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关哈尼族的研究近年来硕果累累，但有的论著中对某些史料的理解存在误区。本文以原始资料为依据，针对哈尼族研究中涉及到的《尚书·禹贡》记载与梯田的关系，明初黔西北、滇东北有无“和泥芒部府”，康熙时参与反清起义的龙韬之地位与族属三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考证分析，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
关键词：哈尼族梯田 “和泥芒部府” 龙韬
作者古永继，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近年来，国内有关哈尼族的研究硕果累累，相关著作及论文数量众多。近因参撰《清史·典志·民族志》南方少数民族篇，拜读有关哈尼族史的部分论著，从中受益非浅，但也感觉一些地方似有问题，即人们对某些史料的理解存在误区，导致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出现偏差并以讹传讹。兹将所见撮要二三，冒昧置喙，不避班门弄斧之嫌，仅抒一孔之见。
(一)《尚书·禹贡》之“厥田惟下上”所言非梯田
梯田，是我国南方山区农业种植中的普遍垦种形式之一，云南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水稻种植中的梯田尤为突出，人们称之为哈尼族梯田文化，近年已成为哈尼山区对外宣传的重要品牌和标志性特征。而哈尼族对梯田的耕种，究竟始于何时?20世纪80年代成书的《哈尼族简史》云：“从文献记载看，哈尼族先民垦田种稻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尚书·禹贡》记载：‘和夷’所居的大渡河畔，‘其土青黎，其田下上，其赋下中三错。'’①此为有关论著中最早将《尚书·禹贡》与哈尼族垦田种稻联系在一起者，虽未明言梯田，却引导着人们朝梯田联想，有的在此“指引”下且发挥得更加直白。其后的《梯田文化论—— 哈尼族生态农业>tip说：“早在春秋战国时，中国的梯田即已出现。《尚书·禹贡》载，液水(大渡河)畔，‘厥土青黍，厥田下上。’‘厥田下上’说的就是梯田。这是中国史籍对梯田最早的文字记载，同时也是对哈尼族治梯田最早的文字记载。”②类似的说法，此后纷纷涌现。《云南省志》卷61《民族志·哈尼族》云：“哈尼族治梯田的历史相当悠久，据《尚书·禹贡》：‘和夷’(哈尼族先民)所成之地，‘其土青黎，其田下上’。”④认为《尚书·禹贡》中讲的即是梯田。《哈尼族文化史》云：“哈尼族垦田种稻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梯田已经出现。《尚书·禹贡》记载，‘液水’(大渡河)畔，‘其土青黍，其田下上，其赋下中三错。’这是中国汉文史籍对梯田最早的文字记载，同时也是对哈尼族耕治梯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①这种种将《尚书》记载与梯田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其实不确。
考《尚书·禹贡》相关原文：“华阳黑水惟梁州。岷、蟠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②抛开各家所引文字歧异不论，人们对书中“田”及“下上”的理解，即与史料本意明显不符。
“田”，今有“水田旱地”之说，故提到“田”，人们往往即理解为水田。其实，古时的“田”，并非专指水田，而是泛指已耕种的土地。《释名·释地》日：“已耕者日田。”《玉篇·田部》日：“田，土也，地也。”《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七·君子行》日：“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③即早时“田”之含义，虽不排除水田，但更多指的则是旱地。“下上”，此讲的也是等级高低，而非指从低处到高处或地势高低不平。