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对苏美尔人知道得很少，看到网络上的讨论后，想到要了解一下外国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和研究状况，即他们对以下问题的看法：苏美尔人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别处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吗？是何时、从哪里来的呢？从有关资料看到部分国外研究者对这些问题比较有影响的看法或研究成果，以及他们对于“苏美尔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有不同的理解。在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居民很可能是由多个不同族群融合而成，可能包括农耕、游牧和渔猎族群。
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自然环境，缺少适当的古人类遗存材料，迄今一直没能测试苏美尔人的Y-DNA[1]。根据其它方面的资料，有人猜测苏美尔人的Y-DNA可能为G、J、L、T或某种R[2]，也有人认为是R1b[3]。最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找到了一具古人类骨骼，来自6500年前的苏美尔人首都乌尔(Ur)，其保存完好的牙齿，可能有足够的软组织进行DNA测试[1]。鉴于，苏美尔人很可能是由多个不同族群融合而成，不知这一测试结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揭示苏美尔人的奥秘。
一、沼泽阿拉伯人的Y-DNA
关于苏美尔人的Y-DNA，由伊拉克、意大利、印度的几位学者联合发表的一篇研究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遗传特征的文章(以下简称《印迹》)影响最大。文中指出，有人认为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可能与苏米尔人有着很深的渊源，但也有观点认为沼泽阿拉伯人为外来移民，并与家养水牛的出现有关，也即可能与南亚农业文化人群有关[4]。该文关于沼泽阿拉伯人Y-DNA研究的要点如下面所述。
需要说明的是，《印迹》中所说的“苏美尔人”，指的是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所有居民。但通常所理解的苏美尔人，其语言、文化，可能也包括外表，都与他们的闪族邻居和继承人不同。按照这种说法，古闪族应该不属于“苏美尔人”。若据此对《印迹》的观点加以修正，则苏美尔人的基因池中可能不包括或只有很少的闪族Y-DNA单倍群J，主要成分可能是以下单倍群(子群)中的一种或几种：G-M201、R1-L23(R1b1a2a)、Q-M25 (Q1a1b)、L-M76、Q-M378(Q1b1)和R2-M124(R2)。
1、父系Y染色体的多样性。根据对143例健康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男性的父系Y染色体进行的测试结果，得到其Y-DNA的谱系关系以及频率，参见下图(原文图2)。超过90%的基因池可以追溯至西部欧亚大陆成分：中东单倍群J-M304，近东的G-M201、E-M78和E-M123，而欧亚大陆的单倍群I-M170和R-M207在沼泽阿拉伯人中相对较少。来自东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贡献，以单倍群L-M76、Q-M378和R2-M124为代表，也在沼泽阿拉伯人当中检测到，但是频度很低。
单倍群J在沼泽阿拉伯人中的频度为84.6%，J1-M267为81.1%、J2-M172为3.5%，几乎所有的沼泽阿拉伯人的J染色体(96%)都属于J1-M267分支，特别集中于J1-page-08子群。单倍群E的频度在沼泽阿拉伯人样本中为6.3%，其中，E-M123为3.5%、E-M78为0.7%。单倍群R1的频度为2.8%，而且只有R1-L23。在沼泽阿拉伯人中以低频度出现的单倍群还包括：Q-M25(0.7%)和Q-M378(2.1%)，G-M201(1.4%)，L-M76(0.7%)和R2-M124(1.4%)。
2、少数基因及其影响。沼泽阿拉伯人的基因池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于临近地区。在父系方面，该文作者的谱系地理资料显示出某些来自西南亚的贡献，如单倍群L、Q和R2所证实，称为南亚Y染色体族系，主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观察到。沼泽阿拉伯人的基因池中仅显示出非常稀少的来自北部中东的成分(单倍群J2-M172及其后代，以及G-M201和 E-M123), 缺少欧亚大陆成分(单倍群R1-M17、R1-M412和R1-L23)以及次撒哈拉非洲的贡献(单倍群E-M2)。
3、研究结论。该文的结论部分称，对143例健康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男性的母系mtDNA和父系Y染色体进行的分析表明：1)沼泽阿拉伯人不论是母系还是父系基因池中，中东本地起源的成分都占主导地位；2)西南亚和非洲的贡献相对较弱，其贡献在母系mtDNA中表现得更为明显；3)父系遗传比母系遗传表现出更高的同质性，主要是由社会文化和遗传因素造成的；4)遗传分层现象不仅仅是因为最近的事件形成的。Y染色体数据很好地说明了最后一点，其中出现较少的J1-M267*谱系表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贡献，而最高频的J1-Page08分支揭示了大约4000年前的本地近期扩张。虽然对Y染色体年代的估计需要慎重，特别是样本较小而标准差较大时，值得注意的是相关估计与代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特征的城邦时代相重叠，这一点已经由很多个苏美尔城市证实(拉格什、乌尔、乌鲁克、埃利都和拉尔萨)[4]。
