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教材局领导：
你们好！
近日见到贵局《关于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配套教辅材料授权事宜的函》，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授权第三方编写出版义务教育三科教材配套教辅材料”，并且要“控制授权数量，确保教辅质量”。教育部希望规范教辅市场，提升教辅质量，此心可鉴。
此函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授权，二是教辅市场规范。对此，这里有些资料以供参考。
首先，授权问题，即教材与教辅的版权关系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惯例是，教材由国家统编时，教辅是一个公共的出版领域，各个出版社都可以出版。教材开始多元化后，个别出版社才以教材由自己投入编写为由，主张配套同步教辅应取得授权。
依照2003年国家版权局《关于习题集类教辅图书是否侵犯教材著作权问题的意见》，和2005年以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等判决，关于侵权的界定基本是：编排体系和结构的设计并不具备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原创性，因此侵权的判定是基于教材内容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数量。按此标准，同步练习类教辅并不构成侵权。
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出版物管理的通知》，其中规定：“根据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教材编写出版中小学教辅材料，必须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它一度在行业引发歧议，有人以此认定一切教辅均为侵权，对此，总署法规司司长予以澄清：是否侵权是个复杂的法律认定，其核心是“依法”。此句意在提示企业要尊重著作权，但侵权的界定，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来判断。
2011年12月，教育部出台教辅管理通知前组织座谈会征求意见，这句话争议巨大。主持会议的申继亮副司长说，教育部已征求过总署的意见，这就是总署解释的意思。
然而，通知下发后，各地由于不清楚教材与教辅的版权界限，要求所有评议送审的教辅必须取得教材社的授权书。而教材社惜权限授，有资格评议送审的产品极少，市场供给大受限制。
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教材出版发展历程与大陆相似，目前教材出版已完全放开，但并未认定同步教辅侵权。
如果企业对目前的界定有争议，建议在法律专家的指导下，教材与教辅机构充分协商，达成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界定标准和解决方案。而现在评议教辅均须授权，而零售教辅则不须授权。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矛盾的，是对法律的不恭。
因此，由教材局发文将三科教材的配套教辅授权给个别出版社，似有不妥。
一、目前的法律判例与行政解释都不支持同步教辅侵权，授权缺少依据。
二、三科教材是教育部统编，为国家投入。依照惯例，教材为国家投入时，教辅是公共的出版领域。当年个别教材社维权的理由，是新课标教材由他们投入。众所周知，教材出版已有利润，如果再将配套教辅的权利授予个别企业，恐有失公平。
其次，教辅市场规范问题。
教辅是为消费者服务的。消费者的最大利益，是质优价廉并适合自己的产品。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好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事实上，学生与家长在书店自主选购的教辅，并没有什么社会问题。
问题在于，多数情况下，老师确实需要一套统一的教辅用于课后练习或复习备考。这套统一使用的教辅应如何选购，是教辅问题的根源。
这套统一使用的教辅，是由任课老师带领学生一起使用。他们是这套教辅的消费者，这套教辅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教学效率和考试成绩，他们有动力也有能力去选一套高效适用的好教辅。
而现实中，干预这套教辅选购的层级很多——从学校的各级领导（年级组长、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到主管教育的县教育局、市教育局、省教育厅。层层干预，很容易上行下效，购买过量。而每个层级的问题不尽相同，又增加了教辅管理的难度。
事实证明，离学生越远，选购越难以适合一线教学需要，教辅质量与他们关系越小；而采购数量则几何级变大，回扣利益也成倍增长。教辅市场的问题，90%以上来自各个层级的干预，真正消费者选购产生的问题极少，而且容易解决（详情请见“教辅问题产业链”，网上可搜）。
所以，函中希望通过“控制授权数量”，来“确保教辅质量”，几年来各省只授权1套的事实已经证明：它既难以满足不同地区的教学需求，一套教辅垄断市场后，也不利于产品质量与服务的提升；相反，还会助长不劳而获，导致寻租盛行。
教辅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服务一线师生；而产品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更利于实现读者福利。任何有悖于此的做法都容易产生许多问题，读者利益不应该成为企业利益交换的一种手段。否则，它必使某些企业重关系而轻读者，恶化教辅生态，近而损害三科教材的尊严。
教育事关千家万户，事关国家未来，各方关注度很高。而社会分发展不均衡，各个方面利益不同，增加了政策制定的难度，深深理解身为教育政策制定者的不易。这里将笔者关注教辅市场多年的经验奉上，以供参考。
顺祝夏安！
鲍 红
2017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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