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史地理学的一代大师——方国瑜先生虽已去世，但他的精神、师范永存。他是我们永远敬重、怀念的导师。他的音容笑貌，待人诚恳真挚及淳淳教导我的态度和苦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1955年秋天，我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四年学习，前两年学习中、外通史基础课，后两年进行专业学习，我选择了“民族史专门化”攻读。方先生讲授《彝族史专题》和《云南史料目录题解》两门课。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深的研究，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深受教益。不仅学得了丰富宝贵的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很多做学问的方法。
方先生讲授《云南史料目录题解》课，一开始，仅寥寥数语，就把我们导入了这门课程的学习。他说：“研究历史，要有真实的史料，并明白其实际的内容，才能科学地进行研究。因此，为使这门学科有确凿的史料，故而有史料之学。”方先生是研究“云南史料”的杰出专家，一代大师，对“云南史料”有极其精深的研究。他将研究的宝贵经验和成就讲授给我们，他讲道：研究史料，要从史料的来源入手，进而明确史事之时间、空间、环境与撰人之活动，阐明历史实际。首先，研究史料来源，要明白“其来源过程”。例如：司马迁作《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事迹，是他曾从军至西南，任中郎将，为经营此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所得材料；《汉书·地理志》记载西南诸郡县之水道、矿产，基本上是根据郡县所报材料而编纂；《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的哀牢夷，是出自杨终的《哀牢传》，为杨终的出使记录，应劭得杨终之书收录《风俗通义》，范晔又得应劭之书转录于《西南夷列传》；《通典·边防典》之“松外蛮”条记述的西洱河风土，这是杜佑得手于梁建方出兵到西洱河时所作的记录；樊绰作《云南志》，其卷二至十，是录自袁滋《云南记》，而袁滋又是出使南诏时得的地方图志之书；《新唐书·南诏传》记载的南诏风土情形，有的是出自樊绰书，有的是出自徐云虔出使南诏时所作的《南诏录》。这些是史籍中没有明白写出的，研究者必须弄清楚，才能很好地使用史料。再是，要辨明史料是否与实际确实相符，即使是作者所谓亲身经历之事。例如：魏晋亲至西南夷者作《永昌郡传》，所记之“尾濮”；元李京亲至云南各地，作《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所记之“越罗罗”；明万历年间随军亲至云南者作《西南夷风土记》，所记之“蛮英地羊鬼”；等等。这些记载，称“亲身经历之作”，但“未必尽符事实”，有的是“无稽之谈”，有的是“蓄意诬蔑”。史籍中若此者甚多，须辨明。再有，对各种各样的编纂史料，要注意审核。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虽徵引有据，然以意想贯穿水道，因而错杂难明，有的甚至并无此水；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以“诸旧纪”纂编成书，致使纪事前后不一；《元史·地理志》州县沿革之大理时事，据《云南图志》改写，而窜改了称号，以至年代不清；万历《云南通志》记载民族，改前志“白”用“僰”字，后来有从前志，有从万历志，以至造成混乱，族属难辨；《滇载记》出自《白古通》、《绎年运志》，早有汉文传本，明嘉靖初，姜龙得张云汉抄本，付杨慎稍微删改后，杨慎即冒己作，后李元阳又称道之，就此误传于世；《隋书·史万岁传》记载的“西洱河诸葛亮碑”，樊绰《云南志》记载的“石城诸葛亮碑”，皆是虚构史事，其事离奇不可究诘。方先生指出，这些史料，虽系纂录旧籍，依据记录，但未经审核，其史事，或为“错乱”，或为“改易”，或为“骗局”，或为“伪托”，或为“虚构”，如此史料用之，贻害他人，贻笑大方。方先生还特别指出，要洞察史料之社会性，即阶级性。他说：“盖所有资料，都有其意图，无不打上阶级烙印，须批判分析，予以深刻解释，揭露其政治倾向与实际目的，……提出问题，才有助于研究历史。”比如古代中国版图，有的看法极其荒谬，“因王朝势力有盛衰，认为中国版图有伸缩，此只知有王朝，不知有中国之谬见，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方先生很郑重地说：“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的辖区。”①方先生的这些无比正确的论述，这也正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意思，抨击了国内外的种种荒谬论调和错误看法。方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题解》这门课讲授的上述内容，这是先生花了大半生精力和心血，搜集、整理史料，又进行深入探究，经过精深研究后，才得出这些精当之言，精审之见，精辟之论，如此之多的精华。方先生把这些真知灼见传授给我们，我们学习民族史专门化的三十二人，个个无不由衷地感激先生的教导。
在四年级学习时，去民族地区调查实习前，方先生还给我们专门讲授了一次“鉴别史料的种种方法”。他将几十年研究史料的丰富经验，总结归纳为一套科学的鉴别史料的方法讲授给我们。他说：（1）鉴别史料的来源，要考察其原始出处、保存与流传过程；（2）鉴别史料的真伪，要考察其作者、时间、地点和使用；（3）鉴别古代史料，要考察其制作的原料和技术；（4）鉴别史料形式，要考察是否与当时当地切合，是否合理；（5）鉴别史料的印章，要考察其式样、尺寸、花纹、字体、内容是否与当时（朝代）规定相符；（6）鉴别史料的字体，要考察手写的笔迹、印刷的字型、避讳改字与用字的习惯；（7）鉴别史料的文体，要考察是否与那个时代文体相符，各个时代是不相同的，可以说是天然的划界；（8）鉴别史料的变化，要考察其怎样变化及其变化的过程；（9）鉴别不清楚的史料，要实事求是，可存疑待证，切忌主观臆断，牵强附会；（10）鉴别史料，要注意社会性，即阶级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真是听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导师，其意义就在于此！方先生的这些金玉之言，同学们个个铭刻肺腑，终身佩铭，受益匪浅。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云大执教近五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今天国内不少有成就的西南民族史、地理学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就是他的学生。先生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
