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铨
集市,古即有之｡“昔黄帝日中为市,令百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市之名以起｡降及后世,商贾愈繁,设市愈盛,于是舟车捆载遍天下｡中域省份,或名曰集,或名曰墟,或名曰庙会,惟云南则称以为街,总之皆市也｡”1由于集市是市场体系的基础,对其作用进行考察便成为了解各级市场地位与其变化的前提｡本文拟对大理地区近代集市的数量､街期､类型､功能以及它与城市市场的关系进行一些分析,以为下一步考察大理地区的市场体系做些准备工作｡
如所周知,由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不仅市场化程度加深,而且必然促使交换场所扩大｡因而,集市数量的扩大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反映在集市数量的增加上｡因为当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业已上升到足以使集市演进为更高一级市场而发生了层次的变化时,前述集市与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便未必能由其简单的内在联系中得到直接印证｡基于上述论点,我们对集市数量进行考察时,还要注意其变迁,这样才能得出更具体､更切合历史实际的判断｡
集市街期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商品经济不甚发达时,投入市场的商品量有限,农民的市场购买力较弱,其对市场的需求程度小,因而街期不可能过分频繁｡当商品经济有所扩张,农民的市场需求度和市场购买力随之提高,由于需求决定供给原理的作用,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有更多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投入市场｡接着,居民的消费方式､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也将随着商品经济的渐进扩展而产生更大的变化｡这时,街期便可能要缩短以适应经济的发展｡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又还没有获得足够发展的时候,因其势必也会引起集市数量增加和集市半径增大,于是,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和方便人民的经济交易,各个相邻集市的街期排列便出现了错落有致状态｡因而导致集市开市率可能并不扩大,反而可能会减少｡
证诸历史文献,大理地区的近代集市发展情况与上述分析基本吻合｡为便于对该地区集市变迁进行动态的考察,现将明清两代大理地区的集市状况列表如下:
从表中可知,大理地区的集市数量在明代后期是27个,清代前期增至81个,到清代后期已扩展为103个｡明代后期的集市数量较前有一定发展,这与明政府对云南边疆实施改土归流､屯田垦殖等政策促进了大理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有关｡清初为恢复经济而推行的各种政策使商品经济再度发展,集市数量随之增到81个,到后期,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的商品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大理地区的市场在光绪年间也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从而使其经济发生了剧变,近代化经济因素增多,集市也扩至103个｡集市每月平均开市次数在明代后期由于统计的不完全,不能用来比较｡仅就清代前期和后期的平均数观察,分别为8. 3次和7. 3次｡众所周知,清代后期的大理地区商品经济是比前期更为发展的,但表列数据却表明清代后期的大理地区集市开市率反而比前期下降,其原因就因近代大理地区的商品经济正处于有一定发展但又没有足够发展的态势中｡
再从微观来考察,由于地区内部商品经济水平的差异,各州厅县的集市贸易发展趋势也极不相同｡云南县､云龙州､浪穹县､剑川州､鹤庆州､蒙化厅和定边县的平均集市数,清初为5. 7个,清后期10. 1个,增长率为77% ; 在统计中可比的云南县和浪穹县集市开市率每月平均次数清初为5次,清末为7次,增长率为40%｡数据表明,在近代大理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这七个州厅县中,其稳步发达的集市贸易情况符合前述分析中所认为的在原有商品经济基础薄弱而现又有所发展地区的集市数和开市率的变化趋势｡
在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赵州､太和县和邓川县,其集市发展情况,又呈现为另一种态势｡这三州县的平均集市数,明后期为9个,清前期为11. 3个,增长率为26% ; 每月平均开市次数,明后期6. 6次,清前期为10. 4次,增长率为58% ｡迄清代后期,三州县的平均集市数为10. 7个,较清前期减少5% ;每月平均开市次数为7. 5次,较清前期下降29% ｡因而,三州县的集市贸易奠基于明代,至清前期达到最高峰｡到清后期,集市贸易徘徊不前并稍有萎缩｡但由前述分析看,该种变化并不反映这些地区的商品经济有所倒退,而是由于商品经济已转在更高层次中进一步发展｡这种因为“一个较高层次城镇的发展和扩大,将导致其四周腹地内较低等次中心的相对萎缩”2 的情况,多见于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于近代大理部分地区的这种集市发展态势,正显示了这些地区的商品经济已有较大程度的发展｡
