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游戏
——有感于陈文骥新作
田恺
从事绘画,对于陈文骥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似乎带有某种宿命的色彩。他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工人,家里全无美术的背景和环境。孩提时代的他身材瘦小,一直被同龄的大个孩子们排斥,所有的游戏他都被排除在外。就如同残酷的人生命题:纵然你自命不凡,生活光鲜,但总有一个圈子是不带你玩的。于是少年陈文骥与一个残疾孩子成为朋友,他们自己摸索、琢磨大孩子们的游戏,在两个人的小圈子里也玩得不亦乐乎。残疾孩子喜欢画画,这个爱好深刻影响了陈文骥,他们时常相伴,用粉笔在地上肆意涂鸦,创作自己心目中的古代武士,神话人物,汽车,楼房,长江大桥。这个过程里,不需要和别人正面交流。他今天回忆幼年的经历时说:“最早家里人对我画画不理解,但作为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游戏打发时间,我的游戏就是这种方式。所以我的命运,我的性格,和我的这种体质都有直接的联系。后来我走上绘画的道路,也和这个有关。”
绘画作为幼年的逃避现实的手段,然而在成年以后,成长为一位画家时,就会面临另外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也有很多喜欢折腾事的“大孩子”。1978年,陈文骥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留校任教,紧随而至的是轰轰烈烈的“八五美术新潮”。一时间各种“运动”、“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美术出版,名著翻译推波助澜,美术界大有将西方几百年的艺术发展浓缩于十年的劲头。而陈文骥在美院经历了版画系求学、连环画系、壁画系任教的过程。其间的安排都是他无奈中被动接受的,只有油画创作是他主动的选择,但是陈文骥并没有过多强调油画的特性。从他早期的油画创作来看,与其说他选择了“油画”,不如说他选择了一种疏离的、间接的描述方式。这个时期的《蓝色的天空,灰色的环境》、《粉红色的纸》等作品看似带有超现实主义的特点,但画面更冷峻和平面化,没有人像、故事,重在物态,而不是时态,传递的情绪平静,没有一丝温度和波澜。这种绘画虽然深刻符合陈文骥的天性,却不是他想要的。他极力想让自己的油画更“正宗”一点。这个时候,即他在1990年旅居西班牙期间,发现了安东尼奥•洛佩斯•加西亚(Antonio Lopez Garcia),立刻被其吸引。在谈到洛佩斯对他的影响时,陈文骥这样说:“我那时对正统的、贵族化的油画方式是很羡慕的,认为那种方式能表达一种细腻、深入的感觉。看到洛佩斯,感觉对了我的路子,可以达到一种很细腻、很自闭、很忧郁的状态,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醉心于此,但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了一个阶段之后感到过于自闭,有一种特别自我折磨的感觉,弄得自己精神状态很烦,很焦虑。”从1990年到1996年,洛佩斯几乎把陈文骥带到了一个死胡同。这段时期里,陈文骥大量地描绘角落里的静物,纸箱、纸杯、灯管、瓶子等等,还有那幅重要作品《红色的领巾》。红领巾并不具有红旗一角的涵义,而是作为一个道具软塌塌耷拉在破旧的藤椅上。画面色调冷峻沉郁,大片的灰色中领巾的红色令人惊惧。在1993年的中国油画大展中,这幅画因为某种折衷的倾向得到银奖,但是陈文骥并没有享受这种创作。因为那个时期,中国当代艺术正激越地变化着,很多艺术家的创作面貌日渐成熟清晰,所谓“当代性”的表达正在日趋成为一种价值。在中国美术馆大厅里,《红色的领巾》略显另类,在从创作的精神和意识上看,陈文骥好像是一个不合群的人被某个热闹的局面挤到了角落里。“我那时的创作方式特别自虐,想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里,内心很痛苦。本来想让自己彻底安静下来,但是最后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反而让自己心态特别焦虑。这可能跟周围环境有关,跟我本人内心的愿望也相冲突。其实我对外界是相当关注的,但是我又不是特别愿意直接地介入其中。当我想让自己在完全独立封闭的境界里去完成自我的时候,同时看到周围的喧嚣、热闹的现实,由此产生了矛盾感。”
