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云南机务抄黄》；明初；历史；档案；价值
[摘要]《云南机务抄黄》是云南最早的档案文献汇编，所录制敕之文，多为明王朝平云南后对云南的经营和措置，是研究明初云南全境之重要史料，于档案学及档案文献编纂学也颇具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段丽波，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
明王朝在征服云南后，为了抚驭云南，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以巩固其在云南的统治。据《抄黄》记载，洪武十五年二月，皇帝下敕谕，命张紞前往云南，任左参政。《抄黄》之正文内容即从此敕谕始。张紞在任期间，颇得民心，业绩突出，屡受明廷之嘉奖。天启《滇志》卷十“官师志”第七之一曰：“张紞，字昭季，陕西富平人。儒士。洪武初，平云南以为左参政，升左布政使。凡云南贡赋法令，坛祠公署，一切典礼，皆所规定，夷民心孚，远近奠定。秩满入觐，治行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赐玺书褒劳。历任十七年，升吏部尚书。”[1]张紞有此特殊身份，使他收集黄册，编纂《抄黄》成为可能。
《抄黄》系张紞辑录洪武十五年二月至二十一年七月之敕、谕、制、诰，凡三十七道而成。其所录之事，多为明初对云南之统治、镇压周边少数民族的兵事及政策，如云南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的开设及人员安排。云南初平时，周边各少数民族土官迫于兵威不得不降，形式上表示了“归附”，但一有机会便发动叛乱。特别突出的是云南靠内陆区的彝、白土官、西南边境的傣族土官思伦发的叛乱，明王朝与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抄黄》中，记载了在征讨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昭通）、东川、芒部（今镇雄）、麓川（今德宏一带）的过程中，朱元璋对各地兵食、卫所、守御、屯种等的详尽布署。
洪武十五年三月，乌蒙、乌撒、东川、芒部等处复叛。傅友德、蓝玉、沐英只好率兵从大理返回对其讨伐，并于同年七月平定了叛乱。当时，明廷采取与云南各土官斗争而后再争取他们的政策，实施起来仍很困难。因而朱元璋指示傅友德等“休固守不肯那移”，应当主动出击与土官斗争，在乌撒、乌蒙到曲靖的要害地方建立卫所，以保证通向内陆的交通线；在此过程中，明王朝为安定当地人民也颁布了一些政策如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的诏中就记有，“今云南既平，诸夷服从，故诏谕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条列于后……。”安抚条令共十三条，有利于稳定局势，获得民心。特别是，对于明王朝与麓川的斗争，记录较详。麓川思氏，元末已据有今德宏及周围部份地区。据李思聪、钱古训《百夷传》载其境：“地在云南之西南，东接景东府，东南接车里（今西双版纳），南至八百媳妇（今缅甸南掸邦及泰国清迈、清莱二府），西南至缅国（今缅甸中部），西至戛里，西北连西天古剌（今印度），北接西番（今西藏），东北接哀牢（今保山）。”其后，侵及车里。在《抄黄》中，自洪武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之谕至整卷《抄黄》结束，有八道谕及敕谕，从麓川思氏地盘扩大的由来及提出“不可不备边”（见《抄黄》之洪武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之谕）、朱元璋对其采取的遏制分化政策即“升尔车里军民府为军民宣慰使司，以尔刀砍为亚中大夫、车里军民宣慰使”，并要求刀砍报来与麓川平缅有仇的邻邦数目，一同声讨麓川思氏，以“诛锄隐恶，复尔原失地方，安尔居民”（见《抄黄》之洪武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之谕），细述了明廷与麓川之役的过程及洪武二十一年明军取得定边之役的胜利，为麓川思氏以后降服明军做了重要辅垫。由此也可窥见明朝为了在云南边疆地区建立起自上而下的中央统治机构，而继承和推行了历代封建王朝的“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和元代的土官制度。又如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之制记有“景东土官俄陶，怀忠内附……宜令袭守其土……特授中顺大夫、景东府知府……”[2]；“……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土官木德，……率先来归……今授中顺大夫，丽江府知府……”[2]，使这一政策和制度得以发展。