作者认为，根据该文的数据，当代沼泽阿拉伯人包含的mtDNA和Y染色体以中东起源占主导地位。因此，该地区的某些文化特征，例如最可能由印度次大陆引入的家养水牛和水稻种植，对该地区本土居民的基因池只有少量影响。进而，如果沼泽阿拉伯人是古代苏美尔人的后裔，那么伊拉克南部沼泽的现代居民的祖先起源于中东地区，也就表明苏美尔人的祖先不是来自印度或南亚次大陆[4]。
二、关于《印迹》的探讨
1、沼泽阿拉伯人由本地和外来族群融合而成。根据《印迹》的研究，沼泽阿拉伯人是由本地和外来族群融合而成的。其Y-DNA基因池中，中东单倍群J-M304达84.6%，近东的G-M201、E-M78、E-M123共计为7.7%，中东与近东超过90%；欧亚大陆的单倍群R1-L23、Q-M25以及南亚单倍群L-M76、Q-M378和R2-M124共计为7.7%。沼泽阿拉伯人不论是母系还是父系基因池中，中东本地起源的成分在数量上都占主导地位，那么是否就可以说伊拉克南部沼泽现代居民的祖先起源于中东地区呢？也就是说可否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将绝大多数当作100%呢？《印迹》的推理逻辑很有意思，也很令人费解，也许应该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不过按照通常的理解，只能说伊拉克南部沼泽的绝大多数现代居民的祖先起源于中东地区，少部分人的祖先起源于外地。
2、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居民的Y-DNA。由于苏美尔时代延续的时间很长(约公元前5300-2000年)，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不同种群的居民经过了长期的相互融合，即使经过人口迁移、时代变迁，在当地居民中仍很可能会留下古代各种群的遗传基因。因此，有可能根据现代沼泽阿拉伯人的基因池推测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居民的Y-DNA。就是说，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居民，可能具有与沼泽阿拉伯人相同或相近的Y-DNA基因池：J-M304、G-M201、E-M78、E-M123、R1-L23、Q-M25、L-M76、Q-M378和R2-M124，不过各种基因所占的比例可能并不相同。这里使用了“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居民”，而不是像《印迹》中那样使用“苏美尔人”，因为对于苏美尔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实际上有不同的理解。
3、苏美尔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根据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居民的Y-DNA基因池，是否可以推测苏美尔人的Y-DNA呢？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弄清楚苏美尔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居民，是由不同种群长期融合而形成的。那么，人们所说的“苏美尔人”指的是什么人呢？是其全部还是其中部分种群呢？很显然，《印迹》中所说的“苏美尔人”，指的是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所有居民。
另一种观点是一般人通常所了解的，例如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苏美尔人的语言、文化，可能也包括外表，都与他们的闪族邻居和继承人不同。据说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是苏美尔时代的埃利都，大约建立于公元前5400年。按照格温德林·雷克的说法，埃利都由三个相互独立的生态系统汇合而成，它们分别支撑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就沙漠环境下的淡水使用权达成协议。其最古老的农业定居点可能是依赖于精耕细作的自给型灌溉农业，源于北方的萨迈拉文化（公元前第6千年后半至第5千年，晚于距今公元前6000年哈苏纳文化，早于公元前4300年至前3500年的欧贝德文化。另：哈拉夫文化公元前5000多年-前4300年），该文化的特征是修建沟渠以及泥砖建筑。阿拉伯沿海的渔猎文化，导致在海岸线区域产生了大量的贝壳堆，而那些从事渔猎的先民有可能是最初的苏美尔人，他们可能居住在芦苇草屋之中。为埃利都的建立做出贡献的第三个文化是游牧的闪米特人牧民，他们放养成群的绵羊和山羊，居住在半沙漠地带的帐篷中[5]。
按照这种说法，古闪族不属于“苏美尔人”，“苏美尔人”的基因池中可能不包括或只有很少的闪族Y-DNA单倍群J，主要成分可能包括G-M201、R1-L23 (R1b1a2a)、Q-M25 (Q1a1b)、L-M76、Q-M378 (Q1b1)和R2-M124 (R2)中的一种或几种。
历史学家对苏美尔人时期的历史仍然很不清楚，但基因印迹揭示出苏美尔时代居民成分的多样性以及外来成分的存在。而苏美尔文化包括农耕、游牧和渔猎三种生活方式，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人群可能属于不同的族群，这种情况反映出问题的复杂性。格温德林·雷克所说在阿拉伯沿海从事渔猎的先民有可能是最初的苏美尔人，可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充足的证据。但从语言和文化角度来看，占据支配地位的族群并不一定是人数最多的族群，而有可能是少数族群。
