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是方国瑜先生史学研究的起点，并贯穿其整个史学研究生涯。方先生不但从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奠定了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坚实基础，还广泛深入地研究了中缅、中越界务问题，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民族联系与政治关系，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及南亚的交通、经济和文化关系，是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关键词： 方国瑜 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 贡献
方国瑜先生学养深厚、著述弘富、建树卓著,被誉为“滇史巨擘,南中泰斗”。学术界多将其学术贡献归纳为中国西南历史文献的研究与整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三个方面。事实上,身处祖国西南边疆,方先生治史伊始便关注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并将其贯穿于整个学术生涯,形成了其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与鲜明特色。对方先生在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及成就,方福祺撰《方国瑜传》虽有涉及,但未做专门论述。因此,认真研究方先生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成就,不仅有利于对方先生学术遗产的全面认识,而且对于当今深入研究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有重大学术价值,对中国西南边疆与邻邦睦邻友好以及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对方先生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经历、主要内容及特点做初步探索,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929年秋,经预科阶段的学习,方国瑜先生入北师大国文系本科,1930年春,复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同时在两个学校研读,先后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其间,方国瑜先生深入研究隋唐声韵,写成《隋唐声韵考》和《〈广韵〉声读表》两书,并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广韵〉声汇》。这些成果,得到董作宾、罗莘田等语言学家的赞赏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导师们的一致肯定,是20世纪我国汉语史、音韵学研究的重要创造性成果之一。在导师刘半农的建议和指导下,方国瑜先生还到丽江地区研究纳西象形文字,写成《纳西象形文字谱》,被中外学者誉为纳西象形文字研究的经典著作,方先生被尊为“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正当方先生在音韵学、汉语史、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上渐入佳境时,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特别是对西南边疆的侵略给他极大刺激。方先生在回顾他人生的这一重大转折时说:“长期以来,边地历史遭到歪曲诬蔑,真相被隐晦,考究史事之作甚少。至近世始稍有改变,则因帝国主义侵略,俄、日在北方,英、法在南方,窥我边陲,危及堂奥,有识之士,留心边事,乃有西北地理及满蒙之学,蔚为风气,多有著作,打破已往沉寂。而西南,则英帝自印度侵占缅甸,法帝囊括印支三国,侵入我云南。当中英、中法交涉界务时,有`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之叹。时人多有愤慨文章,登诸报刊,至于研究史事之专著则甚鲜,比之西北、东北、北方逊色多矣。”正是严重的边境危机使方先生放弃已取得显著成就的语言学、语言史研究,从音韵转向界务,从中原转向边疆,开始了西南边疆政治、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研究。
1935年4月9日,民国政府外交部与英国驻华公使共同签换照会,重勘悬案30余年的滇缅南段未定界。获此消息,方先生立即撰写了《滇缅边界的昌蒲桶》、《葫芦王地之今昔》、《条约上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地名》、《滇缅南段未定界管见》、《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孟仑》等一系列文章,以历史文献为基础,雄辩地说明这些地方应属中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中英滇缅边界谈判提供了可靠而重要的历史依据。
