而是受到一时一地的观念和动机的左右。通过解读地图背后的观念和动机，我们可以窥视制图师所处时代的风尚与精神。每一幅都蕴含着某种重大主题，从科学、政治、宗教、帝国，到地理大发现、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皆为世界史发生重大变革的关节点。
在这段图像背后的世界史中，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一个渴望，那就是将地球完美地呈现在二维平面上。但是，无论因为客观条件所限，还是主观意识的干扰，这始终是人类难以达成的梦想。在作者的解读中，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工具的地图，成了“人-图像-世界”三位一体的棱镜，折射出人类的历史进程和精神历程，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立体画卷。
今日全文刊发《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的结语以飨读者。
历史之眼？
文 / 杰里·布罗顿
本书描述的每一幅地图本身也都自成一个世界。然而，除了为它们的时空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图像，我希望我还展示了这12幅地图所共有的某些特征。无论具有什么形状和尺寸，每幅地图都接受有一个外在世界存在的事实。事实上，这种信仰几乎是所有文化共有的，一如人们渴望用图形把世界复制成地图的样子。不过对这个地球世界的感知，以及用来表现它的绘图方法，从希腊的圆形到中国的方形，再到启蒙运动时代的三角形，差异极大。每幅地图也都（或暗或明地）接受无法将地球完整地绘制在平面上的事实。托勒密承认他的投影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令人满意；伊德里西也承认这个困境，但他更注重区域地图，绕开了这个难题；麦卡托相信他提出了最好的折中方案；而彼得斯则只是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预见到了现在层出不穷的地理空间应用，它们提供了各式各样、包含各种制图学缺陷的完整地球图像。
我希望本书已经表明，没有一幅世界地图已经（或者能够）确定而直接地描绘它的主题，可以为观看者提供一只不存在的眼睛来看世界。每幅地图都是制图者和使用者持续不断进行协调的结果，因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改变。面对赞助者、制作者、消费者和产生地图的世界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世界地图永远处于一个不间断的生成过程之中。出于同样的理由，任何一幅地图都不可能被界定为已完成的状态：卡西尼家族的测量计划就是最显著的实例，说明地图会不断展开下去，而里贝罗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起的一系列世界地图提供了相似的例子，布劳则仅仅完成了地图集的第一卷，而这个地图集原本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尽管地图可能设法根据一个既定的原则来囊括整个世界，但世界是一个持续演变的空间，不会停下来等待制图师大功告成——谷歌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并更好地将其转化为优势。
地图并非单纯地反映世界，更是对世界的一份提议，而这些提议都来源于特定文化中的流行假设和既有见解。地图和这些假设与见解之间的关系总是互相影响的，但并不一定是固定或稳定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提出了一种基督教对创世的理解，并预示了末日的降临；《疆理图》描绘的世界图像将帝国强权放置在正中心，并且相信风水的“形势”是尘世存在的核心。两者在逻辑上都和产生地图的文化保持一致，但它们也从各自的信仰体系向外推断，追求一个包罗万象的整全世界观。这种相互关系是全部十二幅地图共有的特征。每幅地图都不仅反映了世界，也属于这个世界。对历史学家而言，它们全都为理解一种主流观念——宗教、政治、平等、宽容——创造了条件，我们通过这些观念发现我们自身的意义，与此同时也理解了我们身边的世界。
尽管像亚瑟·罗宾森这样的制图学家想极力说明地图是通过怎样的认知过程改变人们的信仰和地理学想象的，但人们如何将地图再现周围世界之空间信息的方式进行内化，至今没有确定的答案。在多卷本著作《地图学史》中，约翰·布莱恩·哈雷和大卫·伍德沃德（后者是罗宾森的学生）承认，“关于早期社会对地图的意识水平如何”是“几乎不存在任何证据的”。地图可以成功地创新，但显然仍旧无法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伊德里西的地图提出了一个理想，希望建构一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互相交流的世界，但十二世纪在西西里促生这些地图的综摄文化的崩塌，意味着看过这些地图的人恐怕寥寥可数，而有机会接受这些地图的世界观的人则更少。与此相反，针对专业人士如何使用阿诺·彼得斯世界地图进行的调查，反映出他们几乎不知道地图的细节有缺陷，却普遍接受了它对地理学平等的诉求。此外，有时也会有人忽然揭示出一幅地图如何反映主流的关注或忧虑，比如十二世纪的中国诗人描绘地图再现了一个消逝的神话般的帝国，或是拿破仑的士兵向一位吃惊的教士解释卡西尼地图的神奇力量，向他展示法国的疆土。地图可以从它所处的文化中获得假设，使用者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因为这些假设会被不断检验和重新调整。
