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藏彝走廊的賨是一种民间信贷互助经济行为，延续至今的邓川坝“打賨”不是简单的民间货币信贷，还与经济传统、族群关系及族际互动相关联。从经济人类学整合理论视角分析这一区域 “打賨”历史变迁过程中所呈现的内容与特征，可进一步理解区域内族群的经济诉求与文化实践。
关键词:回族; “打賨”; 经济诉求; 文化实践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各地都存在民间经济互助聚集而成的轮转互助储金会或轮转储蓄信贷组织。中国古代有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的习俗，民间也一直存在着经济互助组织。①其中，在中国藏彝走廊西南段至今一直存在着类似轮转互助储金会的民间信贷组织——“賨”(cong)。云南丽江大理坝区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汉、白、回、纳西等民族民间都有賨的传统。伴随历史变迁，现今邓川坝賨主要盛行于回族社会。邓川坝回族民间的“打賨”，②已成为推动地方民族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藏彝走廊研究中运用经济人类学理论来观察区域性族群关系及文化互动的案例不多，尤其缺乏从回族经济视角进行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如格尔兹 ( Clifford Greetz) 、凯里尔 ( PhilippeCallier) 、顾格丁 ( Mary KayGugerty) 、阿德内尔 ( Shirley Ardener) 、勃尔曼( Sandra Burman) 、费孝通等对流行在世界各地的轮转储蓄信贷组织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1]与之所不同，如今邓川坝回族俗称的 “打賨” 发展成为村、社及血缘亲友小范围人群内，以发展家庭经济为目的，以经济互助为形式的一种货币信贷现象，亦是一种受到民族文化和地方传统制约的地方性知识，属于“熟人圈” 经济行为和社会组织。邓川坝回族社会的 “打賨” 实现了经济利益、文化实践与族际互动和合共生，整合互补的结果。賨作为邓川坝一种跨区域的族群经济互助与文化共享，实现了区域内不同族群间的经济亲密与文化互动。
一、大理邓川坝族群格局与賨文化
邓川坝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东南部地势开阔平坦的区域，数条河流从北至南，注入洱海，滇藏公路从中穿过。区域包括现今的右所镇及邓川镇。这里是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交错之地，东部为马鞍山，西部为覆钟山，坝子内分布着众多高原湖泊，西湖、绿玉池以及弥苴河交织分布。这里也是历史上重要的交通要塞之地，国道 214 线与大 ( 理) 丽 ( 江) 高速贯穿境内。气候属于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物产丰富，有“乳牛之乡”、“温泉之乡”的美誉。主要居住着白、汉、回、彝、纳西、藏、傈僳等族，早期宗教、本主信仰、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元宗教并存，是不同族群交融互动的交界地，成为“藏彝走廊”和“茶马古道”重要文化区域研究的重要时空坐标。
“賨”，据 《辞海》 有两种含义: 一是赋税名，古代巴人对所交赋税的名称; 二是民族名，秦至南北朝巴人亦称 “賨人”，曾建有地方政权。“賨”是西南地区流传较广的一种民间融资互助的传统文化，参与者自愿组合成賨，定期拿出一定数量的“賨金”，由賨友们根据需要轮流使用，以达到解危济困、共渡难关的目的。其中以云南丽江纳西族 “化賨” 较为盛行和著名，如今纳西族社会中的賨演变为一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小群体生活模式，是今天纳西族对传统文化资源所进行的再生性改造。邓川坝打賨历史上曾经是较为普遍流行于汉、白、回等民族社会，早期世居于大理邓川坝的白、回、汉等民族在农事、婚丧之时，为缓解粮食、货币、劳动力不足而集结成賨。而如今确在士庞、鸡鸣和三枚三村回族之间流动盛行，发展为运用民间资金融资，进行货币信贷，发展交通运输业。
二、邓川坝打賨的现代变迁
在地方农业生产调整、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③打賨这一民间经济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形式、内容、运作、流行区域、主体对象、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呈现出打賨形式单一化、程序简约化、主体关系复杂化及功能经济化几个较为突出的变化。
(一) 打賨形式单一化
