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晋商:《中国商人谋略坊》之五

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清晨，乔家上上下下忙碌异常，洒扫庭堂，铺设红毯，众人都听从着在中堂乔致庸之侄、曾任直隶新城县五品知县的乔超五的指挥号令。明眼人一看便知，一定又是哪位朝廷官员要造访乔家，要不怎会由熟悉朝廷礼仪的饱学之士乔超五来安排应酬事宜？时至晌午，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来到乔家堡，乔家人老远就纷纷跪倒行礼，待轿子抬到乔家大门口，近侍掀帘，下来一位身着便衣行装，但气宇轩昂的男子，待人介绍亮财主乔致庸时，来人不等乔致庸行礼开口，便握住乔致庸的手说：“亮大哥，久仰了！”一个“亮大哥”叫得乔致庸瞠目结舌，半晌才说：“不敢不敢！左大人这样称呼，折煞小民了。”原来，来人竟是身份显赫的清廷重臣左宗棠。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兼新疆督办时，便与乔家的票号结成了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均由乔家的票号存取汇兑。当时，左宗棠平定西北，又设防俄国，耗费巨大。此时大清财政已捉襟见肘，常常供不应求，而军情似火又不可等待，所以他常从乔家的票号借支透支。清光绪年间，乔家开设的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地，资本雄厚，买卖兴隆，信誉卓著，不仅吸引了大批普通商人，而且吸引了各官府。由于山西商人率先开办票号，经营汇兑业务，原先上交税银和下拨军费银、赈灾银等，都由实物解送变为汇票，纳入了山西人的票号业务银。这样，官府图个方便，票号图个汇水，官吏也可得些好处，互惠互利，久而久之，各地官府与山西票号便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西北安定下来后，清廷调左宗棠回京任军机大臣。祁县位于川陕通往京城的官道上，乔家堡离官道也就是15里地，所以左宗棠以朋友身份绕道来乔家堡拜访乔东家。一是感谢乔家对他经略西北的支持，二是将来还有求于乔家票号。
    此时，乔家刚修完院子，正要在大门前做个百寿图，便请左宗棠赐一副对子，给百寿图画龙点睛。左宗棠高高兴兴即兴挥毫：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为：履和。
    这副对联至今保存在乔家大院大门前的百寿图上，让人想起乔家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赫赫威势。
    到过乔家大院的人，还会发现大门上有一副锃亮的铜板对联：
    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笔调朴实温和，遣词大雅吉祥，文章含蓄深远。相传，这副铜板门联为大清总理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赠。
    乔家自从创办票号以来，得到了结交官府的许多好处。大德通票号还与曾任山西、四川巡抚的赵尔丰、九门提督马玉琨、山西巡抚岑春煊、丁宝铨等有密切往来。两湖总督端方曾在大德恒财东祁县乔家居住。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丰关系甚密，赵尔丰调遣到哪里，高就随往到哪里。事实上，山西票号为了发展业务，大都与所在省份的督抚交结甚厚。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官，出入衙门，借势借财，措置裕如。为了保持这种固定关系，总号调任分号经理很注意与官吏的调任相协调，分管经理也很注意与所在地官吏的私人情谊。
    合盛元票号汉口经理史锦刚是两湖总督瑞澂的干儿子，总督府差役称史为“三少”，不敢直呼其名。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百川通广州分庄经理邢象宾是张府常客。袁世凯为了巴结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在票号账房得以拜见李鸿章。协成乾驻广州分号经理无一任不与粤海关监督为磕头之交，其北京分号经理与户部尚书往来甚密，所以能长期把持广东粤海关税款存储向京师国库汇解业务。山西票号正是从与官府的勾结中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晋商在交结政府官吏方面除了靠钱直接与官吏交易之外，还有两种颇有独到之处的手法，一种是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直到走马上任。对于有希望科中之省试和入都应试者，其沿途川资，可由山西票号汇兑，川资不足，可由票号借款。对于有衔无职的官员，如果有相当希望、靠得住的人，票号也予以垫款，代他运动官职。既放外官，而无旅费赴任者，票号也可先行垫支。
    检阅山西票商的书信，这样的交易内容随处可见。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致京都分号信称：