存在客观、科学的制图术这种假设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出现，这激励着卡西尼家族及其追随者相信，终有一日可以计划制作一幅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化世界地图。时至今日，即使线上地理空间应用多如牛毛。依然没有出现这样的地图，这证明我们在选择自己偏爱的世界地图时总要有所妥协，接受它们“永远不会大功告成，地图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因此在本书的结尾，我要再讲最后一个绘制世界地图的计划，它注定也有一个失败的结局。
1891年，国际知名的德国地貌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彭克在波恩举行的第五次国际地理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制图计划。彭克在十九世纪末预见了哈尔福德·麦金德关于地理学现状的看法，主张现在已有足够的资料把地表绘制成图，制作国际世界地图的时机已经成熟。彭克的计划是“以1:1000000（15.78英里比1英寸，即10公里比1厘米）的比例尺绘制一幅世界地图”。彭克指出，目前的世界地图“在比例尺、投影法或制作风格上都不统一；它们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出版，常常很难获取”。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制作“国际世界地图”。
以世界顶尖制图机构的国际合作为基础，“国际世界地图”将要制作2500幅地图，覆盖整个地球。每一幅都覆盖纬度4度和经度6度，使用统一的投影法——经过修正的圆锥投影法——并使用标准的惯例和符号。这个投影不需要精确再现整个地球，因为彭克强调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将2500幅地图拼在一起，这番论证让人想起伊德里西的方法：光是亚洲的地图就占据2.8平方米的空间。彭克呼应了麦卡托和布劳这两位伟大的宇宙学家，认为他的想法“也许被描述成‘世界地图集’更好”。本初子午线会穿过格林尼治，所有的地名都用拉丁字母书写。自然和人文地理将以完全统一的方式再现，甚至用来再现政治边界的线条宽度，以及描绘森林和河流等自然特征的颜色也将统一。
彭克估计，“一版制作1000份的成本为每平方英尺9英镑左右”。他承认，如果“完整的版本按照每页2先令销售，亏损将超过10万英镑”，但他也指出，政府在科学和殖民地探险的花费远为巨大，例如“四五十年代的北极探险和比较近期的非洲探险的花费”。大国——英国、俄国、美国、法国和中国——将负责绘制超过半数的地图。彭克呼吁各国抛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来进行国际合作，他相信如果“这些国家赞成这项计划，就会成功在望，尽管有些地图必须由私人完成，或者是由地理学会而非政府出资”。
这是一项充满理想主义的计划，总结了启蒙时代对具有科学精确性之标准化实在论的信仰，是把《卡西尼地图》所代表的国家制图方法实施到全球。不过这个计划有两个问题。谁都不知道那些几乎没有测量经验的国家要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尤其是如果它们缺少必要的财政资源的话，而且彭克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这幅地图的潜在利益。他宣称：“我们文明生活的环境和利益让优秀的地图成为必需品。我们自己国家的地图必不可少；商业利益、传教事业和殖民计划创造出对外国地图的需求，而为了教育目的和解说当代历史所需的地图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理由对于这项计划的许多批评者来说并不充足，他们之中有一位在1913年写道：“我没发现有人对这幅地图的确切目的做出过非常明确的表述……也许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供系统地理学家使用的，不过要等到确定了这样的人有什么用之后。”彭克之所以对这幅地图的实用性深信不疑，要归因于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地图可以界定现代民族国家、促进全球资本主义、帮助传播基督教，并且为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提供了正当理由。如果如彭克所说，一幅“统一的世界地图同时也是统一的英国地图”，这或许对英国有好处，但对其他人则未必。