1935年8月,方国瑜以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务中国委员随员身份参加界务交涉。他在昆明查阅政府档册月余,掌握了滇缅边界的相关资料,后参与了12月6日至次年4月6日在孟定南大寨、耿马、冈勐、募廼等地举行的中英滇缅界务会谈。会谈结束不久,方先生于1936年6月始,应聘执教于云南大学,终生从事包括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在内的史学研究。
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昆明一时成为中国文化中心之一,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西南地区历史、民族的研究。当年,方国瑜与向达、闻囿、楚图南等先生创办了《西南边疆》杂志,成为当时民族、边疆和边界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方先生先后在该杂志上发表了《班洪风土记》(第1、2期,1938年)、《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第8期,1940年)、《步头之方位》(第11期,1940年)、《卡瓦山闻见记》(第10、11期,1940年)、《裸黑山旅行记》(第14、15期,1942年)等论文。1942年,方先生又在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并担任主任,先后组织刊印“西南文化研究丛书”11种,其中之一为方先生的边界及边界地区民族研究的重要成果《滇西边区考察记》(1943年)。这些论著,更加全面、细致地介绍了方先生1935年参加会勘中缅界务前后所了解的边界地区佤族、拉祜族(裸黑)、傣族、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族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说明了各地各族与汉族及内陆政府的密切联系,也驳正了伯希和在关于“云南与安南的古代交通”、“步头之方位”、南诏所通用之文字“为缅甸文字”等中国西南与越南、缅甸之边界、交通、文化关系中的一些错误看法。
另外,1938年至1944年,方先生受聘担任云南省通志馆编审员,在《新纂云南通志》(1949年铅印)中编写了《疆域沿革》、《历代建置沿革表》、《历代沿革图》诸目,为以后进一步研究西南疆域与界务问题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为契机,围绕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和中越边界形势,方先生的边界研究变得更加广泛、深入。
1954年,我国开始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1961年云南大学被列为该项目的协作单位,承担了西南地区图集的编绘工作。方先生作为云南大学方的主要学术负责人,始终参与了图集的考证与编绘。其间,方先生高度重视中国的疆域问题,发表了《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指出“我国国土之内,自古以来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生活的共同要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融合,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构成一个整体”;“中国历史是整体发展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虽然政治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1964年5月24日,方先生在给地图编绘工作主要负责人吴晗和尹达的信中又指出,王朝史不等于中国史,应“把中原王朝版图只认作中国的一部分,其余政权区域也认作中国的一部分”。吴晗、尹达回信认为,“你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对这一看法给予了高度肯定。这一观点,科学地解决了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为正确确定西南的历史疆域提供了重要依据。另外,因主要是负责“地名考释”,方先生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加《新纂云南通志·疆域沿革》编纂的基础上,对包括各边界在内的云南地名及其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这些成果,除作为当时绘制地图的依据外,或单篇发表,或收录于方先生所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下册)、《方国瑜文集》中。其中,边界地名的考释是方先生地名考释中的重要部分,经统计方先生“重点考证的地名一半以上在边界地区”。
20世纪50年代,方先生注意到中缅未定界是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认为中缅之间的边界迟早要妥善解决。他发表《嶲唐城之位置》、《哀牢夷地的设治、部族及变化》、《明季以来云南西部边境与木邦关系事迹》、《清代云南边界地名事迹》等论文,系统论证了自汉代到清季云南西部边界的沿革与变迁。特别论证了云南自西南的永昌(今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天马、汉龙二关及猛卯屯地(今瑞丽市)向东经顺宁府(今临沧市)、普洱府(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北部)的滇缅边界的历史轨迹,为后来中缅边界会谈做了扎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准备。1960年初,中缅边界会谈开始,方国瑜先生即被国家聘为首席史地顾问,为中方提供了丰富、翔实、确凿的历史资料。