参照土耳其人的情况，也许有助于了解这个问题。根据维基百科，土耳其人使用的语言为土耳其语(突厥语系)，他们其实只有很少(中亚单倍群N和Q共计约占5.7%)，多数是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以及古代的赫梯、吕底亚人与后来巴尔干半岛的居民。但在文化心理认同上(一部分强行突厥化)，土耳其人普遍接受自己是突厥人。土耳其人最早是由乌古斯人与拜占廷希腊人混血。1071年之后，乌古斯人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建国，后来蒙古伊儿汗国时代大量乌古斯人进入，是真正奠定时代。
三、苏美尔人来自何方
《印迹》的研究结果为苏美尔时代居民存在外来成分提供了佐证。对于这些外来成分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来自北方的高加索到里海一带，另一种是《印迹》中提到的南亚，据说近年来更多的人倾向于后者。与《印迹》的研究结果相对应，单倍群L-M76、Q-M378(Q1b1)和R2-M124(R2)来自南亚，而G-M201、R1-L23(R1b1a2a)、Q-M25(Q1a1b)可能来自高加索或欧亚大陆。
1、家养水牛和栽培稻何时引入。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苏美尔时代居民的外来成分来自南亚，这可能有一定的依据。但《印迹》中提到外来移民与家养水牛的出现有关，也即可能与南亚农业文化人群有关，以此来证明苏美尔人来自南亚的说法，却不够恰当。根据维基百科英文版，印度河水牛的驯养时间在大约5000年前，相当于苏美尔时代的中后期。而根据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大规模基因重测序分析稻谷进化史的结果，确认栽培稻起源于中国，且只有唯一一个起源；考古学家发现，中国长江流域8000至9000年前出现了栽培稻，而印度恒河流域大约4000年前才开始出现栽培稻[6](据最近资料，最早的栽培稻于8200至13500年前出现在中国珠江流域)。
这说明家养水牛被引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时间，可能晚于苏美尔时代。而在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应该还没有开始栽种稻谷。因此，家养水牛和栽培稻的引入不能作为苏美尔人外来成分来自南亚的证据。
据称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因此，说苏美尔时代居民中的外来成分来自南亚，还是有可能的，只是需要更充足的证据。
2、土库曼斯坦沙漠中的神秘古代遗址。有研究文章认为苏美尔人的发源地在里海和兴都库什/科佩特山脉之间的土库曼斯坦境内，主要依据是苏美尔人对青金石(Lapis Lazuli)的崇拜以及与青金石相关的神话传说。该文作者认为苏美尔人的Y-DNA单倍群为R1b，而单倍群R1b起源于南西伯利亚/中亚一带；苏美尔人最初的家园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哥诺尔山丘(G?nür Tepe)、安诺(Anau)等遗址。文章还指出，苏美尔人和土库曼斯坦的所谓马尔吉阿纳人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在早期年代，男女都穿羊皮裙，皮面朝里，羊毛被梳成毛束作为装饰，以及其它的类似服装习惯[3]。
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Kara Kum)中的哥诺尔山丘是一个青铜器时代文明的发源地，称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区(BMAC,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根据最新的碳放射性测定结果，BMAC的存续时间为公元前2300-1700年，其上限只相当于苏美尔时代的结束时间。因此，哥诺尔山丘遗址似乎不太可能是苏美尔人的发源地。
安诺遗址的年代(约公元前5000年初-3000年初)要早一些。已发现的中亚年代最早的新石器遗址是哲通(Jeitun)遗址，位于土库曼斯坦首府阿什哈巴德以北30公里，存续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5000年。哲通的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发现有大麦和小麦，饲养山羊。该文化遗址与西亚的耶莫遗址(位于伊拉克东北部的基尔库克附近)、耶利哥遗址(位于约旦河河口附近)等有许多相似之处。(哲通文化，百度百科) 因此，不能排除苏美尔人发源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可能性。不过根据以上资料，看起来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先民可能不是苏美尔人的直接祖先，与苏美尔人具有相近或同一起源的可能性要更高一些。
安诺文化，据说是源于伊朗高原或者在哲通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伊朗高原的文化因素而形成。哲通文化的居民被认为是来自伊朗高原西部的西亚农耕-畜牧人群，可能属于Y-DNA单倍群G。由于土库曼斯坦一带最早的农耕人群不属于单倍群R1b，假如苏美尔农耕人群起源于这里，那么他们的Y-DNA将不太可能是R1b。
