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与思茅地区是驰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故乡。这一地区栽培茶树始于何时尚待研究，但在这里多处发现野生大茶树，有的树龄在1700年以上。这些茶树的发现，为茶树原产于中国西南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我国是茶树原产地，也是世界上饮茶最早的国家。“茶”字见于《诗经》《尔雅》《楚辞》，均作“荼”。《春秋》《汉志》诸书，也作“荼”。茶又有“茗”“蔎”“槚”“荈”“菽”等名称，名殊而实同，来源多不可考，且除“茗”夕卜，已渐为世所少用。到唐代陆羽著《茶经》，卢仝撰《茶歌》，“荼”字易为“茶”字。
茶的起源，尚无定论。古代关于茶事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地官》，时有“掌茶”之职，其职责为“掌茶以时，聚茶以供丧事”。《晏子春秋》卷六有：“婴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卯、苔菜耳矣。”可见战国时，茶叶作为祭祀用品，偶尔也有啖饮的。公元1世纪，文献上已有烹茶的记载，王褒《僮约》说到“烹茶尽具”，“武阳买茶”。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西南地区已有茶的种植与饮用。《本草衍义》说：“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至少在西汉时期，在今四川西南及今云南，已有饮茶风气，并已经将茶作为商品买卖，作为贡品进奉。可见饮茶、种茶源于四川、云南再沿长江而下，逐渐流行于华中、华东和华南等地区。饮茶、种茶既起源于西汉时的云南，则为云南少数民族的创造发明可确定无疑。我们知道，茶最早用于祭祀，有“无茶不祭”之说，将茶与祖先、鬼神联在一起的传说神话，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几乎随处可见。德昂人以茶叶为始祖，茶叶不仅生育了人，还生育了日月星辰，所以德昂人无论迁居到何处，都要先种上茶树。佤族的巫语有“你喝了茶叶水，你见到了鬼魂”。茶树就是鬼魂，就是祖先。
思茅、西双版纳产茶的记载始见于唐代。樊绰《云南志》卷七说：“茶，生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樊绰书作于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根据的是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以前资料。银生城即南诏所设“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在今景东、景谷及以南地区，相当于今思茅地区与西双版纳州。银生城界诸山，当即思茅、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为主的群山。从语言上来研究，云南各族人民饮用的茶叶主要来源于思茅、西双版纳。今僾尼人、傣族称茶为“la”，彝族撒尼方言、武定方言也称茶为“la”，纳西族语言称为“le”，拉祜族语称“la”，藏族发音为“ja”，贵州苗族发音为“chula”。可知这些民族最早饮用的茶叶是思茅、西双版纳的傣族、僾尼人供应的。西南各族人民仰赖思茅、西双版纳茶叶的历史已十分久远。从樊绰《云南志》的记载看，至迟在1200年以前洱海地区的居民已饮用来自思茅、西双版纳的茶叶。“杂椒、姜、桂烹茶”，也是中国饮茶的古法。古代本草家认为茶味甘苦微寒，椒、姜、葱俱是热性，以椒、姜、桂等和烹而饮之，以去寒，被誉为饮茶良法。现在，许多地方饮茶，还有加姜、桂的，叫做“擂茶”；今白族喝茶亦有放入姜、椒的，保存着古代饮茶的遗风。
茶与西北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西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饮乳食肉，缺少蔬菜，不仅不易消化，且易积热；而茶之功用，能释滞消壅，润喉止渴。所以西北少数民族与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达到没有茶就无以为生活的地步。由于茶产于内陆，交通不便，价格高昂，以至“以金一两，易茶一斤”或“一驮茶易一上驷”。﹝辛弃疾《窃愤录》（续录），见《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五﹞
茶传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似应始自唐朝。
茶叶传入吐蕃的时间，至迟在公元8世纪初。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所著藏文《汉藏史集》的第十三章题为“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记述了公元679—704年都松莽布支在位之时茶叶和碗传入西藏的情况。藏语称茶为ja，与“槚”同音。“槚’是茶的别称。又据《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㴩湖者’”。可见，当时西藏不仅已有茶叶及饮茶之风，而且唐朝的名茶，差不多齐备。
茶叶输入回纥的记载，见于《新唐书·陆羽传》：“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纟乞入朝，始驱马市茶。”《封氏闻见记》亦载：“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这是8世纪60年代的事。回纥以名马到中原易茶而归，即所谓“茶马贸易”。
宋代，由于茶已成为西北少数民族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宋朝常利用茶叶作为改善民族关系，控制少数民族的工具。宋廷为对西北少数民族实行羁縻，自太祖始，至哲宗终，先后对西北少数民族赐茶二十八次。
宋代茶马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吐蕃。贸易的主要关口设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和熙州（今甘肃临洮），大量的蜀茶进入河湟地区，而后转至吐蕃各部。
宋辽之间的互市，起自太祖时，在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河北易县）、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县）、沧（今河北沧县）五州设置榷场。其输出物有香药、犀象、彩、茶等，而以茶为大宗。茶的运输先由官府掌管，后改由商人经营。朝廷规定贸易只能在榷场进行，由于经营茶叶贸易可获大利，所以许多商人不顾禁令在非榷场之地私相交易，甚至朝廷官员亦参与其间。