对于中越边界,由于中国和越南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邻邦,不少人对中越将出现“边界纠纷”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方国瑜先生意识到,自越南沦为法国帝国主义殖民地后,越南与我国云南的边界纠纷不绝于史,作为两个主权国家,中国与越南的边界不可能永远“未定”。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心与爱国良知,使他不能忘记对云南与越南边界问题的考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方国瑜先生就批驳了法国学者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一书在中国与越南(时为法殖民地)边界问题上的谬论。伯希和认为:“唐以前,中国人开拓云南与东京交通之事,今尚无迹可寻。”方先生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说明东汉建武十九年(43)、蜀汉章武元年(221)、曹魏咸熙元年(264)、东晋咸康二年(336),中原王朝已通过云南与越南北部建立了政治、军事及交通等方面的联系与交往。
伯希和还提出,“当时(唐代)云南未成一省,其东南部隶于安南都护府,其东北部隶于今日四川之叙州”。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有中国学者重复伯希和的谬论。为此,方国瑜先生针对伯希和的谬论撰写了《唐代前期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一文,以确凿的历史事实,论证了唐代前期整个爨地由南宁州都督府统率而属于唐朝戎州都督府,而南宁州都督府南部辖境,已包括了两汉设置的益州郡和牂牁郡南部地区,即今云南文山、红河两个自治州。方先生指出伯希和仅借贾耽《路程》古涌步至龙武州是“爨蛮安南境”的一句话,不顾大量的历史事实,把开元二十二年(734)至二十四年(736)爨地分属于安南、姚州、戎州的短期事实视为整个唐代前期的情况,把云南南部、贵州全省的“僚种”居地判为“中国官厅势力所不及”的地区而属于安南都护府的错误看法,揭露了伯希和企图把安南边界划在南盘江、曲江以北,系为安南(时为法属越南)争地盘,为帝国主义侵略云南张目,竟然不顾历史事实。方先生指出,越南直到1466年始有较为明确的边界,从此与云南争议边界,历莫朝、郑朝、阮朝不断发生纠纷。云南东南部的兴古郡地,自来属于益州、宁州、南宁州,各时期的记载都很明确,未曾属过交阯。伯希和是以考究历史为幌子,为殖民侵略服务。
伯希和还将“爨种之南端”的“步头”视为“《蛮书》之贾勇步,贾耽之古涌步”,认为该地“置于今之临安(建水)”。对此,方先生以更加充分的资料和史实,考辨了步头和贾勇步为二个不同的地名,并据《新唐书·地理志》、《蛮书》所记道里情况,参之《元史·地理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相关记载,考订步头为今云南元江,贾勇步则为今之云南河口,而“由安南城水行经峰州至贾勇步称峰州路,自贾勇步陆行经通海至拓东城称通海城路,又自贾勇步水行经步头,再陆行至安宁城称步头路”。进而阐释了“步头”之含义,论述了步头在中国西南联系安南、文单国、昆仑国中的重要作用,批驳了伯希和将贾勇步与步头相混淆,定为临安(今建水),将步头路与通海城路二条道路混而为一,目的是要将云南南部重镇往北部收缩,以服务于法属越南将其边界向北部云南境内推进的需要,“其恶毒的用心,不能认为是疏于考证的纯学术观点”。
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南学术界不断重复伯希和老调,企图将中越边界“北移”。方国瑜先生又以确凿的历史事实、严密无懈的论证,给予驳斥。1983年方先生指导林超民撰写《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有关的几个问题》一文,将碑中一个长期被视为大理国“自己造的怪字”正确地释读为碑体常用之别字“延”字,确定了相关地名为“延众镇”。从《石城会盟碑》所说延众镇地名,《南诏野史·段和誉传》所载矣、空、破、马诸地名以及《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临安道阿迷万户所属各部地名,可知大理疆域,其东南部与越南接壤的边界,与汉晋时兴古郡、隋唐时南宁州、南诏时通海都督、元明时临安道东南边界相同。又据《宋史·交趾传》、《越史略》、《越史通鉴纲目》诸书所载,大理段氏与越南李氏历次争端,在今越南高平省、河江省、老街省,元时记录在莱州省。可知大理疆域之东南边界全线在今文山、红河两州边界以外,明初尚犹如此。这是西汉以来的传统边界。而至明宣德时越南黎利、成化时黎灏、嘉靖时莫登庸、万历以后黎氏,先后侵占云南边界,得寸进尺,予取予求,时有争议,悬案多未结,亦未有定界。直至清季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将其置为殖民地后,与清朝政府交涉界务,利用清政府衰弱无能,法国强权无理,签订界务条约,竖立界碑,成为今日的边界线,这是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产物。