    “又复开去王家言老爷三代单一纸，恐前信迟延，耽误伊功名大事。”“今封去黄国校、朱锦文二位捐从九品职三代各一纸，查收递捐”。“今封去周学浩兄，由俊秀捐从九职，黄伟、司霭云二位由俊秀捐监生履历各一纸，查收递捐”。蔚泰厚京都分号复苏州分号信称：“所有李北春兄等之功名，均已递捐，伊用过咱平足银一百四十七两零七分，黄伟、司霭云二位各用银一百四十五两零八分，周学浩、郑锡周二位各用银一百一十八两四钱”。
    票号替上述索取功名或官职之人垫付活动银两，乃是一种放长钱吊大鱼办法。俗话说，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何况这样的长远投资，谁能不为之效命？以后这些人一旦得志，对于票号所经营业务予以便利与关照是铁板钉钉的事。
    还有一种是代办捐纳和印结。咸丰时，清政府为筹措经费，大开捐纳，按虚实官衔等级定价，输银加封。“文官可至道台，武职可待为游击，京堂二品，鬻实官并卖虚衔，加花翎而宽封典。票庄乘机居间揽办，得利优于其他汇款”。已捐虚衔者，为了取得实职，还要靠票号为其打听消息，如某地官位有缺，如何运动，打通关节。已放实官者，为了取得高一级的职务，亦请票号帮忙。就以当时清廷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一职为例，官场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有名的肥缺，其肥硕的程度到了就是皇亲国戚要想谋得这一职位也得花20万两银子以上的活动费用。那时库伦办事大臣一职为何能够卖得这样高的价码？就因为它肥在了恰克图关贸，恰克图事务归库伦办事大臣管辖。而这样高的价码，没有票号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
    票号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能够办通捐纳。票号平时自亲兵至郎中，分别等级行贿，逢年过节必赠款送礼，腊月二十到除夕，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拉包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赠送。对王公大臣，均在“相公”处殷勤接待。所谓相公地方，乃是布置精致、雅静，招待周到之处。因为王公大臣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所，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所以就有了“相公”地方。当由票号打通关节取得实职后，这些人自然感激票号，于是个人存款，贿赂横财尽存票号，公款业务也照顾票号。票号对这些人的存款代守秘密，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均予保护，或转汇原籍支取。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得到高官厚禄，票号则在官僚的庇护下得到存款汇兑公私款项便利，扩大营运资本，并得到了官僚的政治保护。
    这两种手法，对山西商人来说可谓是一石二鸟，既承做了买官鬻爵的业务，又做了囤积奇货达到利用官吏目的的生意。

协同庆是平遥县十大票号之一。总号掌柜刘雪斋派张治达到北京协理协同庆北京分庄的一切事宜。张治达在京善于酬酢，结识满汉大员很多。放长线，钓大鱼，居奇货是他的拿手绝活。一次见有旗人穆氏面有忧色，从二人闲谈中得知穆要活动福建省将军一职，短缺活动银六万两，张满口答应穆氏由协同庆借支。穆氏非常高兴。时间不长，穆氏果然被任命为福建将军。穆到任后即向当地官员宣称：“平遥协同庆资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后公私款项尽存该号”。穆又提出要拨50万银两交张治达，请他独立办票号。张氏不愿背离协同庆，便劝穆氏把50万两白银浮存协同庆。穆氏依言，全部存入协同庆。协同庆在穆氏身上完全收到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
    张之洞，晚清重臣，学界巨擘，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个代表，他能做到封疆大吏，相传也曾成为协同庆票号下注的奇货。
    张之洞因母丧守制三年后，进京朝见皇帝，想谋取更高职位，但必须送礼打通军机大臣和掌握实权的宦官等关节才行。张为了借打点钱，到京后的第二天，便坐轿拜访日升昌票号。寒暄后即开口借银十万两。日升昌掌柜想：不借给吧，张是官场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万一他日后真谋得大官，岂不是赶走了财神爷？借给吧，如果他谋不得大官，如何还得起这笔钱？因此说话吞吞吐吐，没爽利答复。张看到这种情况便告辞而去。日升昌邻近还有几家票号，张为了颜面，没有进去，却绕到另一个胡同，到了协同庆票号。