波恩大会同意对“国际世界地图”的实施进行研究，后来的几届大会也继续支持这个想法，但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直到1909年，有一个国际地图委员会（彭克也是其中一员）在伦敦的外交部开会。这个委员会由英国政府召集，政府已经明白按照自身的利益来设计这个计划有哪些好处。委员会就地图细节的形式达成一致，包括整个计划的索引图表，以及制作第一批地图的计划。不过直到1913年，只绘制了6幅欧洲地图的草图，而且地图所再现的国家大多以自身的国家或政治理由拒绝接纳。第二次会议于1913年在巴黎召开，目的是为了确定每一幅地图的标准都必须统一，但这次商议却遭遇了重挫，据说美国已经决定独立制作1:1000000比例尺的南美洲地图。
由于“国际世界地图”计划的破产，英国代表团提议应该设立一个中央办公处，在地形测量局的办公室来执行这项计划，由皇家地理学会提供表面上脱离政治的私人资金。这骗不了几个人：支持这项计划的是总参谋部的地理科，又称为MO4，是隶属于英国政府的情报组织，负责收集和制作军事地图。随着1914年宣战，地形测量局在皇家地理学会和总参谋部地理科的支持下，制作了一系列1:1000000比例尺的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图，以支持协约国作战。彭克当初希望在创制地图时能够超越国家和政治歧异，最终却将地图变成了战争工具。
1918年之后，计划进行得举步维艰，而彭克认为《凡尔赛和约》是政治不义之举（该合约将自身的地图划分强加给战败的德国），这让他感到幻灭，从这项计划中撤身而出。到了1925年，该计划的中央办公处汇报已经制作了200幅1:1000000比例尺的地图，而其中仅有21幅符合1913年代表团在巴黎商定的原始标准。到了1939年，仅仅又完成了150幅地图。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形测量局也就不再参与“国际世界地图”的制作。皇家地理学会秘书亚瑟·辛克斯认定，这项计划的国际精神是错误的。他写道：“这里的教训似乎是，如果你想要一幅覆盖整个大陆、风格统一而且可以批量生产的地图，那么你就必须自己来做，至于要不要给它加上国际的名头，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或者说是权宜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军事制空权的重要性，相较于地形测量局资助制作的相对大型地图，航空图被认为更加重要。这场战争还破坏了地形测量局本身。1940年11月，南安普敦遭到空袭，炸毁了地形测量局大部分的办公室，以及国际地图的大量相关材料。1949年，仍然参与其中的人提议将计划转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已经承认“精确的地图是妥善开发世界资源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地图能促进国际贸易、保障航行安全……还能为研究和平调整措施提供所需的信息……以及实行安全措施所需的信息”。1951年9月20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412 AII （XIII）决议，同意将“国际世界地图”中央办公处转移到联合国秘书处的制图办公室，并且在1953年9月由联合国正式接管“国际世界地图”。联合国接手的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计划，只有400幅完成的地图，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才能完成这项计划。联合国最早出版的索引地图提供了一个全球性概要，说明出版、修订、再版、接收到哪些地图，以及仍然需要绘制哪些地图。整个计划乱成一团，尚待完成的工作令人生畏。
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冷战加剧，最初启发制作国际地图的国际合作精神显然已经逝去。1956年，苏联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议，以1:2500000的比例尺绘制全新的世界地图。不出意外，考虑到联合国在“国际世界地图”上的投资，这项提议被否决，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匈牙利国家土地与制图办公室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接手了这项计划。第一批印刷地图在1964年出版，1976年整幅地图首次在莫斯科展出。包括224幅完整地图和39幅重叠的地图，虽然缺乏彭克最初规划的比例尺和细节，而且也只限于在东欧国家流通，但它企图证明，在俄国的赞助下，苏联集团能够做到任何资本主义西方能做的事。
联合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尝试重启“国际世界地图”计划，但收效甚微，而且知名制图师纷纷谴责这项计划玷污了国际宏愿——包括亚瑟·罗宾森在内，他不屑一顾地说国际地图只是“制图学壁纸”。1989年，联合国最终放弃并终止了这项计划。完成的地图不到1000幅，而且大多数早已过时。世界在向前迈进。美国政府已经成立了国家地理信息与分析中心，这只是众多国家资助的组织之一，这些组织标志着线上地理空间应用的诞生，以及建立在全球合作基础上由国家资助的国际世界地图之梦的陨落。