1995年后陈文骥将工作中心移至燕郊的画室,他的创作也随之有了改观。1997年后,他逐渐脱离了洛佩斯画风的影响。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在开阔的燕郊风景的感染下,他画出了一批具有抒情成分的风景作品。如夕阳照耀下的高速公路护栏、烟囱、水塔等等。画面的物体形态简练单纯,符号化特征明显。表现对象的简化和纯化,为画面肌理的探索提供了空间和线索。光照下,物体明暗的变化一方面是重要的造型语言,同时结合肌理效果也成为观赏趣味的核心。
2006年以后,陈文骥对简单的形体进一步提炼,画面不再有任何可辨认的物体,而只是一些非常概念的形。圆、圆锥、椭圆、三角,然而这绝非极简主义或者视错觉绘画里的形。陈文骥完全是在用写实的手法,严谨而详尽地描绘立体形态里的每一个细节。这些立体简约的形我们可以理解为来自于烟囱和水塔,而这也是画家发现的另一个自由广阔的天地。它介于抽象和写实之间,也介于平面和立体之间。在最新的作品中,陈文骥痴迷于表现形体两个面转折之间的边缘。根据绘画里透视的基本原理,两个面之间的转折,或者一个球形切面形成的圆弧,其实并不是一条线,一个锥形的尖部,也不是一个点,而是由无数个面组成的。陈文骥那么醉心于表现这个边缘地带一切细微的明暗变化,几乎可以让我们相信他在试图完成那无数个面。或许,有人认为这些形体等同于计算机三维图形,但是,画面上的肌理表达和手工感觉是如此感人至深,质朴的技法,耐心的描摹甚至带来禅学意味。或许,这些画布上的形也让人联想到安尼西•卡普尔(Anish Kapoor)的雕塑,立体的卡普尔雕塑用光滑的或凹或凸的表面,将对环境的反映最大化或者最小化,最近或者最远,给人带来强大的心理和生理反应,直接而强烈。而这种感受,恰恰是他的雕塑消除了边缘带来的结果。影像的连续性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场。陈文骥的绘画则深刻挖掘了平面的价值,他在平面上制造这种立体的效果,温和地帮助观者感受。当观者的目光游走于那些边缘的时候,可以认为那是具体的,也可以认为是不确定的空间和形。在表达方式上,陈文骥非常内敛、不事张扬,将矛盾挤压到若有若无的一线之间。这仍然是一种回避冲突式的,不具侵略性的姿态。
“我现在的本性跟小时候很接近。小时候因为被大孩子排斥,行为比较独立,后来上大学后二、三十岁时,为了融入社会,我和社会主动交流的愿望比较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到了五十岁以后,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儿童时期,而且好像有意识地要强调这种早期经历留下的合理性,人老了,就会觉得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到,抗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基础上,找个合理的方向,让有限的东西能发挥最极致的程度。我还是带一种回避的方式,不是积极的。但即使如此,一个人也永远不应该被摧毁,他应该有很强的柔韧性。他的空间在于怎么营造。因为这个空间就掌握在他的智慧和心灵上,如果他给的智慧充分一点,心灵开阔一点,他的天地就更开阔。人其实是有这种弹性的。”这段描述其实是解读陈文骥新作的钥匙,似乎有些宿命论的观点实则潜藏着一丝倔强。从2006年起,他就为作品取了诸如“一切”、“三回”、“完全”等看似简单,实则寓意深刻,来历不凡的名字。它们也代表了陈文骥对人生的感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投入创作以来,甚至可以说,从幼年至现在,一直在退却和逃避的陈文骥,在城市的边缘,在简单图形的边缘找到了自己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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