若按街期进行分类,集市可分为不定期集市和定期集市两类｡不定期集市是一种较为原始的集市,它没有固定的街期和贸易地点,大体是古代所谓“有人则满,无人则虚”的乡村偶发小集｡它当然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在近代的大理地区,由于商品经济已较前发展,这种不定期的集市只偶见于极少数极为闭塞的山区,可以略而不计｡从总体上看,大理地区的绝大部分集市都已是定期集市｡
定期集市一般依托四周乡村,成为一个固定的商品交易中心,便于邻近农家定期前往赶集｡大理地区定期集市的街期选择和排列,虽然形式纷繁复杂,但毕竟仍有规律可循,具有一定的内在同一性｡各集市多以干支为街期定时,但街期间隔的时间则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与交通的地理条件而有差异｡归纳起来,大理地区的定期集市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十二日一集｡在大理县境内,位于作邑､向阳溪两村之间的龙街以辰日集｡赵州的苴力市､弥只市､江西村市则亥日集｡在云南县,西城外的大市是寅日集,城南南门市申日集,白马庙市卯日集｡邓川州左所营市辰日集,银桥市戌日集,中前所营市申日集,中所营市巳日集｡这类集市在大理地区集市总量中的比重较小｡它们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在其周围还有更为发达的集市｡如龙街附近就有喜洲这样层次较高较为发达的农村集市存在｡因而,它们的开市率虽然较低,仍能满足附近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各种生产和生活需求｡
2. 六日一集｡上关市丑､未日集,下关巳､亥日集(后有所变化) ,民国六年( 1917)设的溪街丑､未日集,宣统二年( 1910)设的头铺街寅､申日集,观音塘街子､午日集｡赵州的大庄市辰､亥日集｡云南县的驿前市辛､卯日集,棕蓬村市子､午日集｡邓川州的旧州市卯､酉日集,青索市巳､亥日集｡浪穹县的县城中市卯､酉日集,三营市亥､未日集,凤羽市辰､戌日集｡宾川州的义交市､鸡坪关市､牛井市､白羊市都是六日一集｡六日一集的集市在大理地区的集市总数中所占比重较大,它们满足了大理地区近代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发展的要求｡
3. 四日一集｡赵州大市､白崖站市寅､午､戌日集,弥渡市巳､酉､丑日集,甸中市卯､未､亥日集｡云南县的胭脂坝市､你甸村市､大波那市依次为寅､午､戌或寅､午､戌和巳､酉､丑日集｡邓川州的罗陋市､普营市､千户营市分别为申､子､辰或申､子､辰和寅､午､戌日集｡
4. 三日一集｡此类集市的比重虽然较低,但却表明那些地区的商品经济已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如邓川州州前市是子､午､卯､酉日集,宾川州城中市为寅､申､巳､亥日集｡
5. 二日一集｡它们大多分布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尚未达到能促使集市升格为更高层次市场程度的地区或城市市场中的集市贸易｡这类集市深刻揭示出人们交易活动的频繁和投入市场的商品量增多｡在大理境内,县城内市“自双鹤门至安远门大街,逐日集市贸易｡”3菜市“旧在大街五华楼以北,逐日小市｡”4邓川州的赵邑村市､马加邑市､江尾村市都是二日一集｡宾川州的康朗市也是二日一集｡
集市作为初级市场,其街期的安排必须以方便实用为原则,因此一县之内各个集市的街期不会集中在同一天或几天内,而是大体均衡分布的｡错落有致是其显著特征｡如喜洲附近有小西城街､湾桥街､仁里邑街､狗街､龙街､周城街､上关街､沙坪街､江尾街､右所街､双朗街和挖色街｡喜洲街是子､卯､午､酉四日,狗街是戌日,龙街是辰日,仁里邑和周城每天下午都赶街;右所街和小西城街是卯､酉日;沙坪街为丑､未日; 江尾街是子､午日; 挖色街是子､午､酉日;湾桥街是寅､申日,双朗街是寅､巳､申､亥日｡5这样,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集市,适应了该地区经济生活市场化程度提高的要求｡
在历史上,集市出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地理等等因素｡由于集市的起源可以揭示出该市场的历史渊源和留于后世的痕迹,本文将对由宗教､民俗等因素促成的一年一度的商品交易会作一番考察｡这类集市可称为特种集市｡
大理白族重要的贸易集市— 三月街一直保留至今｡三月街起源于白族氏族部落社会的巫教集会,南诏时,受祭祀观音的佛教活动的推动,在宗教祭祀活动中通过具有娱乐性质的文化艺术表演,吸引了更多的各族人民参加,使经济交往活动大为开展,从而使三月街成为白､汉､回､纳西､藏､傣､傈僳､普米､彝等10多个民族参加的宗教— 贸易集会｡6清嘉庆时赵州人师范曾这样描述过当时的三月街: “毡裘毳帽耳珠坠,爨缅番戎貌各殊; 璀璨疑游五都市,喧嚣如展上河图,…… 柳横酒旆绿舍烟,花隐茶坊红绚彩,…… 灯火连宵陌巷通,明月横天照榆水｡”7时至近代,“三月大市在城西校场,每岁三月十五日集至二十日止｡各省及藏､缅商贾争集,官署遣戍卒卫之｡”8在市场上“交易品有木材､药材､玉瓷､皮革､骡马等,汉夷藏回远近居民毕集,为全滇市集之最大者｡”9 而自大理地区生产和输入近代工业品后,更丰富了三月街的商品种类｡
邓川的渔潭会“则以每年八月十三日至二十日集会,八日贸易极盛｡”10渔潭会的起因原是“游海之需” ,但由此导致商品交换发展形成为商品交易会｡11因为“每岁中秋日,洱滨游人为彩舟至此游玩,商贾并集,近则滇西州县人士,远则川广估[贾]客亦多至者｡凡五日而后散会｡中凡[番]百货皆备,而以婚姻嫁娶之装饰品为大宗,其次则木石｡… …彼此交易,始而木石山积,卒皆雪消｡亦滇中一大贸易场也｡”12地处鹤庆州城南五十里处的松桂会,“旧有会场,每岁七月二十四集,然不甚热闹｡”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占领缅甸,“逼处滇外,市马于滇,…… 于是滇之大贾皆改他项买卖而专贩马匹” ,鹤庆因地处进入丽藏马匹盛产地的门户,遂成为马匹收购的集中地｡松桂会也成为骡马交易的“巨埠”｡13因而,鹤庆的“松桂会与丽江骡马会同｡”14