方先生对中国西南与越南、缅甸界务问题的研究,既有实地的考察踏勘,更有长期的资料和史实的积累;既有对界务争端的对策性研究,更有对边界地区长期形成的历史和民族深入细致的考说;既科学客观地阐述了界务历史的真实,又批驳了在界务问题上的一些谬误说法,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界务问题方面最丰富、最为可靠的研究成果。
二、开创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民族联系和政治关系的研究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山水相连,中原王朝及西南地方政权在历史上与东南亚国家形成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方先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认为云南“与印度、暹罗、马来半岛诸境亦相近,不论民族、宗教、经济诸端,莫不息息相关”。因此,在抗战时期主持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工作时,方先生即将“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马来半岛诸境”纳入了研究室的研究范围,在研究室的研究项目中列有“西南边裔之研究”一项,具体研究“历代经略藩属之史绩与诸境之现状诸问题”。在研究基础上,方先生还发表了《重新调整中缅关系》、《缅甸自治的前途》、《论滇缅经济关系》等文,对当时发展中缅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55年,方先生积极配合云南省委“重视东南亚史的研究”的要求,在云南大学“开出了缅甸、泰国、越南诸国史。1956年又开出东南亚史。为开这几门课程,他纂录了大量的资料,然后分专题编写出了《中国纪录暹罗古代史》、《马来西亚诸国古代史》、《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等十几本讲稿”。这样,对中国西南民族史、东南亚史的娴熟掌握,为方先生开展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在民族、政治交往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兹将这方面的研究举述如下:
《永昌郡徼外诸国》一文,博采各种史料,阐述了两汉时期身毒、敦忍乙国(上缅甸太公城为中心)、僬侥人国(中南半岛原住民小黑人所建)、骠国(伊洛瓦底江下游一带)、大秦国的基本情况,及其与当时云南的联系与交往。《古代云南之居民与发展》、《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郡县及经济文化》二文,在阐述汉晋以前云南的民族情况和郡县设置的同时,指出云南的蒙克语族(百濮系统各族)、壮泰语族各族与中南半岛民族存在渊源与迁徙关系。但是与哈威《缅甸史》关于得楞人是由云南沿萨尔温江移到缅甸的说法、拉古柏关于“掸族是由云南迁到泰国”的说法以及斯泰保尔关于印尼人是由云南经越南、暹罗、马来迁到印尼群岛的说法不同,方先生认为这些看法,“从云南民族发展的情况来看,简直是不可理解的”,根据“语族和有史以来的发展”,“云南的四个语系部族,是从不同的方向迁来,年代先后也不一致”。“云南的地理位置在中国与印度以及中南半岛之间,部族的交通联络,沟通了中国与印度以及中南半岛的经济关系。”这些研究,在阐述当时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社会历史和民族情况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民族联系。
《南诏邻近的国名及城镇》一文,广泛搜集相关资料,不但对唐代樊绰《云南志》卷10所载“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的弥若国、弥臣国、骠国、昆仑国、大秦婆罗门国、小婆罗门国、夜半国、女王国、水真腊国、陆真腊国的疆域风土进行了考述,而且还补述了樊绰书所未载的室利罗、万公等八部落,以及迦摩缕波国、参半国、文单国等国情况。同时,该文论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与南诏并通过南诏与唐王朝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关系。该文指出“南诏与大秦婆罗门国和小婆罗门国之往还,为沟通经济、文化之重要途径”;“是时缅甸境内,伊洛瓦底江流域之社会经济文化已发达,形成若干地区,在中部者为骠部族,北部为太公等部族,南部为弥臣、昆仑等部族,并通过南诏与唐朝发生联系,经济、文化交流当甚密切”。以历史事实批驳了英、法学者或“讳言(缅甸等中南半岛诸国)与唐朝发生的联系,而强说其文化传统渊源于印度”,或直接提出“自皮罗阁并六诏而自号为南诏主以后,中国与中南半岛诸国交通断绝”等不当看法,揭露了他们为殖民主义造舆论的不良动机。
《〈宋史·蒲甘传〉补》一文,针对《宋史·蒲甘传》仅简略地记载崇宁五年(1106)蒲甘入贡一事,致“明清以来言缅甸史者多未能道蒲甘事也”的状况,博览诸书,广为搜求,从《岭外代答》、《诸蕃志》、《异域志》、《宋会要辑稿》、《南诏野史》、《宋史》诸纪传、《东原录》等十数种典籍志书中,辑录相关资料,“录之成篇”,弥补了《宋史·蒲甘传》记载简略之失,最大程度地反映了蒲甘王朝的疆域风土状貌,以及景德元年(1004)、崇宁四年(1105)和五年(1106)、政和五年(1115)、绍兴六年(1136)夏与同年七月二十七日,蒲甘与宋王朝或大理政权间的六次贡使往还情况,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中国与缅甸关系史研究。