苏美尔人崇拜的青金石，也有人称为天青石，主要产于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的兴都什库山脉东部科克奇河流域，靠近与中国接壤的狭长地带。最著名的萨雷散格(Sar-e-Sang)青金石矿床，大约有300公里长、47公里宽，位于科克奇河支流——萨雷散格河谷中，在巴达赫尚省省会法扎巴德(Fey?ābād)西南约150公里(斯科扎尔以西)。这个矿区距离土库曼斯坦马雷市附近的BMAC遗址至少500-600公里以上，距离安诺和哲通遗址就更远了。前述文章认为围绕青金石创作有关神话的苏美尔人，必须能够亲眼看到那些神圣的天体每天早晨从青金石矿所在山脉的上空升起，晚上又回到在山中的“宫殿”，因此他们的故乡一定是在土库曼斯坦古代遗址。[3] 如果说这里的“宫殿”指的是青金石矿所在的具体山谷，那需要具有相当的想象力才能理解。如果是“遥望”东方远处山中的“宫殿”，那满足条件的地方就远不只是土库曼斯坦古代遗址了，从里海、高加索到美索不达米亚，都是可能的候选。
由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入侵，现代土库曼斯坦人的遗传基因可能和古代有很大区别。对土库曼斯坦本土人群的Y-DNA研究较少，也不够精确。以前的研究认为土库曼斯坦人的Y-DNA中高频出现R1b，后来发现是将Q1a1b-M25错误地标记为 R1b1。下图所示为伊朗境内土库曼斯坦人的Y-DNA组成，Q1a1b-M25约占43%(取自Central Asia: Worst military genocide and rape of Caucasoid by Mongoloid, http://defence.pk/threads/central-asia-worst-military-genocide-and-rape-of-caucasoid-by-mongoloid.276571/)。
可以看到，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的Y-DNA基因池和土库曼斯坦人具有相当的交集，包括J、G、L、Q、R等。二者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期待看到研究结果。
3、西亚农业起源地区与苏美尔人。研究者认为，最初的农业系统于距今大约11000年前出现在西南亚洲，以种植谷物、豆类和饲养家畜为基础。到约6000年前，在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农耕-畜牧(agro-pastoralism)模式成为食物生产的主流系统。绵羊和山羊是最早被驯养的家畜。最初，饲养绵羊的目的是肉用，这种肉羊有多个起源地。在5000年前和4000年前，以羊毛生产为目的的绵羊出现在西南亚和欧洲。最近的遗传研究结果认为，这种改良的家养绵羊最可能起源于西南亚洲[7]。而最近的遗传分析证实，伊朗是几乎所有山羊的发源地，最早的家养山羊遗存的年代为大约10000年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黎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大约在公元前9000-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古人类，百度百科) 根据苏美尔人种植小麦、大麦等的农耕文化，说西亚或近东可能是苏美尔人的发源地，也是有依据的。
如果根据种植小麦、大麦以及饲养绵羊、山羊来判断，南亚、中亚和近东都有可能是苏美尔人的发源地，外来移民也可能是在不同时期分批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得到确切的结论。来自一个地区的外来移民也可能是由多个族群融合而成，而不一定是只由单一Y-DNA单倍群组成。在《印迹》中所说的外来单倍群中，最新研究认为R1b向外扩展的年代比起初的判断要晚一些，且以游牧为主，因此R1-L23(R1b1a2a)不太可能是苏美尔外来农耕移民的主要成分。有关Q-M25 (Q1a1b)的详细介绍较少。似乎来自南亚的L-M76、Q-M378(Q1b1)和R2-M124(R2)以及来自高加索或欧亚大陆的G-M201，更有可能是苏美尔外来农耕移民的主要Y-DNA单倍群。
4、结语
苏美尔相关问题非常复杂，存在多种不同观点，没有看到系统的资料。基于遗传基因的研究工作仍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命名系统不断发生变化，也给阅读有关文献带来困难。对于苏美尔人的Y-DNA组成，只是了解到国外目前的部分研究状况和研究人员的看法。随着苏美尔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相信将会看到更准确的资料和结论，也将会不断修正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根据目前流行的看法，苏美尔语是一种孤立语言，它不与任何其它已知语言相近。据说将苏美尔语与其它语言，尤其是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联系到一起的尝试都未曾成功(维基百科)。不过，许多研究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苏美尔语并不是一种孤立语言[1]。以下是试图将苏美尔语归类为某种已知语言的部分研究工作，不清楚他们的工作是否算得上成功，或者取得了何种程度的成功。
一、令人费解的“黑头人”
据说苏美尔人称自己为“黑头人”(sag-gi-ga，即黑头发的人)。看到这种说法，感到很难理解。据了解，现代阿拉伯人几乎都是一头黑发，可以推测苏美尔人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邻居很可能都生有深色头发，那这种称呼又有何意义呢？也许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在苏美尔人来到美索不达米亚之前，在他们的故乡，周围有很多浅色头发的邻居，因此他们自称“黑头人”，并把这种称呼带到了美索不达米亚。