从上述《抄黄》内容看来，皆是当时重要之机务文件，有的可公开，有的需保密，皆是明初经营云南之具体策略，使作为资政存史的《抄黄》之编纂具有了重要性和必要性。
《抄黄》是云南最早之档案文献汇编。整卷《抄黄》以时间为序，反映了当时云南的政治形势、军事状况及经济生活等情况，以下行文的形式记录和揭示了明初对云南的经营。《抄黄》所录之制敕之文，皆原文全录。而《明太祖实录》所载与之相同者，惟大都节略，故此部份之史料价值超过《实录》。因此《抄黄》是了解明初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状况的较为全面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对我国的史学研究，尤其是云南地方史、云南军事史、云南民族史、云南经济史，有重要参考作用。如在尤中先生著的《云南民族史》之“明朝统治时期的云南各民族”部份，关于明初平定云南后继续平定靠内陆区土官的叛乱、军屯制度、文化教育及当时奴隶制度状况的撰写均先后引用了《抄黄》的内容；在江应樑先生主编之《中国民族史》、尤中先生编著之《云南地方沿革史》等书中，在事关“明史”部份均不同程度地引用到《抄黄》的内容。发挥了《抄黄》作为档案的凭证作用和实现了为历史研究服务的价值。
是书先以来源原则即由皇帝朱元璋制发给云南的敕、谕、敕谕、制谕、诰进行收集和整理，然后按年月日先后顺序抄录而成。在收集过程中，洪武八年的“谕云南诏”和“谕大理诏”、洪武十年的“赐西平侯沐英复姓诰”均未收，皆因无黄本。此外，天启《滇志》卷十八所记洪武二十三年有《谕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右参议韩钥敕》未收，因《抄黄》成于洪武二十一年也。从张紞的收集思想分析，其未收洪武八年和洪武十年的谕、诰，是因无黄本。此“黄本”即皇帝下发到地方的文件之原件即档案原件。没有原件，张紞就不录入；没有第一手资料，不轻易相信他文，可见张紞对档案的信赖程度，同时也保证了《抄黄》作为档案应具有的特性——原始记录性。在《抄黄》中，张紞自于洪武丁卯冬十二月为之序，曰：“洪武辛酉（十四年），天兵下云南，自兴发之始，暨奠定之后，其神机妙算出于圣裁者，有诏、有诰、有制敕；……。录黄具在，散而不纪，实惧焉……。今谨按故事，会萃众底，钦录手册，再拜奉藏于文庙之尊经阁所冀者……”[3]。此语道出了张紞汇编此书之原因，告诉了我们此汇编的内容和保管《抄黄》之重地——文庙的尊经阁，可见张紞对档案重视程度。《抄黄》所录，乃朱元璋原话的记录，未加修饰，多为当时口语，句读之间，时有不合语法。从这一点而言，此档案原件是当时朱元璋表达能力乃至明初整个社会说话方式及特点的明证。张紞所辑录三十七道从洪武十五年至洪武二十一年之制敕之文，《明太祖实录》均记有，但《抄黄》更为详细。从这一角度也可看出张紞之治档治史的态度，对我们今天治档及编史修志也不无启发。
我国档案文献的编纂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始于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这是我国有史可考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编纂活动。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探索，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明初，张紞先为左参政，后升任左布政使之地位，使其具有了管理、遍览黄册的条件。他既是一统管云南政务的流官，也是一名特殊的机要人员，在滇十七年中，参与了对云南之各种经营，为日后编纂《抄黄》打下了理论基础和积累了实践经验。总体而言，《抄黄》体现了张纟见之档案观和档案编纂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是明初云南档案管理及档案编纂状况的真实写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档案文献编纂特别是云南档案文献编纂的水平。为云南档案编纂及其研究提供了可资查考的依据，对研究云南档案文献编纂史具有重要作用。
要之，《抄黄》所记录之史实及汇编之经验，于今具有重要史学价值，对档案及其编纂也颇具参考作用。因此，方国谕先生说“此书所收公牍，为重要之史料”。[3]
[1]刘文征.天启滇志.[M].
[2]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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