从其运作模式来说，任何一个賨由賨头与賨子 ( 賨友) 组成，有限数量的人员，每人每期( 每月、每隔一月、每季、每半年、每年等) 拿出约定数额的賨钱，每期有一个人能得到集中在一起的全部当期賨钱，賨头按照賨子个人急需使用情况，排出轮转顺序。在历史上，打賨多因个人家庭经济实力不支，商品经济不发达，物资匮乏及农业生产之时劳动力不足及婚嫁消费等主要原因才临时组建賨来解决财物不足的问题。总的来说，历史上邓川坝各族打賨有较强的农事性和节庆特点，表现为賨运行周期灵活不定，打賨目的不一，賨组织的结构多样 ( 血缘、地缘、亲友) ，賨钱形式多样( 货币、粮食、劳动力) 。在现代经济背景下，发展交通运输及享受现代生活为动机的打賨逐渐成为目前流行于邓川坝回族打賨的主要原因。现今的打賨更多是以加快家庭经济发展，增加收入为目的，很多打賨者纷纷参加賨组织最主要的目的是短期内可以获得几十万元的賨金，购买货车、客车、旅游车、机械车等从事运营。另有一些人则有了固定经济产业，参与打賨是为了建盖新式房屋，享受现代生活。
(二) 打賨程序简约化
打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又是一种社会组织，由賨头、賨子、賨期、賨金賨约等基本要素构成。与历史相比，现今邓川坝各族的打賨要素日益简约化。首先，以往賨头的选任资格更多注重年龄、身份、地方威望及经济能力等诸多条件，而如今更多是看重賨头的理财能力和信用。其次，賨子间交流交往日益淡化，很多賨子之间互不认识，賨友关系逐渐淡化，更多为賨子与賨头的单线联系沟通。賨周期分为每次叫賨日期与一轮賨周期，每次上賨日期即缴纳賨金日期，由原先的按季度、按月、半年、一周等不同的叫賨日期，现几乎统一为月賨; 每轮賨运转周期为賨子数，人数不固定，而如今每次打賨总运转周期大部分为 30 个月; 另外，以前打賨的賨金有多种形式，有粮食、人工、钱等，现在打賨都统一以现金货币为賨金;先前的賨约及每次上賨都是賨头与所有賨子聚会共同公开商议，现在賨头从约賨至叫賨整个过程中是賨约唯一的制定者、执行者及监督者。以前打賨过程中大小事宜均须所有賨子开会决定，现在賨头更多运用现代通信手段，电话、网络、银行等手段来沟通賨子及运转賨。
(三) 打賨主体关系复杂化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主体是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3］历史上邓川坝各族打賨过程中賨的主体为賨头与賨子，通常在一个賨里每个賨子成员是平等的，共同协商賨约，缴纳等额賨金和享受賨金使用权。賨头与賨子的关系也较平等，賨头的特权仅为第一次賨金使用权，賨金风险大家共同负担。另外，以前的賨组织形成多是人同一志趣或经济目的 ( 或婚嫁或农忙) 而聚集，打賨主体目标高度一致，每个賨子缴纳賨金与利息相同，賨头可参加或不参加賨。现在邓川坝賨主体性高度集中于賨头，表现为賨头自觉发起賨，参加賨，管理賨，并独自承担资金断裂风险。另外，以前的打賨是地域性和社会性极为突显的经济行为，多是本村本族人群小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活动。而现今邓川坝的打賨多集中表现为賨头为回族，賨子回族为主，吸纳周边汉、白等族参加的多族经济交往。可见，打賨不同主体间关系更多地演变为母体与子体的供养关系，以及金融家与金融业主关系。
(四) 打賨功能经济化
从功能而论，打賨是一种经济与文化交融作用的民间组织，具有社会文化属性。賨友之间最初是以财物储蓄互助解决应急之用而集合在一起的，而能够组建賨和保障賨的正常轮转往往依托于个人信用及团体合作。打賨是一种夹杂人情、社会关系、地方道义的资金流转与关系确认。早期的打賨整个过程中通过经济联系，往往强调的是彼此互助，维系强化彼此社会关系。在约賨、叫賨、上賨期间，賨头与賨子约会相聚，期间会以家宴方式来约定賨金、賨期、上賨等事宜，除却经济关系，还存留一部分的人情世故的来往。地方传统和个人关系加于賨头与賨子、賨子之间关系之上，打賨更多的是个人信用在地方社会经济生活交往中的一次验证。一旦经济中断，意味着个人信用的集体否定，历史上打賨的经济风险往往等效于信用风险，所以几乎没有爽约失信的个人和賨中断的案例。尽管现今对于賨子的审核也主要以个人信用作为重要前提，但是更多考量的是其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另外，賨头及资金闲余賨子都可以吃利息，賨头独自承担风险，賨子之间也没有直接关系，打賨的经济功能成为外显的主要功能。
三、理性经济人与文化实践者
经济属性是邓川坝民间打賨流行的首要原因。在打賨过程中互利互惠是建立賨的先决条件，每个賨头或賨子都能够从中获利或者享受賨金使用权。如今的打賨强化利息的合理性，打賨运行及收益的结果而已都与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相吻合，使得打賨彰显出经济特性与功能。但是，打賨在邓川坝回族村寨的盛行与有效运行又受到地方人际关系、传统道德、宗教规劝、民族认同等社会力量的制约，而非是完全纯粹的货币交易。经济性是打賨的外在形成，而文化性和社会性则是打賨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打賨是经济利益诉求与地方文化实践的复合体。
(一)打賨是地方民族经济理性化的经济行为
打賨在邓川坝回族社会中盛行，从运作方式、高额利息及个人经济收益几个方面来看，打賨确实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相一致，是典型的个人理性经济行为。