方先生是治理西南民族史地理学的一代大师。先生自三十年代肇始治学，一生精力主要用于西南史地之学的研究。至七八十年代，先生著述甚丰，专著数十种，论文数百篇。仅的十几年间，先后出版著作有《滇史论丛（一）》《彝族史稿》《云南民族史讲义》《云南地方史讲义》《云南郡县两千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纳西象形文字谱》《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云南史料丛刊》等十余种。对方先生这些大著作，国内外的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已作过高度的评价，作为学生的我，只略写几句，以表敬佩推崇之意。
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纳西象形文字谱》②一书，是一部研究纳西族文字、语言、历史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这是方先生花费了五十几年心血，四易其稿，方才完成的一部巨著。方先生说：研究纳西族之象形文字，“发微阐幽”，“能深刻了解纳西族社会生活”③。这部专著，把纳西族古文字的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抓住本质，提出新的问题，见解独到，为象形表意文字的比较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前景。此书出版后，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德国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得知此书后，就不远万里，亲身前往先生门下求教，称赞先生是“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1984年1月，方先生的又一巨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④面世了。宇内学术界，奔走相告，争先购买，380册很快销售一空。可见学术界对此书是何等的重视、赞赏与欢迎。先生一生精力，多是用于云南史地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呕心沥血，自1934年秋至1977年底，历时四十五年，著录云南史料八百余目，一百余万言。关于云南史料目录著作，始有万历《云南通志·艺文志》著录云南史事，所录不过二十一种，且有讹误。其后，谢肇淛《滇略·文略》、刘文徵《滇志·艺文志》、康雍时撰两部《云南通志·艺文志》等书，虽都有专目著录，但大多简略疏陋。至道光年间撰《云南志·艺文志》，仿《汉书·艺文志》例编录书目，专题编撰云南史料目录，方才粗具规模。近人方癯仙致力于云南文献，二十余年搜集采访，编撰成《云南艺文考》，著录滇人著述一千四百六十余种，可称详备，但大多出自道光、光绪《云南通志·艺文志》，解题不过是转录旧文加以删削，可取无多。方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著录自汉迄清记载云南史事之书，搜录访求殆尽。搜集了许多散见全国各地濒于灭绝的文献典籍，又发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对于重要史料，方先生一一加以考究，研究精深，核订精当，论述精辟。方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是迄今对云南史料搜集、整理集大成的著述，著录、评说最为完备的一部，研究极为精湛的著作。
方先生撰写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⑤一书，一百余万字，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巨著。这是方先生披览了所有的西南历史地理古籍，踏遍了西南地区的山山水水，深入研究精心考核，积数十年之所得。方先生在书前《弁言》写道：“考释古地名，多凭纪录及遗迹，而在西南，资料甚少，尤以所用地名，由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情况，各时期多取新名，变动过大，且沿革记载大都缺略，难于先后照应来作解说。前人考核，以此为苦。……其于西南古地名，虽不乏有精审之论，而大都未能通畅；且或潦草塞责，或存心附会，以至同一地名之位置，众说纷纭，有相距数百里至千余里，令人迷惑，无助于了解历史的具体情况。”⑥从此，可知方先生在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的艰辛，所倾注精力和心血的巨大，实在是令人钦佩。方先生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是一巨大的奉献。这一研究成果，是传世之作，后世研究西南史地者，无不徵引此书为据。
1978年，方先生已是75岁高龄，双目失明，身体羸弱，但他仍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带领着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的几个同志，编纂《云南史料丛刊》⑦。为云南史料的整理工作，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渊博知识和毕生精力。先生亲自为《云南史料丛刊》制定了编纂原则：“搜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做到编纂资料，研究者“信得过，用得上”，“得此一部，众本咸在。”方先生同几个同志，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把有用的资料搜集整理出来。史料错舛讹误之处极多，校勘难度甚大，有的真是“一字之订千颗汗”！方先生同几个同志，连续几年，历经寒暑，做了大量的钩沉阐幽，补苴罅漏工作。校勘出书中讹误数千处，一一作了辨伪、辑佚、考订。每篇史料，前面写有概说，作梗概介绍，使读者一开头就得其概要，了解主要内容；后面写有后记，辨章学术，考究源流，介绍著述经过，论说长短得失。《云南史料丛刊》每辑一问世，立刻受到宇内学术界的欢迎与赞赏。《云南史料丛刊》的编辑出版，对于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至1983年12月，《云南史料丛刊》已编辑油印57辑，约80万字。计划编纂70辑，在快要告竣这一大工程时，不幸方先生去世了，《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工作停止下来，这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
方先生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1959年云大毕业离校后，我是常去向方先生请教的。特别是“文革”后的十几年，学术研究气氛渐次活跃，我亦在边执教边进行研究工作。一开始方先生就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指导。在1978年春天的一天，我到方先生家，我说想把“云南土司制度”研究一下。方先生立即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他表示完全赞同这一选题。他说，研究云南土司制度这一课题，必须先从搜集、整理资料入手，要在资料上多下功夫，才能奠定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研究“云南土司制度”的方法步骤是：第一，搜集资料要尽可能的收全，除正史外，类书、丛书都有，各级方志有专篇记载，解放后的民族调查材料中也有不少；第二，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无论是制度研究方面，或是各个土司研究方面，都要有新的进步，新的发现，新的突破，提高到新的水平；第三，写书不要急于求成，开始著述，要就所研究范围内，不管是土司制度的论述，或是各个土司的撰写，都要进行深入研究后，将其重大问题先写出一些论文发表，听听行家里手的意见，再在此基础上写成专著。方先生还教导说：研究目标确定后，还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方能成功。方先生的这些重要教导，是方先生治学的经验之谈，是至理名言，这是后来我进行研究工作的座右铭。