在商人介入交换活动之前,本地区集市上的交易基本是使用价值的交换,其职能主要是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具有满足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交易的商品局限于地方小市场,市场狭小,交易量有限,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商品较少,主体是自给性生产中自用有余的部分｡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成分逐渐增多,出于追求商业利润目的的商人开始介入集市,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把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改变为由商人把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结起来｡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促使农民的自给性生产没落与商品性生产渐增｡集市职能因此变为从事价值交换,并具有了商品集散地的经济功能｡本地的商品也不再局限于在本地市场内流通｡本地区市场中的商品结构也不再仅限于由本地生产的商品构成｡由于集市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加深,加之长途贩运贸易的大规模展开,使集市最终突破了地方小市场的局限｡伴随使用价值交换在集市交易量中的比重日益下降,商业资本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价值规律的支配范围扩大,市场的交易额不断增长,各类主体对市场的依赖性也日益加强｡为此,集市渐分为了“保障供给”经济功能的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大理地区的近代集市,有些只具备第一种经济职能,有些则兼有前两种,有少数具有三种职能｡
在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集市“保障供给”的经济功能较为突出｡如云龙县“有漕涧等街,营业以盐米为主｡”15 永平集市有“曲硐､老街､龙街､杉阳等街,多为六日一集,多销乔云二井食盐｡”16漾濞集市有“漾濞街､平坡街､浪仓街,交易皆农产品｡”17这类集市主要满足市镇和附近居民购销商品的要求,即保证农民生产是其最基本经济功能｡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以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加深,这种集市中的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已经逐渐缩小,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正日益扩大｡
在地理条件较好而商品经济又有所发展的地区,集市不仅具有“保障供给”的职能,而且还成为商品集散地｡如宾川的“县城街､宾居街､牛井街､挖色街等,均在城区,惟多运往大理以此为过道｡”18又如在大理县境内陆处喜洲附近的龙街,也具有了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商人把洋货运到龙街,“每街销售洋纱､土布各百余驮｡”19而且每至街期,附近各村农民､手工业者和城镇的商人,如喜洲､大理､下关以及洱源､邓川､剑川等地的商人(主要是纱布商)都来赶街｡20商人在市上销售他们的商品,采购农产品和手工业品; 农民与手工业者则售出所有而购买所需｡狗街也同样具有这些功能｡它“在喜洲宏圭山脚,戌日集,销售品以洋纱､土布为大宗,与龙街相同｡”21因而赋予这个集市以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又是农村输入商品返运贸易的终点｡”集市的这种经济职能,“不但是农民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市场保证,更是农民进行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的市场保证｡”22
第三种是经济发达地区的集市,这些集市由于商业发达,不但“保障供给”和集散商品的两种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并且除生产资料市场外,还出现了雇工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为农民进行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着更有利的条件,从而有力地推动着地区分工和小市场的发展｡23这类集市以喜洲最为典型｡“清雍､乾､嘉､道间,人口繁重,生计日艰｡士人惟以教授课文为业｡至于农产物则菽､麦､稻､粱不能敷食,多数仰给外邑｡… …穷则思变,于是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永､腾､顺､云｡又或走矿厂,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须赀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24喜洲的商业在近代后期已执滇西商界之牛耳,它与大理､下关､邓川､浪穹､剑川､鹤庆等地经济联系密切,其商品集散情况,如绸布均从下关､大理买入,除在本地销售外,主要是在龙街､狗街､邓川的沙坪街､右所街以及洱源等地销售,而以右所街的销售量最多,龙街､狗街次之｡25到建国前,喜洲的商业行业已有20多种,座商186户,行商213户,摊贩29户,主要经营土布､绸布､土杂､茶叶､百货､食盐､药店､食馆等｡商业的不断兴旺,也促进了其周围集市的不断发展｡26各集市与喜洲的距离大体为: 小西城街25里,湾桥街15里,仁里邑街10里,龙街5里,周城街10里,上关街30里; 邓川县境内的沙坪街35里,江尾街40里,右所街60里;宾川县境内的双朗街和挖色街30多里｡27喜洲不仅有保障供给和集散商品的经济职能,而且还出现了一些雏形的生产要素市场｡如每到农忙季节,喜洲劳动市场每天有三四百人至五六百人之多｡28