《暹罗古国考》一文,详考泰国自三国时隶属于扶南国,唐初扶南国衰亡后,先后建立堕罗钵底国、罗斛国、暹国等政权,最终于元朝末期形成暹罗国的发展历程。其间,搜求资料,阐述了扶南、暹罗等与中国内陆王朝的入贡情况,仅自三国时至隋初,扶南及所属之林阳、金(暹罗前身)对内陆王朝的入贡就多达23次,并指出南诏及大理政权曾对暹罗古国实施羁縻统治的事实。
元明时期,中国中央王朝对中南半岛北部地区不断经营,建立起土司统治。明永乐年间,为这一地区土司设制最盛之时。通过土司制度,今日除阿拉干以外的缅甸全部、泰国北部景迈地区、老挝北部朗勃拉邦地区、越南西北部莱州地区都纳入了明王朝的统治范围。明代后期,中南半岛民族地方势力崛起,与明王朝的统治形成矛盾,加之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扶持地方势力同中国封建王朝争夺控制范围,遂使这一地区的关系复杂化,也导致万历年间以后中国封建王朝对中南半岛北部地区的控制日渐萎缩。方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第六篇之《(元明清)云南西南边境地区地名考释》中,详细考察了这一时期中国中央王朝在中南半岛北部地区设置孟养、木邦、缅甸、底兀剌、古剌、底马撒、车里、八百、老挝等土司的情况,也阐述了18世纪中叶后,中南半岛形成的几个强大势力,即缅甸的木疏(始于1752年)、暹罗的郑昭(始于1767年)、越南之阮氏政权(始于1778年)与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以及19世纪后期英法占领缅甸、越南后,侵我边疆,最终形成界务纷争的历史情况。
以上研究,较清晰地梳理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民族的渊源关系,阐述了两汉以后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发展及与中国中央王朝和云南地方政权的政治交往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央政府与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在东南亚地区的设治经营,揭示了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与东南亚南亚民族政治势力的联系与矛盾。
三、拓展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及南亚的交通、经济、文化关系研究
云南作为祖国内陆联系东南亚及南亚最为重要的地区,很早就形成了通向东南亚与南亚的交通体系,与之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在这方面,方先生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中国通过西南地区与印度的交通,据《史记》之《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所载,学界将其归纳为蜀身毒道。这条道路开通于何时?有人认为开通于公元前11世纪,有人认为开通于公元前6世纪,有人认为开通于公元前5世纪,也有人认为开通于公元前4世纪。方国瑜先生《略说战国至汉初的西南部族社会》一文参考前说,辨析20世纪50年代长沙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琉璃珠非产自国内而由印度传入,是蜀毒道存在的最早实物证据。而且将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视为蜀身毒道形成的重要条件,认为“西南地区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各地各部族要求与邻境交换生产品,相互往还频繁,开辟了道路”,“成为祖国对外交通孔道”,最终得出“此交通线的开发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前”的结论。该文进一步指出,“此交通线以滇池为枢纽,北通邛都、筰都至蜀,以抵于秦;东通夜郎、牂牁至巴,以联于楚;西通昆明、嶲唐,经掸人地以至于身毒”。这一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另外,方先生还认为,自蜀经道、滇池而南,从句町、进桑入交阯之通道,战国时期已存在。在《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之“云南与安南之古代交通”部分,方国瑜先生针对伯希和“唐以前中国人开拓云南与东京交通之事,今尚无迹可寻”的说法,从《水经注》、《汉书》、《后汉书》、《晋书》、《三国志》等史籍中搜求资料,悉心稽考,提出自交沿红河北行,经泠(在安南太原府北),进入云南境内,沿元江可至滇池地区,为“麊泠道”,也称为马援道,这条道路在东汉初年已可确知。驳正了伯希和之误。