第一，打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货币融资及经济风险投资行为。无论世界其他地区还是邓川坝地区，民间储金会的出现往往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邓川坝地区历史上是连接滇西北剑川、丽江、兰坪、中甸与下关、大理、保山等地的交通要道。历史上马帮贸易一度兴盛，当时利用打賨来购置骡马，开拓马帮生意是众多打賨存在的原因。这样的情况在汉、白、回民间口述历史中均得到证实。
第二，賨金及利息遵循金融信贷规律。现今邓川坝回族打賨呈现为民间金融信贷融资发展特点，是充分利用民间闲散资金进行融资发展，缴纳本金，轮转使用，附加利益。賨金从几百元至几万元一个月不等，賨子数十余人至几十人不等，总賨金每月数千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一般轮转两年半 ( 30个月) 。賨金记账缴付，本金利息金额、轮转顺序清晰明了，完全符合现代金融经营模式。賨金使用上，第一次为賨头使用，只需缴纳当月本金; 第二次使用的賨子也只需缴纳当月本金; 之前使用过賨金的賨子从第三次开始缴纳本金与利息，利息交由下一个人使用，以此类47推，直到轮转结束。以每賨每月交纳本金 1 万元为例，人数 30 人，利息为每月本金的 5% 来计算，如下表:
賨期 | 使用賨金者 | 个人缴賨金 | 周期缴纳利息 | 获得賨金 |
1 月 | 賨头 | 1 万元 | 无 | 30 万元 |
2 月 | 賨子 1 | 1 万元 | 29×500=14500 | 30 万元 |
3 月 | 賨子 2 | 1 万元 | 28×500=14000 | 30. 05 万元 |
4 | 1 万元 | 27×500=13500 | 30. 1 万元 | |
…… | …… | …… | …… | …… |
28 | 賨子 27 | 1 万元 | 3×500=1500 | 31. 35 万元 |
29 | 賨子 28 | 1 万元 | 2×500=100 | 31. 4 万元 |
30 | 賨子 29 | 1 | 500 | 31. 45 万元 |
由上表可知，賨运转中賨金使用顺序及收益的正比关系满足经济学中风险与收益关系。使用賨金优先的賨子必须以之后每次上賨附带一定利息为代价，较后享受賨金者会获得一定利息作为补偿。
第三，打賨符合经济学中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契约利益相关与公众利益相关的集合体。賨约的制定及执行将所有賨子成员捆绑于一体，成为按照大家约定的经济共同体，賨约是相关者利益交易的凭证。同时，賨的成败与否关系着个人、家族、村寨、宗教等社会因素，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与考量，成为公众社会生活诸多利益相关的一个常量。右所镇士庞村賨头 W 某介绍賨头与賨子的关系时表述:
“我先把叫賨消息放出去，我要建新賨了，村子中人来和我说他们希望加入新賨，我根据了解情况后通知每个賨子，一切都是我个人决定，电话通知他们。賨子们一般都不认识 ( 彼此) ，只和我联系，要賨金交賨金时候来我这里，其他时候都不来。我是头有特权，可以第一次使用賨金，而且整个打賨期间，我只 交 本 金， 不 上 利 息。 他 们( 賨子) 在自己没有使用賨金时每次只交本金，使用了后就得每次上利息。我( 賨头) 是头，賨子是身，我死了 ( 賨金断裂或终止) ，賨子也就活不了了。整个打賨过程中，我 ( 賨头) 坚决不能倒下，否则一个个賨子都要死的。在打賨中如果那个賨子死了，其他賨子没有关系，只是我的关系，我必须保证賨金如期发放给下一位，这个风险賨子是不承担，完全得由我承担。”
可见，曾经賨头与賨子相互依存和共担风险的平等关系逐渐变为 “首”与 “身体”的关系，彼此成为契约利益相关者与公众相关者。
(二) 打賨是流动的社会关系与族群互动
从经济行为转移到社会分析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力推实质主义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强调生产活动是由文化塑造的，强调经济生产的文化制约。在对经济行为的制度化的概述中，他有意识地使用了诸如“社会网络”等概念，他认为 “在作为生物实体的人和那些维持人的存在的符号和技术特有的结构之间，社会过程是一个关系网络。”经济生活嵌入社会系之中，并与社会关系相互交织形成制度。同样，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与斯威德博格在1992 年出版的 《经济生活的社会学》 一书中为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三个命题: ( 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 ( 2) 经济生活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 ( 3) 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4］