《尚书·禹贡》中记载全国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山川的方位脉络、物产分布、土壤性质及赋税高低等等，每州都有“厥土(惟)× ×，厥田(惟)× × ，厥赋(惟)×× ×”之类格式化语言，意即各州土壤的性质、类别及土地的肥瘠不同，所纳官府赋税的等次也不同；田地的高下肥瘠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赋税也分为同样九等。如地处约为今河北、山西一带的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孔氏传云：“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为第五。”唐孔颖达疏引东汉郑玄注云：“能吐生万物者日土，据人工作力竞得而田之则谓之田。田、土异名，义当然也。”④我们知道，由于气候及水利条件的制约，中国水稻的种植主要在南方，古代尤其如此；“田”义专指水田者，主要为后来南方水稻种植区。如清末从南方打到北方的太平天国将领林凤祥、李开芳等北伐战况汇报书即云：“自临怀(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⑤《尚书·禹贡》记载全国概况，不分南北，按州述论，九州中每州均有“厥田(惟)××”之说，可知讲的是已耕土地，并非专指水田；如据此即断言春秋战国时全国各地都已垦田种稻，岂非笑话?而梁州之“厥田惟下上”，指的乃是包括云南在内的梁州范围已耕地土壤质量较差，在九等之中仅属第七等，含义清楚明白。
哈尼族何时开始耕种梯田，史无明载。唐代已有云南“从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业水田?? 蛮治山田，殊为精好”⑥的说法，人们普遍认为这讲的应是哈尼族梯田，有一定道理。宋代，梯田在内陆开始有明确称呼，南宋范成大曾言其在江西袁州所见“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⑦ 云南的梯田之称则出现较晚。清初康熙时浙江乌程人督学吴应枚在《滇南杂咏三十首》中有云：“梯田百级计双耕，曲直高低地势成。芒种未过秧出水，山农日日昕雷鸣。梯田以高下形似名，候雷雨而栽，故又日雷鸣田。”⑧此梯田须待雷雨到后方能耕种，似非指水利条件普遍优越的哈尼族梯田。清中期的嘉庆《临安府志》载：“临属山多田少，土人依山麓平旷处开作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磴，名日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数里不绝。”①此讲的才是临安府南部哀牢山区哈尼族梯田。今天，我们对哈尼族耕种梯田的起始上限仍需探讨，说哈尼族清代才耕种梯田，显然太晚；但如仅根据问世于春秋战国时的《尚书》之《禹贡》篇中有“田”字即认为始于春秋战国，则未免失之武断，有“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嫌疑。
(二)明代黔西北、滇东北并无和泥芒部府
《哈尼族简史》云：“黔西北威宁(乌撒)、赫章、毕节和滇东北昭通(乌蒙)、镇雄(包括芒部)等县，均在乌蒙山区，在明洪武时合称‘和泥芒部府’。”②明代的黔西北、滇东北是否设置过和泥芒部府?这涉及到当时哈尼族的重点分布和聚居问题，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究。
《明实录》载：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己未，“更置云南布政司所属府州县，为府五十有二”，其中有临安府、和尼府、芒部府。“州六十有三?? 。县五十有四?? 。千户所二：舍资，属临安府；纳楼，属和泥府。蛮部六：伴溪、七溪、乌撒、阿头、易溪、易娘，属和泥、芒部府。” ‘和泥芒部府”的说法即源此而来，实为人们的理解不当所致，其关键在于“蛮部六：伴溪、七溪、乌撒、阿头、易溪、易娘，属和泥、芒部府”的一段话。
