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沐
阅读《素书》，许多人容易被道德仁义礼之说吸引。若是目光始终停留在道德仁义礼这一话题，就很难注意到《素书》文中预留的重要线索。
在《素书》第二段，清楚写有“贤人君子……能极人臣之位……能成绝代之功。“这句话讲明了《素书》的读者群体和阅读价值。请留意这个线索，对《素书》抽丝剥茧理顺关系，这句话正是必不可少之线头。
《素书》是臣子晋身之阶的经验总结，若是认识不到这一实质，就会出现错误解读。正如《老子》讲述的是君人南面之学，后世人若是不顾及这一前提，强行解读，就会陷入争论泥淖，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古代，社会阶层可简单分为君、臣、民三个阶层。君王，前有三皇五帝，再有三王五伯，后有秦始皇开启大一统，社会基本格局确定下来，其间兴亡更替，延续后世。君王群体多由世家豪族把持，出身平民阶层的君王，仅有汉朝刘邦、明朝朱元璋。君王易位，无不伴随血雨腥风的激烈斗争。觊觎君王之位者众多，敢于付诸实施且能成功者甚少。由此，对于社会大多数人而言，谋求君王之位并非理性行为。
臣子，初期多由君王宗亲组成，后因现实需要，君王开始招揽各色人才，先由世家大族择选，再扩大至平民阶层。成汤提拔伊尹，应该是早期君王扩大臣子来源的典型。其后，姜子牙直钩垂钓周文王，也是同一类型案例。两汉时期采取的是察举制，魏晋南北朝为九品中正制，隋唐以降，科举制成为既定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
平民，管子将民为四类，士农工商。这个分类法，在很长历史时间段上适用。唐代，韩愈在反对佛教泛滥时，提出批评，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有四民，今之有六类。就是说在士农工商四类基础上，多了道士、和尚。僧、道终为少数，古代平民的主体仍可简单归类为士农工商。
士人，这一群体，初指军士，后指士大夫和读书人。农，耕种之民。工，工匠手艺人。商，商贾之人。士人这一群体，往上进一步可为人臣，实现由民到臣的身份转变。以最有典型意义的春秋战国时代来说，诸侯纷争不已，对人才需求空前强烈，所以士人群体极为活跃，此处不得志，即刻转投他处，代表人物如苏秦、张仪。
为什么士人群体热衷于为官从政？这和各自的生产方式和价值回报有关。农人耕作，春种秋收，虽过程劳累，但对知识要求不高。工匠凭借一技之长，精艺求精，也可解决温饱。商旅跋涉，低买高卖，利润可观。唯有士人群体，其所学技能，不通过治政不能得以体现价值。
进则为臣，退则为民。古代读书人的出路，为官从政是主流，所以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君王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也乐见其成。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说得直白： 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 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 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 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
另一首众所周知的《神童诗》这样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天下大一统之后，“学好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就成了天下人的共识。
若是进而不得，退而为民。或归隐，或讲学。如孔子、荀子等人，虽后世尊称圣贤，在当时讲学收获并不多。所以，争取进入人臣之列，是奋斗目标。退而为民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和当今时代，可以通过办学开培训班获取丰厚利润的事例，不可相提并论。
士人既然视为官从政为阳光大道，那能够位极人臣，自然就成为群体的最高奋斗目标。由于身份是人臣，那么自然希望能够得遇明主。所以，我们看后世言论，对明主多有推崇，就是根源于此。不得志士人一多，对明主期盼就极为殷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正是士人对此社会现实的无奈感叹。
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再看回《素书》，就能看出另一番意味。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不可无一。这种观点是基于臣子的立场。君在上，视角是由上往下看。民在下，视角是由下往上看。只有臣子居其中，才需要兼顾上下。臣子的角色，决定了他们上要为君王分担管理职责，下要教化百姓施政安民。能为君王分忧，可居高位；能为百姓解难，可享功名。
顺着这一线索，往下推导，《素书》的整体脉络就呈现另一种解读。《素书》虽有六章，实为成事七步骤，一为基本认知，二为决策分析，三为人才等级，四为修身措施，五为炼心方法，六为领导实务，七为务本之道。
《素书》通篇有一纵一横两条逻辑线，横向为道德仁义礼，五层结构，此为明线。纵向为成事七步骤，为暗线。行文至此，不由想起《孙子兵法》首章讲的是五事七计，这两者之间，难道只是数字上的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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