在我进行土司制度研究中，无论是对理论问题或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方先生都作过很多指导。我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土司制度论述，二是各个土司纂要。土司制度论述，力图把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衰落系统地写出来，也即是把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怎样实施这一制度，其作用意义如何，进行较全面系统的述评。在这一方面，方先生曾在一些至为重要的问题给予了指导。如写《明清云南土司纂》一书的《序论》部分，关于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与土司的机构问题，方先生指出：“土司制度适合处于封建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两个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土司衙署，就是少数民族的封建奴隶主或封建领主的政权机关”。方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论断是很精辟的。这两个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土司制度的实质。《各个土司纂要》部分，每个土司纂要是治所、族属、承袭、事迹四项。确定这四项是多次向方先生请教后确定的。最初确定了，又同其他先生作了商谈，有些改动（作族属、承袭、文献、方域四项），隔了两年后，还是觉得方先生的意见要更好些。方先生确定的这四项，是一个土司至为重要的，研究这四项不仅把一个土司的最基本内容弄清楚了，而且把一个土司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也弄清楚了，对封建王朝的用人之道也弄清楚了。
在研究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方先生也作了不少指导。如对一些问题的考证方法，先生指导说：一是理证，用常理去判断；二是书证，用当时的文件如诏令、法律等作证据；三是物证，以实物证之；四是实地考察，到土司所在地去实地调查研究。有的问题，我实在不能解决，不是资料缺乏，就是难度太大，只有去请方先生明示了。方先生记忆力极强，凡读过的书，他如数家珍，非常稔熟，能够随手拈出所需要的资料。
方先生对我研究工作的指导和帮助，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方先生去世的前几天，我去先生家里，他送给了我《土官底簿》一书。我告辞先生时，他起身站在书房门口，握着我的手说：“你写书，用得着我的资料时，你用就是了。”我万分感激地离开他，谁知这就是最后的一面了。我从此失去了先生的教导。对先生的教导，我衷心感戴，毕生不忘。
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西南民族史地理学的著名专家。方先生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五十余年，两方面都有巨大的贡献和卓越的成就。在教育方面，方先生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渊博知识和毕生精力，为国家培养造就了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学生谆谆教导，诲人不倦，不仅讲授给学生丰富的知识，而且还传授给学生治学的方法。尤其对研究生指导，指点读书门径，教给研究方法，一些学术上的重大、疑难问题，总是耐心指点，纤悉以告，学生无不为之感动。在研究方面，方先生对西南史地之学的研究，有极高的造诣，颇多建树，著作等身。他辛勤耕耘，讴心沥血，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建立了不朽的业绩。知先生者，无不为之折服、敬佩。
方先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学者、导师。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一身正气，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他勤奋治学，锲而不舍，刻苦钻研，成就裴然。他不满足已获成就，一直进取，不断有新的高质量的成果问世。他不求假名虚荣，完全以真才实学、学术实迹、卓越成就而著名，是学术界人人敬仰钦佩、有口皆碑的大师。他对人谦和，平易近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奖掖后生，扶持青年，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是可亲可敬的长者，是良师益友。
① 方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题解》这门课讲授的上述内容，他后来收录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一书《略例》里。此书1984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
② 《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
③ 见《纳西象形文字谱》之《弁言》。
④《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二、三册，一百余万字，中华书局1984年1月出版。
⑤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10月出版。
⑥ 见《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弁言》，上册，第二页。
⑦ 《云南史料丛刊》，方先生领导的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编辑油印。自1978年至1983年初，已编辑印出五十七辑。计划编辑七十辑，因方先生去逝未有编辑完。
原载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六年第五期。作者龚荫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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