宋与西夏贸易，始自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至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正式设置榷场。茶叶亦为贸易的大宗商品。“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当时，西夏每年要从宋地运进茶叶三十万斤左右。
宋与金的贸易也是以茶叶为大宗。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宋已准许商人贩茶至金贸易，并在泗（今江苏盱眙）、楚（今江苏淮安）、濠（今安徽凤阳）、庐（今安徽合肥）、四川及寿春府（今安徽寿县）设有市易务，与金开展贸易。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金议和，第二年双方正式设置榷场。自开设榷场后，茶叶由官府经营，禁止商人与金直接交易。因茶利丰厚，许多商人冒利犯禁，走私经营，宋廷虽屡颁禁令，从重断罪，亦不能止绝。金因为每年须从宋输入大批茶货，使金帛南流，也曾颁布诏令，或限制饮茶人的资格，或禁止以金帛等物易茶，但因嗜茶者多，无可奈何。
长期以来，普洱茶成为思茅、西双版纳各族人民与内陆各族人民密切联系的经济媒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洱茶在与西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康藏地区自古以畜牧为主，以牛乳制酥油为主要食品之一。
《新唐书·吐蕃传》所说藏族饮用“羹酪”，就是酥油茶。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因为茶叶有助消健胃、去脂解腻、散热解渴的作用，所以茶为藏胞不可缺少的饮料。《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列传》说，“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历代由内陆供藏胞茶叶，而藏族向内陆输送马匹，即所谓“摘山之产，易厩之良”。普洱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很早，到明代已很发达。明末云南各族人民坚持抗清斗争达十七年之久，以致对西藏供应的茶叶减少。清兵入滇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三月，“北胜（今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就在这一年十月在北胜州开茶市以藏马易普洱茶。﹝《思普沿边开发方案》﹞后来，丽江府改设流官，且交通方便，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赶马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达五百万斤之多。同时汉族、白族、纳西族、藏族商人也从普洱贩茶供应藏族地区。
“茶马互市”不仅把西藏和云南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对于维护祖国统一也有很大作用。明万历年间，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
自清代中后期以来，西藏对茶叶的需要主要由四川、云南供给，主要在打箭炉中转。因此入藏的茶叶，统称为“炉茶”或“边茶”。由于普洱茶外形紧结，内质细嫩，味纯回甘，香高耐泡，非常适合藏胞口味。藏胞长期饮用，形成对普洱茶的偏爱。因此有“藏人非车（里）佛（海）茶不过瘾”之说。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派间谍入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因不合口味，藏胞拒绝购买。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西藏，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民饮用，也遭到拒绝。为适合藏民口味，就盗窃普洱茶茶种在大吉岭种植，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秘密仿制佛海紧茶，无耻伪造佛海茶商标，运至喝伦堡混销，但外表相似本质不同，藏胞还是没有受骗。
云南茶叶主要是由民族资本的商号在思茅、佛海、易武、车里等地设厂加工，并负责运销。民国初年，思茅有茶号22家。云南的茶商与厂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各自的特点，并创造了优质名牌产品。例如在西藏享有盛名的“恒盛公”紧茶，“永昌祥”藏庄茶，“洪盛祥”紧茶与砖茶，深受藏胞喜爱。尽管云南茶来路遥远，运输费用超过茶叶自身的价值，因而价格较高，但藏胞宁可吃滇茶。早在光绪年间便从事对西藏茶叶贸易的“恒盛公”，专门加工揉制销西藏的紧茶，设在圖海的茶厂一年产茶二万包左右。“恒盛公”茶厂原在思茅，移到勐海建厂后，一度改变商标，为藏胞怀疑，销量锐减，便又恢复老招牌，在每沱茶内，仍揉进一白棉纸，纸上印有“思茅恒盛公”字样，才又恢复了销路。
20世纪初，丽江商人杨守其开通了从勐海经缅甸转印度到西藏的“新茶叶”路。由于可资火车、轮船，运输时间缩短而成本降低。成本降低，使普洱茶在西藏的竞争力加强，扩大了销路，推动了生产。“恒盛公”茶厂建立之时，每年产紧茶二千包，到抗日战争前发展至二万包。从勐海出境销藏的边茶1935年为13729.7担，1936年16043.8担，1937年为90106担。而1944年，印度销西藏的茶仅850担。
在西藏，不少商人经营普洱茶。由于普洱茶具有“越陈越香”的特点，许多商人以囤积普洱茶牟利。达官贵人也以拥有普洱茶的多少相互炫耀，作为财富、地位的象征。在西藏的不少地区，普洱茶甚至可以作为“通货”使用。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系主任、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巡视员；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获国务院专家津贴，19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2011年获红云教育功勋奖，2014年获云南省政府2013年度云南诤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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