而《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一文,则进一步考述了经由云南的中印通道发生的一系列史事,诸如汉武帝求通蜀身毒道,东汉时永昌郡徼外夷入贡,汉晋时期大秦道通永昌及永昌多异物和越、身毒之民,慧皎等南朝高僧“经行蜀之西界,游历诸国而至南天竺”,唐贞观年间嶲唐州都督刘伯英上疏请求通西洱河(今洱海地区)天竺道等等,证实了蜀身毒道的存在与发展。其后又博采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唐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记《路程》、樊绰《云南志》的相关记载,对唐时“安南通天竺道(即汉之蜀身毒道)”之道里途程情况进行了详细可信的考说。从而使自巴蜀经云南,入缅甸而达于印度之交通情况较为清楚地展示于世人眼前。方先生另有《南诏通安南道》、《南诏通骠国、天竺之道路》(均见《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也对自安南通天竺道之里程和路线做了考察。另外,方先生还对樊绰《云南志》卷6所载南诏自龙尾关南行到银生城(今云南景东一带),再向南形成的三条通海上之路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是沿澜沧江、湄南河、伊洛瓦底江所到达的入海地带。引起了学术界对这几条道路的重视和研究。
伴随着对交通问题的认识,方先生也对中国西南对东南亚和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进行了研究。前已述及,方先生将道路的形成与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指出:“开通这条蜀身毒道,经过西南地区,是这个地区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建立起来的……就是说在这个地区甲地与乙地之间的居民有往还,开辟了一段路,乙地与丙地之间,丙地与丁地之间也如此连贯起来,开成一条漫长的交通线……故很早时期,楚蜀商贾在西南地区活动,不乏远走身毒之徒。开通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始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是时,西南各族社会经济、文化已有一定基础,而由于楚蜀商人之活动受到更多的影响。”方先生《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一文在探讨蜀身蜀道的同时,也对沿线地区贸易和入贡情况做了论述。该文从1933年腾冲(属汉之永昌郡)一核桃园中一次即发现五铢钱千余枚、永昌郡多身毒、越之民等方面情况,论说了“云南与印度、缅甸之交通盖以贸易为主”,指出了其“贸易之盛”,并且对永昌所见之琉璃、珂虫、蚌珠等“异物”的贸易来源进行了考说。
关于中国西南古代对外贸易,方先生认为至少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前即已形成并不断获得发展,但其繁盛却始自南诏后期。“南诏后期商品生产发达之后,商业贸易也就随之繁荣,是前所未曾有的”,“商品流通区域的扩大,与沿海各国的贸易也就发达起来”。非但如此,由于南诏与沿海各国商业贸易关系的密切,南诏还“发动了对沿海国家的战争”,形成了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縻治”。南诏以后,“大理段氏时期,商品生产更加发达,对外贸易也随之更加发展”。方先生还对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媒介—贝币—进行了认真研究,论述了从唐代到明代东南亚及南亚等沿海各国用贝作为货币的情况,以及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贝币流入云南并在南诏后期至明代正德、嘉靖时期成为云南重要的货币种类的史实。分析了云南贝币的衰落与东南亚局势的关系,认为16世纪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势力,逐渐把东南亚沿海地带原有经济体系打得粉碎”,不仅影响了中国西南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也导致云南贝币使用的衰落,“尤其是葡萄牙人兜售军火,鼓动沿海各国间的战争,扶持缅族洞吾,势力强大,到处争扰,以致各国与我国对立,阻塞交通,云南与沿海各国的贸易往还也渐稀疏,贝币流通也趋于衰落之势”。这一研究成果,以云南和东南亚历史发展为背景,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及南亚的交通和贸易联系为基础,以贝币问题为研究核心,较深入地论述了这一时期中国西南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至今仍被视为此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流派。
“因印缅自滇与中国交通,影响于云南文化者甚巨”,因此,方先生也非常注意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及南亚文化关系之研究,而其中心是对宗教文化联系的考察和研究。