经济人类学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因经济行为联系的民族与民族关系，［5］是对经济与社会关系分析范式的一种补充。邓川坝賨深深刻显现出民族特性与民族关系特征。回族群体内打賨的收益与社会效益吸引了周围汉、白民族的加入，打賨隐性地成为分析民族关系和谐与亲密的参考量。从汉、白、回几个族群打賨历史与变迁的对比来看，回族能够继续将賨文化流传发展，而其他周边几个民族则普遍发生賨停滞废弃的事实。回族賨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并存获得的地方各族群的认同是賨流行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
追逐经济利益不是打賨的全部或唯一目标，实际上賨是掩藏于经济关系之下的邓川坝族群互动与社会关系的展现。很明显打賨是邓川坝族群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也是族群内部的一种社会行为互动。霍曼斯在《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一书中指出: “社会行为也是一种商品交换，这不仅是物质商品的交换，而且是诸如赞许或声望符号之类的非物质商品的互换。”［6］邓川坝打賨虽然与历史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传统同样不可避免地表征着文化属性。在资金汇集与个人利益实现过程中，打賨强化了地方族群的经济联系。洱源右所镇团结村士庞、鸡鸣和三枚三村回族为主的打賨团体中，在同学、熟人、亲戚等关系下接纳了一部分周围村寨的村民加入打賨。士庞村回族賨头 W 某目前经营着两个賨，每个賨中约有 4 － 5 个賨子是周边其他民族。
賨的主体不仅是经济共同体，而且形成“关系中的人们” (persons-in-relations) 。通过賨的运作与个人收益的取得，地方范围内 “熟人圈”的经济往来加强了，个人信誉及彼此关系也得到再确认与巩固。賨子如期缴纳賨金保障賨的正常运转，賨头虽然独自承担风险，但对于各个賨子的信任往往是基于同乡、同族、亲友，甚至基于宗教信仰约束力等。④同样，賨子与賨头的单线联系，及资金信托也是出于这样的 “熟人”文化制约。由此可见，经济利益之下的打賨其实是彼此托付资金和信誉，个人信誉在地方社会中的一次文化实践。另外，打賨在地方上的盛行与收效，成为众多村民发家致富，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径。打賨超越了经济的范畴，其收效往往成为邓川坝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文化动力所在，也成为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甚至是凝聚族群认同的一种维度。⑤正如被访者所解释:
“只有我们村里 打賨 才可 以去 弄( 参加)，大家都是认得的人，还是可以相信的。……我们回族的賨可以放心，毕竟是一个地方的人，还都是回族同胞。……他们 (周围汉、白) 的賨只是小搞搞，没有我们这里的大，而且都做不成( 持久) ，很多賨头賨子都会半路垮掉。”
从中不难发现，村民将自身所传承的賨文化视作地方回族的一种传统，所经历的賨实践也强化了地方族属认同与族群边界。
如今的邓川坝回族人民生活步入小康，宗教文化远近闻名，民族团结和谐，这些成绩的取得往往是基于村寨经济的快速发展。⑥现今邓川坝盛行打賨的目的更多是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其实现的功效也主要为经济功能，但是打賨者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个体，还是一个受制于地方传统和文化影响的社会人。打賨实现经济增收之后，对于地方文化的发展也发挥相应的推动作用。首先来看打賨所带动的地方经济发展，以邓川坝士庞村为例，引用村民王亮斗先生的《回乡文集》 对村经济发展的介绍: ⑦
交通运输业是士庞回族村的一大亮点。士庞回族人民素有赶马帮经商的传统，如今的士庞村青年更加是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随时代发展，交通工具也断更新。……据不完全统计，现有中巴车 42 辆，大型 旅游车 15 辆，……村内有大货车 230 辆，每辆车投资20—40 万元;总计机动车 300 辆， 总投资 6 千万元。……交各种费税 8 万元左右，全村每年上缴国家税费 1750 万元 ( 估计) ，解决就业人员 600 多人。……回族对村内的公益事业大力支持，村内铺水泥路投资 20 万元，村内公路投资 60 万元，重修清真寺 “朝真殿”投资 200 万元，四川汶川地震捐资 1 万多元，主要靠的是有实力的运输队的捐资。
随打賨而实现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带动了民族文化和宗教教育的发展。据调查得知，士庞村目前成立了老年协会，修建了价值 20 万元的活动场所 ( 室内门球场)，自筹资金 10 万元; 每年清真寺功德收入约有 15 － 20 万元; 清真寺设立有阿拉伯语学习，教授阿拉伯语及宗教知识，学生约有 40 余人，所有开支均为村民个人自愿负担。另外，近期地方民间力量热心地方历史修撰，有 《士庞概况》 ( 1990) 、 《洱源回族》 ( 2005) 、 《士庞村志》 ( 2011) 、 《鸡鸣村志》( 2013) 等数种，而周围其他经济相对落后的村寨却还没有修史发生。