《元史·地理志》云：“乌撒乌蒙宣慰司，在本部巴的甸。乌撒者蛮名也。其部在中庆东北七百五十里，旧名巴凡兀姑，今日巴的甸，自昔乌杂蛮居之。今所辖部六，日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圈畔部。其东西又有芒布、阿晟二部。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④《明史·地理志》载：“镇雄府，元芒部路，属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十六年正月改属四川布政司。十七年五月升为军民府。嘉靖五年四月改府名。? ?又有阿头、易溪、易娘三蛮部，元属乌撒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芒部。十七年又改阿头部为阿都府，属四川布政司。后俱废。”⑤‘‘临安府，元临安路，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领州六，县五，长官司九。??纳楼茶甸长官司，府西南。本纳楼千户所，洪武十五年置，属和泥府。十七年四月改置。??思佗甸长官司，府西南。元和泥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领纳楼千户所伴溪、七溪、阿撒三蛮部。十七年废，后改置。”⑥
从上述记载中可看出，元代虽有“乌撒部”之地且为乌撒乌蒙宣慰司所辖六部之一，但随着明初相关政区的变化，乌撒部已不存在。洪武时云南五十二府中，有和泥府、芒部府而无“和泥芒部府”；和泥府位于滇南今元江县一带，由元代和泥路改置，不久并入临安府；芒部府位于滇东北今镇雄县一带，由元代芒部路改置，嘉靖初改为镇雄府。和泥、芒部两地相距甚远，二者互不搭界。六蛮部中，前三者属和泥府，后三者属芒部府；但六蛮部之一，《明实录》中为“乌撒”，《明史》中为“阿撒”，二者所记不同。《明实录》与《明史》，前者为明代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后者为产生于清初的官修正史，前者是后者纂修时的重要资料依据；两者相较，后者经过了史家的选择与加工，在史料的编排、取舍及文字的校勘上都比前者要严谨和科学得多。因而前者中的“乌撒”部当系笔误，应以后者之“阿撒”部为准。又《明实录》原文无标点，加上前引一段话中六蛮部及和泥、芒部府紧密排列一起，如不联系上下文认真琢磨，即让人易将蛮部六地理解为整体相连地区，并将“和泥芒部”理解为一府之名，从而认为六蛮部同属于和泥芒部一府。
另外，如官府于滇东北设置和泥芒部府，那当地即须有大量哈尼族聚居才合乎情理，而实际情况却非如此。哈尼族在云南的分布，长时期中有过变化，至清代才形成与今天基本一致的格局。元代主要集中于临安路、元江宣慰司、威楚路之开南州、威远州及永昌府等滇南、滇中、滇东南、滇西南各地；并于哈尼族较为集中的思他(陀)、伴溪、七溪三部地区(-'4-滇南红河、元阳、金平一带)专设斡泥(禾泥)路加以管理。① 明初洪武时云南五十二府，即以元代云南行省范围为框架，为战事初平后的大致设置，随着不久明廷对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后来西南部域疆的盈缩，全省区划及各地名称发生了较大变化；至明中期，全省形成“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 的局面，原先的不少府、州、县，或被调整，或被合并 或被撤除。元、明时的滇东北、黔西北虽也有哈尼族分布，但数量不多。史载元大德五年(1301)，雍真葛蛮(位今贵州开阳县北)土官宋隆济叛，次年官军征讨，粮尽退兵；“贼邀于花猫、牛场二箐? ?杀伤甚众，掠去行装、文卷。江头、江尾、和泥等二十四寨，龙冯蹄一十八村皆叛”。③ 此处“江头、江尾、和泥等二十四寨”，在《哈尼族简史》中变成了单纯的“和泥二十四寨”及证明后来设置过“和泥芒部府”的一大依据。④ 史料原文含义其实很明白，二十四寨并非全是和泥；真正属和泥的寨子，除去江头、江尾等地，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明初根本不可能、也无必要仅凭这可数的几个哈尼寨子，就于该地专设一个“和泥芒部府”。
滇东北、黔西北置“和泥芒部府”之说，史书上并无记载，更无其他直接或间接的说法为之佐证。可以说，它只不过是人们在对史料误解之下产生的一个虚幻影像而已。
立足于“和泥芒部府”的存在，《哈尼族简史》中还连带产生另外一些说法，如将“和泥”看作是芒布(部)部落前冠以的“族名”，并将“和泥”族属扩大到实乃彝族的乌蒙、乌撒、东川I诸部统治者之上等等。⑤ 澄清“和泥芒部府”的真相，此类说法即成为无源之水，勿须再作论辨。