启发“国际世界地图”的十九世纪价值——科学进步、帝国统治、全球贸易以及民族国家的权威——最终摧毁了这座制图学的巴别塔。试图创造这幅地图的矛盾之处在于，建构这幅地图的时代已经得到了（或者实际上没有得到）它应有的世界地图。基于西方的制图方法比较优越的假定，当时各帝国和国家对于国际合作透明性的要求过高，使这项计划的学术期望以及科学能力难以招架。就算倾尽二十世纪所有的技术资源和国家的财政支持，仍然无法制作出一幅标准的世界地图——更不用说还有如何采用全球性的地图投影法这个无解的难题。不仅刘易斯·卡罗尔和博尔赫斯故事里的1:1比例尺世界地图纯属幻想，似乎连1:1000000的世界地图也同样如此。
尽管阿尔·戈尔怀揣“数字地球”的梦想，如今的线上地理空间应用似乎对重新开展这样一项计划没什么兴趣。2008年，在美国和日本政府的资助下，开启了一项由日方主持的计划，试图以数字的方式实现1:1000000比例尺世界地图的梦想。它被直接称为“全球地图”。这项计划的网站任务说明宣称：“全球地图是一个平台，供人们了解地球的现状，并且以更广阔的视野展望地球的未来。”既然本书的大多数读者都没有听说过“全球地图”，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它的影响力了。即便是谷歌地球的工程师也承认，建立统一的虚拟线上世界地图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希望保留国际地图意欲超越的国家、地方和语言多样性，因为在如今的全球经济中，多样性和差异化会带来潜在的收益。如果与一件产品关联的地图显示当地的地区是用外语标注的，而且还画满了陌生的符号，没有人会想要购买这件产品。
自从巴比伦世界地图的无名作者第一次用出自大地的黏土塑造他的泥板开始，3000多年以来，人类一直梦想着创造一幅能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地图。如今，这似乎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幻想，既然不可能创造出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地球投影法，这个梦想就注定不会实现。尽管谷歌地球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但究竟是否还有可能——或者是否值得——创造出亚伯拉罕·奥特柳斯所渴望的那种全面、能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地图，以作为无所不知的“历史之眼”呢？
从实务方面来看，尽管存在投影法、比例尺和执行等技术性问题，测量员和大地测量专家大概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但他们需要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答案，解释这样的计划为何有必要。彭克从来没有提出一个足以反抗二十世纪过度的政治操纵的答案，而晚近的“全球地图”的失败，则表明它那种模糊的环保任务说明也不是理想的答案。本书中讨论的所有地图都表明，它们关于如何看世界的提议，都来源于一种看待世界的特定见解，而这正是彭克和“全球地图”所欠缺的。只要实施规模如此庞大的一项计划依然需要某种国家或公司的资助，那就很难想象它能逃过政治或商业的长期操纵，这些势力常常试图为地球及其居民的多样性强行施加单一的形象。
但若要给出否定的回答，似乎也就认同了一种偏颇的观点，等同于否定全球化的不可避免，以及通过地理学来颂扬共同的国际人道精神的可能性。其实本书讨论的12幅地图都已成功地与这种偏颇的全球世界观进行了搏斗。每种文化都有通过地图观察及再现世界的特定方式，这一点对于谷歌地球、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和《疆理图》来说都是如此。也许答案不应该是一个无条件的否定，而更应该是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世界地图总会不断出现，而将来地图的技术和外形也许会让现代地图集中的世界地图，甚至谷歌地球的主页，看起来和巴比伦世界地图一样古老而陌生。但它们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推行某种特定的计划，在坚持某种地理学阐释的同时，抛弃了其他的可能替代选项，最终选择某种独一的方式来定义地球。不过它们绝对不会“如其所是”地呈现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无法再现。从来不曾存在精确的世界地图这种东西，将来也不会有。吊诡之处在于，我们不能不依靠地图来了解世界，却又无法用地图完美地再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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