    协同庆掌柜很机灵，张拜访日升昌时，已暗中派人探听消息，得知日升昌没有借给张，即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张之洞来到协同庆，这位掌柜亲自出迎，十分恭敬，满口应许，并说：“10万两银子算什么，但大人不会一下都用，最好立一取银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掌柜这样说，有自己的打算，因他宫廷有耳目，如果张花上三五万，皇帝确有委派的心愿，那么比十万再多也借给；如果花上三五万，宫里没有什么好消息，或者皇帝流露不愿重用的意思，那就不再继续借与张了。张闻言，很满意，立了一个取银折子走了。银子还没有借到三万两，张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了。消息传出后，各票号都到张的任所贺喜。协同庆掌柜抢先赶到，似开玩笑地说：“当日大人到京时，日升昌看大人连十万银子都不值，小看大人甚。而小号则由大人随便取用。那时是大人用小号之处，现在大人高升了，小号可要沾大人的光了。”张之洞不谈报答，反问：“你们两广有庄没有？”协同庆掌柜答道：“没有”。张即嘱咐道：“你们派两人随我到广东，今后两广的财粮国税，完全由你一家经手解交。”这时，各票号贺喜的都到了，张均挡驾不见。据说，协同庆就因结交了张之洞，三四年间就赚到了百十万两银子。

 没有票号的帮助，官吏的许多欲为之事是难以成功的。他们要想升官发财、存储脏款，必须有票号予以运筹。同治年间，左宗棠降收了董福祥，任以新疆陕甘总兵，后升提督，军饷调拨频繁需要有人经办，遂通过朋友与蔚丰厚票号商议，由蔚丰厚派人在迪化设立分号，经汇存董福祥军队军饷，蔚丰厚票号积利甚多，董福祥私蓄亦达十几万两。安徽芜湖道童某卸任返乡时，将在任所搜刮的脏款十万两，交蔚丰厚票号汇回原籍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取完，不计利息。
    有名的光绪八年（1882）“户部云南贪污案”，也是由票号参与进行的。在捐职监生、天顺祥票号经理王敬臣和捐职布政使理问、平遥乾盛亨票号经理阎时灿的积极帮助下，云南省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通过办理云南报销，由昆明汇京白银185000两，以八万两贿赂户部、工部官吏16人，打通关节，崔、潘二人除在京购买奇珍异宝及挥霍浪费之外，还有部分银两又汇回原籍藏入私囊。
    清代官吏将贪污受贿所得赃款存储票号，各地皆然。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蔚丰厚、协同庆票号成都分号收存了四川官员徐春荣、钱玉兴纳贿之款。徐、钱二人由于有人上奏而遭到查处。经调查二票号底簿及票号管事人，徐春荣自1890～1893年，先后存过银一万两，汇过上海及转浙江银共47000余两。钱玉兴先后存过银11000两，汇过安庆等处银7300余两。1916年蔚丰厚票号改组蔚丰商业银行时，袁世凯就以其弟袁世辅的名义在该银行投资入股100万两白银。但袁及各官吏在表面上和公开场合，却把自己打扮成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清官”。袁世凯还借此“整”了一伙“贪官”。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北京。当时帑藏一空如洗，西太后饬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筹款维持。袁世凯欲使所属各官僚捐献巨资，于是在署设盛宴邀饮各官员。席间说出意图，不想这些官员闻听争相诉苦，说所得俸金不敷需用，一个个婉言谢绝。袁世凯大为不快，他考虑半天，想出一计。
    一天，袁世凯派一得力精明之人找天津蔚长厚票号掌柜甲某，声称现有大宗公款要存储。掌柜询以需息金多少，来人说三分。掌柜说：“敝号存款，利息最多不过八厘，若要三分，实在不敢负担。”来人又说：“这是官款，不可以他项论。”掌柜说：“敝号惯与官场往来，……”接着举出某藩司30万，某阜司20万，某道员、某总办、某统领各有所储，先后不下百余万，其息率皆五厘六厘暨七八厘不等，无有出一分以外者。来人说：“我不相信。”掌柜说：“如疑吾言有伪，取簿呈核如何？”来人点头，甲某即取来账簿正欲展阅，忽闻报告有客谒见。此人乘机对掌柜说：“我把此簿册带回让袁总督检阅后，他便相信你所言非虚，我也好交差。”
    数日后，掌柜派人入署取簿，得到的回答是：“总督尚未过目，隔日再来。”这样往返数次，还没取上，其时已届新年正月上旬。清朝惯例，每届年初，印委各官，必赴督辕贺喜。一日，袁见账簿上列名者已齐于署，于是同时传见，并留他们饮宴，席间又提及筹款事宜，这些官员还是诉说窘状，以实在拿不出钱相应。袁世凯当即变脸说：“我已知诸等各有巨资储蓄晋商蔚长厚票号，为什么还要哭穷呢？”袁世凯遂即从袖中取出簿册示以众人。这些官员哪敢承认。袁世凯说：“我想你们决不会有这样的造孽钱，定是奸商假托公等名义。”于是马上打电话召票号掌柜到署，厉声叱道：“刚才我已遍询各大人，都说并无巨款存你号之中，你为什么要假用其名呢？这种事情必须严厉惩处。”掌柜俯首无言可答。袁又说，既为人假冒，此款理应入官。于是不容置辩，派员随掌柜去，按账簿所载存款人存储数额，尽数提取，共约105万两。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圈套，但这些官员只好哑巴吃黄连。
    当然这只是个特例。一般来说，票号对于官吏个人的私款，受贿的横财是严守秘密的，账簿根本不示于人，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绝不实告，或转汇原籍支取。至于任上的公款，按清朝定例，在京则存户部，在省则存藩库。但官吏多将其公款存蓄票号，好做私下的人情。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既获得了高官厚禄，又有了藏富的保险柜；而票号则不仅取得了大量公私款项的存放，扩大了其营运资本，且取得了官僚的政治保护。二者互为利用，朋比为奸。