Alfred Hámori，被称为匈牙利学者，对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进行了解析，他认为苏美尔语和芬-乌戈尔(Finn-Ugor)及阿尔泰语族最接近[2]。苏美尔人自称为“sa?-gig”，按照其最简单的解释，意思是“黑头人”(black heads)。这种解释给苏美尔学者带来很大困惑，却没有多少启示。使用这一称呼，肯定不是因为苏美尔人生有深色皮肤，而如果他们生有黑头发，在那时的美索不达米亚，他们一定不会与其它人有明显的区别，因为居住在那里的每一个别的人也都是黑头发。因此，这一称呼的含义或许根本不是粗看起来那样，而指的是他们祖先的起源，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外。具体说明如下[2]。
在苏美尔语中，词项“sa?”的意思是头、山峰或人，和芬-乌戈尔语中一个对应的词项相同。该词的第二部分“gi”重复为“gig”，经过仔细研究，苏美尔词项“gi”，意为夜晚、黑暗或黑色，可能是为了表示复数或一般化，经过衍化成为“gi-g”。经过衍化的原始芬-乌戈尔语中表示夜晚和北方的词项，可以自然地演化为苏美尔语中的“gi”或“ge”。因而，相信对“黑头人”的解释可能是误解，或者最好的情况是二次解释，所以应该采用从原始芬-乌戈尔语中发现的原来的古代含义“北方人”(north men)，而不是“黑头人”[2]。
Hámori认为苏美尔人的故乡在美索不达米亚北方的黑海北岸一带，通过对“黑头人”一词的解析，试图佐证苏美尔人是“北方人”，费了不少心血，不过可能还需要更充分的证据以令人信服。据他所说，虽然苏美尔语通常被说成是一种孤立语言，没有与之相近的其它已知语言，但多数人都承认苏美尔语在很多方面与芬-乌戈尔和阿尔泰语族最接近[2]。
对苏美尔人种成分的人类学分析，呈现出很强的多样性，反映了他们吸收同化了非常不同的本地种族以及某些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成分。他们具有中亚起源，同时也包括类阿尔明尼亚成分，以及明显的南方种族成分，这与他们吸收的印度洋土著居民相关[2]。
苏美尔人常被称为“宽头”(broadheaded)人。学术上，这种头型称为“短头颅”型，指的是从上向下看时颅骨的宽度，而不是脸部的宽度。这种头型并不意味着脑袋大。在欧洲，除了以喀尔巴阡盆地为中心的中欧和其它芬-乌戈尔地域以外，这种头型在古代并不常见，后来才逐渐流行。有一段时间，这种头型被称为迪纳里克(dinaric)型，一个后来的变型被称为高加索-蒙古(caucasian-mongoloid)型。“鄂毕-乌戈尔”人中的一个变型被称为美洲型(Americanoid)，因为他们与北美印第安人中发现的欧-亚混合型相似，二者都来自中亚北部相同的发源地[2]。
苏美尔人中也很可能包括更早就在那里的成分，与印度的达罗毗荼人这样的种族类型相关，可能是印度洋的航海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与波利尼西亚人类似。近年来，这一语群被称为南方大语系(Austric)，在某种程度上与亚洲内陆的黏着语相似。苏美尔人与巴基斯坦的达罗毗荼人有贸易往来。印度的达罗毗荼语和芬-乌戈尔及苏美尔语具有大量相同的基本词汇，在被迫迁移到印度南部之前达罗毗荼人最初也生活在西亚，或许可以最好地说明这一现象。目前的理论是苏美尔人的东方邻居兼仇敌埃兰人，在语言上与印度的达罗毗荼人相关联[2]。
二、苏美尔语属于乌拉尔语系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考古学家、亚述研究教授西莫·帕尔波拉(Simo Parpola)认为苏美尔语属于乌拉尔语系，与前一节所述观点类似。他指出，在开展亚述研究的初期阶段，苏美尔语被普遍认为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群。不过在1880年代，两位著名的芬-乌戈尔学家August Ahlqvist和Otto Donner却得出结论，认为苏美尔语绝对不是乌拉尔-阿尔泰语，从此亚述研究者一直拒绝苏美尔语-乌拉尔-阿尔泰语假说[3]。
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之后，将苏美尔语和其它语言相关联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成功，因此有理由重新审视苏美尔语-乌拉尔-阿尔泰语假说，以便能够证实或者确定性地拒绝这一假说。为此，西莫·帕尔波拉在2004年11月开展了一个研究课题“苏美尔语和乌拉尔-阿尔泰语之间的语言学关系”，其目的是借助于现代语源学词典和研究成果，系统地仔细考察苏美尔语的全部词汇，以便鉴别出其中能够合理地与乌拉尔或阿尔泰语词根相关联的词或词素，确定比较的有效程度，将有关材料转换成数据库，并使之可通过Internet获取[3]。
到文章[3]发表时，已经系统地完成了对75%苏美尔语词汇的考察，鉴别出1700个词或词素可以合理地与乌拉尔和/或阿尔泰语词根相关联，允许正常的语音变化和语义转移。具有阿尔泰词源的词只占少数(约7%)。苏美尔语和阿尔泰语系之间的密切关系，总体上似乎可以排除，但它与突厥语之间的遗传关系似乎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大多数匹配都发生在与突厥语言之间，而且是一些在乌拉尔语言中也存在的基本词汇和语法词素[3]。
因而实际上所比较的词项都属于乌拉尔语，大多数是芬-乌戈尔语。其中绝大多数都依据芬兰语以外的至少一种乌拉尔语主要分支进行了验证，因此这些词项都很古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3000年。其中大量的词汇只能根据芬兰语理解，但这并不排除它们也很古老，因为它们没有词源，而且在8种芬兰语言中得到证实，大多是常用词汇[3]。