集市与城市市场既存在着发展上的递进关系,即集市可以进化为城市市场,又存在着经济上的紧密联系｡集市不断地把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输送到城市市场,这些商品在城市市场或被消费,或被转运往更高层次的市场(包括国内和国外市场) ,或被输往缺乏此类商品的集市｡城市所生产的工业品和手工业品,除一部分被本地区居民消费外,大部分输往基层市场供农民和手工业者消费｡外国商品和沿海生产的商品也正是通过城市市场层层往下输送的｡因而,在经济上两者存有较强的相互依赖性｡缺少了集市这种基层市场,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便无从谈起｡同样,假若没有城市的供给,农民的一些基本消费需求也将得不到满足｡
由集市发展进化成城市,最好的典型莫过于下关｡“赵州有下关市(原名德胜街) ,汉时为龙尾城,南诏称龙尾关,后改里仁乡｡明初始名下关,以巳､亥日为大街,丑､未日为小街,卯､酉日为中街,交易亦以日用品为多｡”29 云南各民族起义失败后,下关便取代大理成为迤西商品集散中心,经过抗战期间的蓬勃发展,到解放前夕,下关已成为仅次于昆明的云南第二大商业城市｡
农村集市与城市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如喜洲市场的茶､烟､枣､糖等商品皆由下关､大理进货; 食盐､草纸､迷信纸钱､麻索等在右所购买;西药大多从昆明､上海购入,少数由下关､大理进货; 中药大多是在每年一度的三月街采购,少数在大理购买｡30又如喜洲生产的土布除销售于本地及邻近市场外,大部分运到邻近各县和丽江､永胜､凤庆､临沧一带出售｡31集市与城市的商品种类流向,前者主要向后者输送农副产品和部分手工业品,而后者则运送各类手工业品和机制工业品到各个集市｡如上关运到下关的商品以米和蔬菜为主,而下关主要运送各种洋杂货到上关｡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我的导师董孟雄先生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注释:
1.刘毓柯: 《永昌府志· 建置志》卷17《市肆》｡光绪十一年刊本｡
2.施坚雅著､王旭等译: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 施坚雅模式》第147页, 1991年版
3.4.《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部》｡
5.《云南省白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60页
6徐亚非､温宁军､杨先明: 《民族宗教经济透视》第69— 7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注: 有关大理白族三月街的起源,说法很多,但多认为与宗教文化有关,因这一问题与本文关系不大, 故姑且采用该书的观点｡
7.道光《云南通志》卷200,《诗》四《月街吟》｡
8.《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部》｡
9.10.周钟岳: 《新纂云南通志》卷143《商业考》一｡
11秦树才: 《明清时期洱海地区商业述略》,《昆明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
12.13.杨琼: 《滇中琐记》｡
14.周钟岳: 《新纂云南通志》卷143《商业考》一｡
15.16.17.18周钟岳: 《新纂云南通志》卷143《商业考》一｡
19.21《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部》｡
20《云南省白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61页｡
22.23.方行: 《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24.《大理县志稿》卷6《社交部》｡
25.《云南省白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51页｡
26.杨聪: 《大理经济发展史稿》第223页｡
27.28《云南省白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60､37页｡
29周钟岳: 《新纂云南通志》卷143《商业考》一｡
30.31.《云南省白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50— 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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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铨,白族, 1971年生,云南大学经济学院94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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