晋商一向以诚信著称，然而票号与官府关系陷之太深，因此亦有因“福”得祸之时。官吏贪赃被揭发，则票号随之一损俱损。在山西票号史上还发生过一起私分官家赈款的丑事。
    1877年（清光绪三年），山西大旱。五年，两湖办理晋省赈灾捐款，由三晋源票号汇至太原巨兴源票号白银一万两。当时各省捐款统由清源局专差，故先将汇票寄到藩司葆亭手中，等到期再转交票号，持汇票赴库缴款。葆亭令其门丁杨清如将汇票交巨兴源票号伙友车跃笼带回，巨兴源就将款暂存号内，观望时局，待催问即还司库，不问则聊作号内资金周转。然而不久，葆亭被罢了官职，相关人员也多更换。巨兴源认为无从查考，掌柜王鉴即起隐昧之意，遂与执事贾世源、伙友车跃笼商议，三人便将此款私分了。不想后来山西巡抚张之洞派员清理库款，发现来文与库簿不符，短收第27批银一万两。当即严饬司道局员调齐档案，详细查考，并提经手此批汇兑之巨兴源票号执事贾世源、车跃笼（此时王鉴已病故）一并发交太原府，下令该司道督一起查究。堂上对证，人证物证俱在，贾、车供认不讳，情愿全数缴回。因退款及时，认罪态度较好，从轻处罚：贾世源除革去从九品职衔外，与车跃笼各杖一百、徒三年，此案即算了结。
    但没想到这时监察御史章耀廷提出了异议。他上了一本奏章，说：“往年晋省奇荒，赤地千里，朝廷施仁发帑，各直省官绅无不力筹援解；下至黎民百姓，也省吃俭用，凑合成资，源源接济。但是灾区较广，还是饿死了很多人，至今元气未复。设想一下，如果拿出这万金之数，该又能救活多少人命呢？巨兴源票号平时操奇居赢，利权在握，起居服用，贵似王公，当此家乡灾荒，不仅没有发慈悲之心解救桑梓危难，而且竟敢贪污分赃邻省协济赈款，至一万两之多。这样的罪行不是判三年徒刑可以了结的，现在山东诸省又发生了大水灾，哀鸿遍野，其灾情比往年山西更严重。若非将此案严加惩办，会有很多人效尤，老百姓的死活谁还在乎呢？因此应当严惩。”
    这位章御史还在奏章中出了个主意说：“此辈市井居心，视银钱为性命，以其人之道治之，才能使其悚畏。拟请旨饬下该抚，严提巨兴源票号，正身免其杖徒，着照前所隐匿之数，勒限十倍罚锾，即以拨充山东赈款，俟如数缴清，方准省释。”清廷采纳了章耀廷的奏章，贾、车等人一万两未得，倒赔了十万两，从此该号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给清政府带来了财政的极度困难，却给票号带来了业务的畸形繁荣。山西票号积极通过资金融通，解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自身在社会上的地位由红发紫，利润也高得惊人。以大德通票号为例，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而1900年则为4024两，扩大4.7倍，到1908年每股分红1700两，是甲午战争前的20倍。
    通过支持清政府的财政获得高额利润是晋商的拿手好戏。早在清初，山西商人就开始以捐输的名义换取政府的支持。清政府捐输的名堂很多，数量也很大，因为山西商人富名在外，所以山西是全国捐输最多的一个省。如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伊犁屯田，山西盐商等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110万两；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后藏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100万两；1800年（清嘉庆五年）山西捐输银一百四五十万两。《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山西人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捐输之首。1864年（清同治三年），又因新疆用兵，筹饷银，解运难，山陕商人又在新疆地方兑充大量军饷。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
    给政府垫借款是晋商缓解当局财政困难的又一方面。大体上从同治开始，各省及税关应解京协饷，往往因款项不备，常由山西票号借支垫汇。如粤海关1864年、1865年（清同治三年、四年）上解京饷不备，在这两年中，分别由山西票号垫借总额的18%和27%。1866年，广东省财政拮据，由山西票号借垫汇解京饷15万两，占该省应汇解京饷的21%。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清户部因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
    庚子事变，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出北京，在外逃期间，开支费用一时无有着落，相当困难，又由山西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帮助清廷渡过了难关。在此期间，慈禧太后住大德通票号，随驾大臣董福祥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其他人员亦都由票号安置下榻。同时，光绪皇帝传旨，令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