这一词汇集合涵盖了苏美尔词汇表的全部范围，包括全部可能类型的478个常用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副词、感叹词、连接词以及589个名词。这里所说的词汇中，绝大多数都是基本词汇，其中75%在形式和含义方面都显示出很好的匹配。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匹配一定是正确的，不过正确的可能性非常高。大约20%的比较是相对有问题的，而其中5%只是推测。根据研究结果得出结论，苏美尔语是一种乌拉尔语[3]。
三、苏美尔语与匈牙利语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Alfréd Tóth教授对苏美尔语、原始乌拉尔语、原始芬-乌戈尔语和匈牙利语进行了比较研究。基于731个匈牙利语原形词(lemmata)开展该项研究，只处理了那些具有芬-乌戈尔或乌拉尔语词源的匈牙利语，这意味着所研究的每一个匈牙利词汇必须至少在另一种芬-乌戈尔语中有一个相关词[4]。
通过这项研究，作者试图证明所谓匈牙利语的苏美尔语假说是成立的。但这并不是说匈牙利语和苏美尔语相同，也不是说只有匈牙利语以苏美尔语为其祖先语言，只是证明了至少有731个匈牙利原形词，为至少另一种芬-乌戈尔语族成员中至少一个原形词所共有，能够追溯到苏美尔语。所采用的方法是，对经过重构的原始芬-乌戈尔语和/或原始乌拉尔语形式，与实际的苏美尔语词汇进行比较[4]。
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表明，毫无疑问，匈牙利语可以直接追溯到苏美尔语。对于731个原形词，进一步证明了匈牙利语起源于苏美尔语。这么大的词源数量是令人满意的。从而也就证明了，苏美尔语和匈牙利语之间存在连续性，其中间形态被称为“原始乌拉尔语”、“原始芬-乌戈尔语”和“原始乌戈尔语”。由于在很多情况下，重构的原始阿尔泰语形式与乌拉尔语原始形式在语音方面完全一致，因而必须假定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系是遗传相关的。由于这又说明苏美尔语是所有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或者说乌拉尔-阿尔泰语的母语，也就证明了确实存在“都兰(Turanian)”语“大家族(makro-family)”。
四、苏美尔语可归类到保加尔语支的r-阿尔泰语
希腊学者Kenanidis等人认为苏美尔语并不是一种孤立语言，苏美尔语可归类于保加尔语支的r-阿尔泰语(其它人通常称之为r-突厥语)[1]。保加尔语支包括鄂毕-乌戈尔语和楚瓦什语。而且，苏美尔语和所有的中亚突厥语，以及高加索语言(特别是格罗吉亚语)和西欧的巴斯克语、东亚的朝鲜语和日语，都是黏着语[1]。
鉴于将苏美尔语与其它语言联系到一起的尝试遇到困难，提出研究其与楚瓦什语的联系。楚瓦什语属于r-阿尔泰语，被称为突厥语或者Oghuric/保加尔语。这一研究的要点，是找到一组可以将苏美尔语同r-阿尔泰类型语言，具体来说就是楚瓦什语，联系起来的语音和语法规则[1]。
在研究中所遵循的方法包括下列任务和原则：收集与分析现有数据；考虑以前的数据，找出某种适合进行关联的语言，苏美尔语是一种粘着语，根据语言和地理的接近度确定试验语言为突厥和楚瓦什语，目的是检验将苏美尔语分类为一种古r-阿尔泰语的可能性；试验语言将帮助去除阿卡德语影响的语音过滤器；考虑时间间隔，形成一组可接受的跨越规则[1]。
根据以上方法，得到了39条规则。这些规则，主要反映了两种语言的元音和辅音之间的对应或转换关系。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列词缀和词汇清单，包括语言之间的比较和说明[1]。
该文结论中指出，前面给出的实例说明苏美尔语和保加尔/楚瓦什语之间的联系确实比其它语言紧密，因此可以放心地将苏美尔语分类为一种r-阿尔泰(原始保加尔)语言。苏美尔语的大多数基本词汇，即意思为“人、上帝、风、书写、书写符号”、金属、文化上重要的动物、以及通常在文化方面重要的词汇，和r-阿尔泰语相同。除了词汇以外，语音、语法和句法也都指向同一方向。考虑到原始保加尔语远早于公元前1000年就从原始突厥语中分离出来，所建议的语族是作为r-阿尔泰语的保加尔语，苏美尔是其最早的一个成员，而楚瓦什语是其现代成员(巴斯克语可能也是)。该文称并不追求全面证明苏美尔语是一种r-阿尔泰语，其目的只是开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1]。
五、苏美尔语和汉-高加索语系
1、苏美尔语和胡里安语的比较。俄罗斯科学院的Alexei Kassian对苏美尔语和胡里安语(Hurrian)，属胡里安-乌拉尔图 (Hurro-Urartian)语族，进行了词法匹配研究。他认为胡里安-乌拉尔图语族可以看作为设想的汉-高加索(Sino-Caucasian)或称得内-高加索(Dené-Caucasian)大語系的一个单独分支，是北高加索、叶尼塞和汉藏原始语言的远亲[5]。
现代观点认为，两种语言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则可以被看作是遗传相关的：(1) 其基本词汇表之间有相当可观数量的语源匹配；(2) 主要的代表性语法成分(数目、格、人称) 之间有相当可观数量的语源匹配。按照经验，通常被认为是遗传相关的两种语言，其基本词汇表都存在大量的语源匹配，最重要的是，它们的核心词汇表中的斯瓦迪什(Swadesh)词汇之间存在大量的语源匹配。就是说，词汇统计学对于语言之间关系的测试是一种可靠的工具，而且，两种语言的斯瓦迪什词汇表之间相符词义的语源匹配，是二者之间存在遗传关系的必要条件[5]。当被研究语言的谱系关系尚未建立起来时，需要使用初级词汇统计验证/证伪。在对适当的语音一致性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有必要依靠所比较语言的语义对应词汇项之间的语音相似性[5]。