(三)康熙时参与反清起义的龙韬非六诏山和泥人
滇东南六诏山区(位今文山州东北部)，长期以来一直是云南哈尼族的分布地之一，但至清道光以后，当地哈尼族在相关史料的记载中却突然减少并几近绝迹。其原因，可说是康熙时滇中南、滇东南彝、哈尼等各族联合反清起义失败后，清廷乘机改土归流，废除六诏山区各土司领地，当地哈尼族在官府打压下就此走向沉寂。而六诏山哈尼族在当时反清起义中的地位、作用如何?有哪些重要人物参与?现某些书中的说法则令人不敢苟同。《云南少数民族》云：“一六五九年清军进逼昆明，和泥头人龙韬等联合六诏、哀牢山区的哈尼、彝族人民，推宁州(华宁)土官禄昌贤为首领，于一六六五年举行反清大起义，席卷整个滇中南。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起义失败后，由于六诏山以和泥龙氏为主的各土官是这次反清斗争的主力之一，清廷就此废除六诏山各土官领地，实行改土归流? ?”①类似的说法并见于他书，且均言和泥人龙韬联合其他人发动起义，推禄昌贤为首等等。② 此说与历史真相大相径庭。实际上，龙韬并非起义发起人，而仅为起义发动后的众多参与者之一；更非六诏山和泥，而是石屏州彝族土官龙在田后裔。
石屏州彝族土官龙在田，曾于明末崇祯时响应官府征召，率所部土兵赴湖广、河南等地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后来王弄山壮族土司沙定洲攻踞云南省城，镇守总兵官沐天波逃亡滇西，云南大乱。龙在田派人至黔，邀请以前在内陆时因一度归顺官府而与之有过交往的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滇。孙、李率部人滇平定沙乱，立足云南，联合南明永历政权，在当地各族群众支持下，坚持抗清斗争十余年之久。
永历政权灭亡后，云南各族人民又发动过一系列的反清武装斗争。(乾隆)《石屏州志》载：“康熙四年春，迤东土司叛，龙韬及从侄飞阳乘机引野贼数千围州城。”③(道光)《云南志钞》说：龙在田因病去世后，其子龙韬“年及冠，值国朝平滇，诣吴三桂请袭父职，三桂不许。康熙四年，土酋宁州禄昌贤、新兴王耀祖等纠合诸酋同反，龙韬及其从子飞扬与焉，官军讨平之”。④ (道光)《开化府志》亦云：“康熙四年三月，迤东土酋宁州禄昌贤，新兴王耀祖，熠峨禄益、王杨祖，王弄王朔，蒙自李日森、李世藩、李世屏，八寨李成林，纠合纳楼普率，教化张长寿，枯木龙元庆，倘甸叶向阳、叶正昌，石屏龙韬、龙飞扬，路南秦祖根，陆凉资洪，弥勒昂复祖，维摩沈应麟、沈兆麟、王承祖、王义、王先任、王先伦等谋叛，众至数万，攻临安，陷蒙自?? 各郡震动。”⑤这清楚地表明，康熙时联合云南各族人民掀起反清起义的发动和领导者是宁州彝族土官禄昌贤而非龙韬，龙韬仅为众多率部参与土官中的一员，其籍贯、族属是石屏彝族而非六诏山和泥；真正参加起义的六诏山和泥，为教化张长寿、枯木龙元庆、八寨李成林三部土官所率队伍；起义者中，大部分领军人物为彝族土官，因而也说不上六诏山和泥是主力。
六诏山区的和泥，历来以龙氏最为显赫，龙氏则始于宋代即有记载的龙海基。宋代大理国时期，滇东南六诏山区强现、维摩、王弄各部和泥中以强现实力最强，强现领主龙海基在北宋皇韦占时作为向导带领宋将杨文广过境有功，受宋朝之令世领六诏山区，成为滇东南最高领主；其后代在元、明时亦受朝廷重用，明末清初彻底衰落。⑥ 但龙姓并非六诏山区所独有，姓龙者也并非就是哈尼族，明末活跃一时的石屏州土官龙在田，其彝族族属从未有人怀疑过。《云南少数民族》的作者，想必是为了通过突出六诏山龙氏在反清起义中的重要作用，以此来衬托说明清代六诏山哈尼族之所以遭受官府特别打压而沉寂的原因，但因未能认真核查史料，以致出现了想当然而张冠李戴的错误；后来有的学者也沿袭其说而未能深究，故难免形成以讹传讹。
上述三方面问题，实为近年哈尼族研究领域中的毛病和瑕疵；见知其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故连缀成文，妄发议论，意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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