(三) 整合论: 经济关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打賨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解释邓川坝打賨，所有的打賨活动及賨员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逐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较少关注社会责任与人际关系紧张。考察邓川坝回族群体中将传统的打賨传承至今，在当今市场经济机制下形成了地方民族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实现了个人家庭和地方族群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利益的实现是打賨合理存在的一个理由和事实，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盛行运作至今，打賨并没有步入民间集资的恶性怪圈，过度强化效益和利益而引致地方经济瘫痪或人际关系紧张。可以解释的是，邓川坝回族打賨是经济与文化整合性实践。⑧个人在追逐利益的同时，还肩负着社会责任和维系社会关系，以经济发展助推民族文化事业，族群认同给予打賨存在于地方社会的适宜土壤。
波兰尼认为一切都经济生活都是社会现实，任何的经济体都是嵌入和深陷于社会与制度之中。一切打賨所形成的经济交易、契约关系、信用机制都是将经济关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阎云翔通过对中国北方一个村庄的民族志观察，对波兰尼“社会整合模式” 的三种交换体系中的“互酬”进行再研究，指出在中国礼物的流动同时也包含了人情、面子等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嵌合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与传统的互惠原则相违背。［5］( P． 59)在 “熟人圈”里的打賨交易与利益分享，其信任机制并非建立在严格的经济法则与关系之上。
邓川坝打賨流传演绎至今，虽然形式、内容、功能都发生了变化，但其依旧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族际和谐、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打賨通过利用民间闲散资金进行互助，发展交通运输行业，成为资金快速投入与收益短期实现的较佳途径。其经济运作模式与现代金融风险投资原理相吻合。同时，打賨的正常运行与持久存在乃是地方传统社会文化的实践与作用结果，打賨成员之间的信誉与默契完全凭借“熟人圈”所赋予的种种人际关系、地方传统、宗教信仰及社会舆论等，在不同的差序格局中发挥影响。另一方面，打賨使得经济收入增加之后对于地方民族文化、宗教发展及社会事业的关怀与回报，无不说明了打賨是一种通过经济手段，维护社会关系来强化个人社会资本的文化实践，是一场经济与文化互存共生的社会现象。打賨的经济属性是第一性的个体需求，而文化性则是经济目的获得满足后的群体社会需求。如若没有整合经济与文化二者，仅单一彰显其中一方面，打賨便难以获得地方社会认可。过于强调其社会文化属性及功能，打賨便没有了现实存在的客观价值; 而过分理性强调利益最大化，则使得打賨孤立社会网络，缺乏人情味，激增经济风险性，最终变质为“非法民间集资”、“地下钱庄”、 “高利贷”等。实际上，宗教一直保持中立，对打賨在地方回族社会存保持默许，⑨再次证明了 “宗教是社会关系的投射”的论点。［7］
四、结语
回望邓川坝的区域文化背景，打賨是藏彝走廊地区民族文化频繁交流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因賨而聚合的族群较好地诠释了文化资源共享与族际和谐的合而共生。打賨在地区族群之间的流行与废弛所呈现出的族群差异与社会关系，生动再现了邓川坝地区汉、白、回几个族群间的族际互动与经济协作。
打賨的经济利益的诉求与文化实践的并行，乃是地方族群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一次实践理性，也是一次 “相际经营” 的跨族群经济交往。回族内部依靠族群团结、宗教约束、人际关系及道德规范来强化追逐利益与谨守仁义的双赢效应。从一方面来看，同处于地少、资源不丰裕的邓川坝环境下，汉、回、白几个族群没有发生对资源抢占的恶性事件。相反，通过地方传统的打賨这一经济行为，使得几个族群能够发生亲密的经济交往，实现了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交往和族际互动的社会资本。事实上，经济相对发展迟缓的汉、白族并未因为回族经济快速发展而产生敌意和偏见，而是借鉴回族邻友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加入賨获得发展资金，实现了家庭经济的小康。