语音相似性可以形式化为辅音类别(consonant classes)方法，即语音音标字母可以划分为几个不相交的子集(类别)，从而使得自然语言发展过程中同一个类别的声音之间的语音变异，比不同类别的声音之间的变异，在类型上更为正常。在研究中运用的是目前全球词汇统计数据库项目(GLD)所接受的类别，共计11类辅音和元音。采用这种简化的转抄系统，可对任何实际的词形或者所包括的词素进行编码。遵循以上方法，所比较语言具有相同简化转抄的两种形式，比简化转抄不同的形式，有更好的机会表现为同源词[5]。
对苏美尔语和胡里安-乌拉尔图语的110项词汇进行比较，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找到65个对应词汇。在这65对词汇中有5或6例，其苏美尔语的辅音类别结构在语音上与其胡里安语的对应者是相容的。苏美尔语和胡里安语有几个斯瓦迪什项在语音上非常相似，但在词汇表的其它部分并没有同样程度的词法匹配，在语法方面也没有显著的相似性。对这一研究结果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解释和分析，指出两种语言间不太可能存在遗传关系[5]。
2、苏美尔-汉-高加索语假说。关于苏美尔语和各种欧亚语言之间的遗传关系，大量假说已被提出且还将会提出。其中的两种值得特别关注，I.Diakonoff的苏美尔-蒙达(Munda)语比较和J.Bengtson的苏美尔-汉-高加索语系比较[5]。以目前的状况，汉-高加索大语系理论已经由谢·斯塔罗斯金(S.Starostin)部分证实。根据莫斯科学派的观点，汉-高加索(或得内-高加索)大语系有三个主要分支：北高加索-巴斯克，叶尼塞-布鲁沙斯基(Burushaski)，汉-藏-纳-德内[5]。
Bengtson假说认为苏美尔语可能是汉-高加索大语系的一个单独的成员。除了某些类型上的相似性以外，Bengtson对基本词汇表中的41个苏美尔词汇(大部分属于斯瓦迪什词汇表)给出了不同种类的汉-高加索同源词。从Bengtson给出词源的苏美尔语词汇中，选择出满足与汉-高加索大语系相关联条件的4个词。其中至少两个词在词源上是相当令人信服的，因为它们是常见的汉-高加索词根，另外两个则不太令人信服。因此不得不得出结论，有关苏美尔-汉-高加索语假说的已有词汇统计证据，不比苏美尔-蒙达语相关联的说法更为有力[5]。
3、苏美尔语和蒙达语比较。蒙达语系包括大约20种语言，目前在印度的中东部和孟加拉国流行。蒙达和孟-高棉是南亚语系的两个分支。Diakonoff认为苏美尔语和蒙达语可能具有相当近的亲属关系，并给出了史前时期苏美尔人从印度迁出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情景[5]。使用与前述相同的辅音类别方法，Diakonoff给出了34个苏美尔-蒙达语CVC-根词源和若干语法类似点。Diakonoff理论的主要问题是通常局限于在北蒙达语支中形成一个语群的两种蒙达语：桑塔利语(Santali)和蒙达里语(Mundari)[5]。
对Diakonoff的数据进行词汇统计试验，即找出具有斯瓦迪什意义的苏美尔词根，与可由原始蒙达语重构的对应斯瓦迪什项相比较。由初步词汇统计试验得到的结果很不理想，Diakonoff的数据未能给出足够数量的苏美尔和蒙达基本词汇之间的匹配。但这并不意味着Diakonoff的苏美尔-蒙达语假说不能成立，而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5]。
六、苏美尔语是作格语言大家族的残存
美国密歇根大学Piotr Michalowski教授，研究了苏美尔语发生和演变的社会语言学情境以及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社会中语言转移(language shift)可能产生的社会语言学影响，强调要从发展变化角度了解苏美尔语[6]。
区域语言学将地球上人类居住的地方分为扩散区(spread zone)和遗留区(residual zone)，而古代的近东地区属于扩散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曾经受到多次闪米特人扩散的影响。在闪米特人扩散结束之后，苏美尔人在一个角落生存下来。根据比较研究，苏美尔语更可能代表一个大语言统一体(continuum)的残存部分(resudual)，如果不是在遗传上则是在地域上，该语言统一体在闪米特人扩散之前曾经占据西亚的大部分。可以设想苏美尔和哈梯语(Hattic)占据了历史的一处位置，类似于欧洲的巴斯克和伊特拉斯坎语(Etruscan)。和周围的语言不同，苏美尔语具有作格论元(ergative argument)标志，而作格性在地域上是稳定的，作格语言倾向于聚集在一起[6]。
Johanna Nichols提出以下观点。闪米特人的扩散似乎在大陆内部打入了一个直接宾格的楔子，否则的话那里主要流行作格语言，因为周围一带都是作格语言，逆时针从西向东有：巴斯克，三个高加索语族，埃兰，苏美尔，古代近东的胡里安和乌拉尔图语，南方的布鲁沙斯基和藏缅语，东北的楚科奇-堪察加和爱斯基摩语，北方的愒语(Ket)。只有东南方向是直接宾格语言：汉语、朝鲜语、日本语、阿伊努语、尼夫赫(吉利亚克)语[6]。
上述观点虽然存在争议，但这种模式的分布却给我们启示。从而设想苏美尔人并不是陆地或海上的入侵者，于第5或第4千年期到美索不达米亚定居。几个不相关联的数据集支持这样的观点，从很早时期开始，苏美尔语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口头语言，如果不是主要语言的话。人类占据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冲积层相对较晚，使得那里不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语言发展历史。至今没有证据表明那里有其它的早期语言，苏美尔语肯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乌鲁克Ⅲ时期的泥版上[6]。