方先生首先以史实考订了清代释圆鼎《滇释记》及某些志乘、民间传说在云南与印度佛教关系方面的诸多谬说。如称云南古为天竺国境,洱海、滇池地区的古代居民来源于印度,迦叶曾至滇传道并入定鸡足山,印度阿育王子曾到云南传教而未返,大理感通寺(原名荡山寺)系摩腾、竺法兰由西天入中国时所建,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方先生不仅搜寻资料,钩沉南朝刘宋高慧睿、东晋宋齐之世二位内陆僧人取道滇蜀以至印度求法之史事,而且还克服史乘对佛教传入云南记载不详之困难,以同云南有密切联系的缅甸、安南、扶南在唐时即佛教昌明为背景,搜集到了以下几条关键材料:其一,唐德宗贞元年间盛行于南诏并随南诏献于唐朝的缅甸“骠国乐”,“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其二,唐咸通四年(863)南诏进攻安南都护府的军队中,“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杖,束白绢,进退为步”,在军中行法,樊绰将此亲见之事录于骠国,“盖胡僧为骠人”;其三,胡本《南诏野史·丰佑传》载唐大中十二年(858),丰佑派遣段宗救缅,“缅酬金佛,当得敬迎”。并进而从这几条史料入手,提出了云南佛教系唐代中期由内陆和南亚、东南亚同时传入的学术观点。其材料之确凿,论说之精辟,为众多学人叹服接受。
方先生还进一步论述了佛教对云南文化的影响。比如,从文字和史实等方面,考证唐代后期南诏别名鹤拓、妙香国,系因梵语“乾陀罗”之古汉语对音为鹤拓,为汉语“香遍国”之意;又在伯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证南诏王、大理王又称作“骠信”,是因为缅语“骠”为“国”之意,“信”为“王”之意。从而得出“唐咸通、乾符年间云南(出现)之梵化(现象)(引者按:指云南文化、社会生活、人名地名的命名多受佛教影响等方面情况)”,较合理地解释了云南境内有鸡足山、灵鹫峰、毕钵罗窟等印度地名的原因,呼应了伯希和提出的“印度地名之移置”的看法。这些认识,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西南同缅、印文化交流的程度。
四、注重培养东南亚研究人才
1949年以前,大学历史教学大多分为中国史与西洋史(东洋史)两大课程体系。西洋史,古代以希腊、罗马为中心,近现代以欧美为中心。东洋史古代大多以印度为中心,近现代基本上以日本史为中心。而东南亚史的研究与教学被忽略。
云南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可是对东南亚的研究相对薄弱,缺乏研究东南亚历史和现状的人才,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以适应云南与东南亚交往的需要,方国瑜先生和江应樑先生等同仁一起在资料不足、人才缺乏等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在云南大学开设东南亚诸国历史的课程。
方先生在担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时(1946— 1952年),就注重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他强调,云南与东南亚诸国山水相连,缅甸、老挝在历史上曾经是云南省管辖的羁縻地区或土司区域,相互之间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与联系相当密切,有漫长的边界线,包括汉族在内的十几个民族跨国境线而居。云南还与泰国、印度、柬埔寨等地相近,相互交往与联系亦非寻常。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大学责无旁贷地要担当起对东南亚诸国研究的职责。方国瑜先生自己在东南亚诸国历史、云南与东南亚诸国关系史的研究上做出开拓性成就的同时,也注意到人才的培养问题,认为东南亚历史、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必须有大量的一代接一代的学人连续不断地深入研究。为此,上世纪50年代末,方先生在历史系率先开出东南亚诸国史的课程,编纂了汉文文献中关于东南亚诸国的历史资料,编写了相关讲义(见前述)。他指导青年教师方德昭等从事东南亚研究。随着教材建设与师资力量的加强,方先生与江应樑教授一起带领方德昭等一批年轻教师在云南大学开创“东南亚史专门化”,从本科二年级开始系统培养东南亚史研究与教学的专门人才。
云南大学“东南亚史专门化”毕业的陈吕范、邹启宇、宁超、秦钦峙、刘乐声等,后来都成为云南省研究东南亚的优秀人才。1980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当时最重要的三个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多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是方国瑜先生的学生。正是方先生创办的“东南亚史专门化”,为后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的建立奠定了学科基础,准备了人才。今天,东南亚研究所已发展成为东南亚研究院,成为云南省的特色与优势学科,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方先生在东南亚研究与人才培养上的开创之功。
五、启动东南亚文献资料编纂与研究的奠基工程
方国瑜先生强调,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为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如何认识、研究和运用这些资料,则有专门科目———史料学,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工作,为历史科学辅助科目之一。做好这项基本工作,有助于历史研究做出成绩”。从1934年秋方先生开始注重云南界务问题开始,就把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放在第一位。为配合东南亚史的教学,方先生在收集整理中国西南历史资料的同时,注意收集整理东南亚诸国的汉文历史资料。
