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军事威慑与核威慑不同，它不是以核力量作为威慑的手段，而是以常规军事力量作为威慑的手段。由于军事核力量的使用会受到极大限制，因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在提高核威慑能力的同时，非常注重常规军事威慑力量的建设。美国为确保常规威慑力量强健有效，启动了“第三次抵消战略”。俄罗斯认为常规威慑力量“能起到核武器所无法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强部署“战略性非核威慑力量”。英、法等国根据各自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强化了常规力量建设的力度。
常规军事威慑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斗争样式，来源于人类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其较之核威慑而言，历史要久远得多，也更具有普遍性。新时代，我们要跟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步伐，适应维护我国安全和发展的新要求，必须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提高常规威慑能力，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为国家和平发展营造有利战略态势。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强盛鼎立，以兼并和争霸为目的的战争此伏彼起。孙子提出，要严肃慎重地对待战争，同时悉心探求不受损失就能取胜的用兵之道，提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其目的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去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以减轻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损伤。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核心的威慑思想，开谋略斗争和政治瓦解敌军之先河，为历史上许多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所借鉴和重视。
在欧洲，通过常规威慑遏制战争的事例也很多。原西德总理施密特在《西方的战略》一书中提出：“威慑这一原则根本不是20世纪的发明，希腊人和罗马人早已懂得，用灾难超过可能达到的好处的恐吓，使潜在的进攻者慑服。”英国在1869年通过使用威慑手段，迫使拿破仑放弃在比利时的“铁路计划”，有效阻止了法国对比利时的干预；在1878年向俄国实施战略威慑，迫使俄国在俄土战争中作出让步，从而提前结束了俄土战争。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运用威慑手段，阻止了奥地利倒向法国、介入战争，避免了战争规模的扩大升级。
追溯历史可以看到，常规军事威慑是伴随人类的军事斗争而产生的，有斗争就有威慑，有战争就有威慑。常规军事威慑是在阶级、国家和民族之间显示力量，用于达成某种目的的一种斗争形式，也是解决国家、民族和阶级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战争而获得的胜利，并不是理想的结果，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完胜。
核武器出现后，“威慑”概念具有了新的特殊的意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各种威慑理论或“威慑战略”，主要是对核威慑的概括和总结，对常规威慑问题则很少涉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苏等核大国开始反思核力量与常规军事力量的不同作用，对核威慑条件下常规军事力量的威慑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从总体上看，立足于常规军事力量威慑来思考现代战争，还是到70年代末期才开始的。
苏联自20世纪70年代后，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军事力量，准备打各种类型的战争，特别是核威慑条件下的常规战争。80年代后，面对美国及北约集团的种种挑战，苏联力图从质量上进一步提高战略核力量，同时，继续扩大常规军事力量优势，以争夺战略主动权。苏军的整个武器装备系统也不断向非核化、电子化和隐形化方向发展。陆军进一步提高了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空军侧重加强了远程奔袭和战略空袭能力；防空军发展远、中、近程和高、中、低空配套的多层防空体系；海军则继续向大型化、导弹化和核动力化方向发展。
面对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在常规力量方面的数量优势，美国和北约普遍认为，应当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把改进常规防御视为北约的当务之急。1983年4月，美国艺术科学院撰写《加强欧洲常规威慑——为80年代提出的建议》的研究报告，主张加强北约的常规力量，减少对较早使用核武器的信赖，提出北约必须发展更强大、更有效的常规能力。1985年5月，北约国防部长会议通过了一整套“常规防御倡议”（即CDI计划），提出：一是确立使战术和战略核武器的价值大为降低、不依靠核武器的防御态势；二是制定不依赖现有兵器技术，而立足于新技术的军事战略；三是提出了由西方盟国共同利用新技术研制新的武器系统。CDI计划的实质就在于维持一支可靠而有效的常规威慑力量，与苏联及华约的军事力量相抗衡。特别是针对北约常规力量的弱点，发挥西方世界技术方面的优势，扬长避短，选择那些对加强常规防御能力起杠杆作用的新技术和新武器系统，并给予优先发展，以提高常规威慑能力。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政治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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