由于只能从书面获知苏美尔语，要想将书面语言的特点与其它特点分离开来是极其困难的。所想像的语言发展历史，可以看作是书写规则的演变。而白话语言的分化，一定会多于从书写中检测到的，因为在很长的时间跨度中，文本语言没有足够多的改变。而在美索不达米亚早王朝Ⅲ时代(约公元前2600年)之后，能够看到的很多语言变化肯定与书写规则相关[6]。
“苏美尔语”像其它语言学标识符号一样，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多种变化的一种表征。书写语言和伴随它的发音规则，带来了相似的变化。根据上述模型，读写规则被周期性地重新改造，如果我们接受这一模型，就必须接受其逻辑结果，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发现一个理想的苏美尔语音体系，仅列举语法的一个成分。
摘要：关于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主要的争论存在于多区域性模型和单源模型即源于非洲之间。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我们也赞成非洲起源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选择了来自世界上22个不同地区的1000多名男性,对他们的Y染色体进行分析,并排出基因变异的图谱,同时也对来自母系的遗传物质进行了排序。结果发现,不同人种有一位共同的非洲女性始祖,生活在14.3万年前,而人类的男性始祖则生活在5.9万年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则选取了53名来自不同地区、种族、文化的实验者,对他们的全部线粒体DNA进行研究比较,从中发现:约12至22万年前,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人群是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大约在2至8万年前,大批人走出非洲迁徙到世界其他地区,取代了这些地区原有的人类。
根据基因研究,东亚地区南方人群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而北方人群则相对较少,在Y染色体单倍型上仅拥有南方人群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推测,现代人在东亚的最早迁徙是由南向北。我们的非洲祖先到达东亚的时间可能是6万年前。他们首先居住在东南亚一带,而后逐渐向北迁徙,跨过长江、黄河,北及西伯利亚。语言学家把南亚语、澳台语(包括南岛语、卡岱语)、苗瑶语归入南方大语系(Austric),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中亚居民在东亚北部某些居民在遗传学上的类似性,说明中亚地区的资料在研究东亚民族(包括南方与北方)的起源问题上具有极端重要性,这在今后应引起充分注意和重视。
在汉藏语系的起源和分类研究方面,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总的来说,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言上有所反映。中国新疆等地区从远古到中世纪早期的人种状况是欧罗巴型人种占优势。古代印欧语系语言,主要是吐火罗语,稍后还有印度—伊朗语族诸语,与主要是蒙古利亚人种类型诸族所说的汉藏系语言也有联系。至于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系诸语之间,也不能排除在发生学上存在着一定亲缘关系的可能性。此外,俄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汉-高加索语系”的概念,把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包括在内。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有关。美国学者最近更将巴斯克语、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苏美尔语(Sumerian)等语言的材料加入进去,从而为汉语具有更远古的语源关系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线索。这个与中国境内语言的系属分类有关的Dene—高加索大语系的推测,已经得到美国语言学家如葛林堡(J.Greenberg)的赞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因此,对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应该从史前的全球语言联系特别是欧亚大陆的语言接触的角度重新审视。通过基因分析,结合群体遗传学调查和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将逐步弄清欧亚大陆说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语言的族群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这方面的探索还刚刚起步,但前景广阔,我们期望在新世纪里获得长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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