从1934年秋开始,方先生近50年不畏艰难、甘于寂寞、勤奋地致力于基础工作,写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100余万字,著录云南史料800余目。其中有不少史料与东南亚诸国相关。例如:《哀牢传》、《越史通鉴纲目》、《皇华四达记·安南通天竺道》、《皇元征缅录》、《马可波罗行纪》(其中有关缅国的资料)、《莽达剌事情节略》、《腾越关隘论》、《缅甸始末》、《广南府边事》、《建水州边界》、《临安边事》、《狩缅纪事》、《安南勘界案》、《勘察开化府边界摺》、《永昌府报木邦事》、《奏覆茂隆银厂情形摺》、《乾隆朝〈东华录〉有关缅甸事摘抄》、《缅甸入贡还人案》、《从征缅甸日记》、《缅甸纪略》、《平定缅甸述略》、《巡阅边境情形摺》、《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云南勘界筹边记》、《滇越界务存档》、《猛乌、乌得记》、《滇南界务陈牍》、《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等。从对西汉《史记》蜀身毒道及汉武帝遣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材料的搜集与解说,到近代《滇越界务地图》、《滇缅界务地图》等资料的记述与解说;从对国内各种史志有关西南对外关系史料的搜集、考订与评说,到对法国安邺《探路记》、罗舍《中国云南省游记》,英国斯密耨《滇缅行程》、李敦《考察云南全省报告》等国外著作资料的搜集和评说,西南对外关系史史料,大小钜细,罔不毕具。其中如南诏与东南亚的交往、元明清政府与缅甸等东南亚政权的关系、近代英法等列强对西南边界的侵蚀等方面资料,更是解说的重点。这些史料大都相应地收入方国瑜先生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中。值得一说的是,方先生在指导云南历史系和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查阅抄录《明实录》、《清实录》中有关云南历史资料的同时,注意查阅抄录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的史料,后由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有关东南亚诸国的史料。
方国瑜先生论说史料一般有三个层次,即史料的来源、前人的评论和本人的见解。论说史料出处,着重考证史料的来源,以确定史料记载的实际价值。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详细罗列,使人一目了然;不湮没前人的成绩,又指出不足与失误。他个人的见解,实事求是,常见新意,多有发明。方先生扎实、卓越的史料研究与整理既为研究者提供资料,又为初学者指引门径。今天,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与此密不可分。
六、结 语
方国瑜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刊布了大量论著,涉及到了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的方方面面,并形成了中国西南与缅甸、越南的边界问题,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政治和民族关系,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及南亚的交通、经济、宗教文化交往等研究重点,对伯希和等西方学者在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方面的谬误给予有力的驳斥,对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开创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方先生还系统研究、解说了包括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在内的相关文献,主持了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点校和编辑出版工作,开创了云南省东南史人才培养体系。方国瑜先生是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方国瑜先生对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体现出他强烈的自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爱祖国高尚情操,反映出他热爱人类和平、崇尚各国各民族平等友好交往的美好愿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方先生将这种思想及相关史论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不仅从历史文献中寻求资料,而且从音韵文字、金石资料、考古发现和民族调查中广泛地收集相关材料。其搜求资料之细致全面,论说考据之审慎精当,莫不为研究者所折服。方先生包括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在内的研究成果,是爱国主义思想与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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