打賨呈现的资金族际流动及经济共同体形成使得处于同一区域下的不同族群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形成族群关系紧张，也并未出现 “一截骂一截”的族群偏见，而是整合形成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共同体，回族经济成为地区性的发展典范，为周边其他族群提供了经济经验，由此客观上实现了经济互赢与族群互动。⑩在此前提下，通婚、打老友，宗教互尊，生产互助等和谐民族关系成为主流，深化了汉、白、回几个族群间族际关系。打賨这一民间经济行为是邓川坝地区各族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藏彝走廊及茶马古道研究中对于民族经济与民族关系观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着眼点。
①据 《周礼·大司徒》记载，周朝建有后备仓储的制度。汉代兴筑 “常平仓”，以备荒赈恤。隋文帝五年 ( 585 年) ，根据贫富不同，规定每个老百姓秋季交纳一石以下的 “义仓”，以备凶年。中国近代建有会馆、善堂、人寿会、老人会等互助互救的组织。中华民国时期也有这类组织，如上海市人力车夫互助金，由群众自己举办类似于社会保险的业务。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人民创立“优红谷仓”、“优红学校”、“慰劳队”、“洗衣队”、“耕田队”以及为红军家属耕田的 “礼拜六义务劳动日制度”，实行军民互助，合作生产。
② 邓川坝各民族将至今活跃于大理邓川坝各族生活中的賨通俗称为 “打賨”，纳西族则俗称为“入賨”。
③改革开放以来，邓川坝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极大发展，土地承包、转租、流转等使得农业生产也较多与市场经济接轨，表现为现代化生产、雇工、出售，传统的民间生产互助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另外，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现代交通运输、外出务工、服务业等产业也得到调整。
④目前邓川坝的打賨主要以回族最为盛行与持久，賨头为回族，賨子也主要是回族，一个村建立起来的賨很多是在地缘、熟人、互信、有产基础上形成的高度同质性的经济互助圈，即同住一村、都是回族、信仰相同、社会认同一致的人群聚合。
⑤邓川右所镇的打賨以士庞村、鸡鸣村和三枚村回族最为盛行，其运作安全也获得周围其他民族的认可。这几个村于 20 世纪90 年代通过民间融资打賨纷纷兴办货运、客运及机械工程，现如今成为附近地区经济最为发达村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将目前经济的发展归因于打賨帮助，打賨也成为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回族能够将传统传承至今，并运用于改善自身生活是一个例外。所以，打賨也成为构建地方回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
⑥据悉 2008 年三枚村被云南省民委评为“民族团结示范村”，2014 年士庞村被评为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整个洱源县共有三个村被评为民族团结示范村，回族村就占有两个。
⑦王亮斗: 《回乡文集》( 内部资料) ，第三版第 19 页。
⑧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著名学者哈罗德 － 斯内德尔等人联合创办了经济人类学会 ( SEA) 。他们的主要想法之一就是平息狭隘的“形式”与 “实在”的派别之争，促进一切具有经验主义基础的、关于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其后众多学者秉承这一学术传统形成了经济人类学界的第四个流派———整合论派或新综合派。
⑨打賨存在利息的事实实际上与伊斯兰教 “禁止吃利益”的教义存在冲突，而几村回族村民都将打賨认为是解决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推手，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他们大多肯定打賨的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并予以舆论支持。清真寺为首的宗教力量同时也保持中立，没有公开指责打賨与教义的不符。
⑩右所镇经济发展较好的一部分汉、白族家庭大多是与回族賨合作，购买各种运输车辆来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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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作者简介:李红春 ( 1981—) 男，回族，云南漾濞县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回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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