    1901年9月，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战争赔款白银45000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腾挪出一部分款项外，其余则全部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上海集中，以便交付西方列强。庞大的赔款汇解、垫借汇兑，为票号增加了新的业务。同时也把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更加密切的阶段。
    票号在办理如此庞大的公款汇兑中，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利用收汇交汇的时差，占有大量存款和在途款项。据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度支部在京各金融机构存款看，仅存大德通、大德恒、义善源、存义公几家票号的款项即达2064596两，占度支部在外存款的30%，而存入国家银行——大清银行的为61%，外国银行8%。票号并且吸收生息银两，仅商部在上海合盛元票号就有53万余两。由于票号有如此巨大的存款，不仅可以承办巨额汇兑和垫汇，同时又对政府放款。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究竟在票号借款若干，无法稽考。但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1911年10月，度支部大臣绍英向内阁大臣袁世凯请示，准备向京师各山西票庄再借银500万两时，山西各票号都担心“前欠各号之款已逾七百余万，归还尚无着落”，而不敢应允。1914年阴历九月初一，日升昌京都分号代理经理侯垣携伙友及账簿逃回山西，随之其他地方分号的人员亦闻风惶恐接踵逃避。甚至并无亏本、尚有盈余的上海分号和杭州分号也关闭停业。晚清王朝危局之中如日中天的山西票号，就这样一夜之间如大厦倾倒，一发不可收拾。
    《大公报》曾载文分析其倒闭原因说：其一，日升昌营业的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其二，日升昌的款项，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万两亏至35两及五六十两。亏耗之数令人惊异。其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500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根本不用说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始终未停利，这又是一项大的亏耗。以上三项，是为远因。所以关闭如此迅速的原因，还有种种近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广西的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
    事实上，无论近因远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为鱼水关系，水涸鱼岂能存？晋商因之而盛，亦因之而衰。
    晋商同清政府的关系密切在清廷崛起之时，为满清入主中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关系，为其日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山西票号在19世纪50年代的迅速发展固然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然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官所助。山西票号在创设的最初30年，只有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等十家。而从1851年开始到1864年的14年中，又有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大德兴、元丰玖、协成乾、乾盛亨、谦吉升、蔚长厚、其德昌、三晋源、存义公、巨兴源、大德玉、祥和贞、义盛长等十几家票号的建立，它们的营业利润是极其优厚的。如蔚盛长在1856年到1858年三年中，资本虽然只有3万两，而盈利却有82499.13两，每年盈利为资本额的91.66%。各家票号资本大多十数余万两，但汇兑额动辄数百万两，如此巨大的周转资本，主要是靠吸收存款。票号吸收的存款，以各省政府机构之公款及贵族显宦之积蓄为多数，公款如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蓄等，无一不存在票庄之内。所以祁县老商人杨某说：“如其说票号的股东是山西富商大贾，还不如说是清政府及其显宦要员更确切些。”
    晋商票号向有“北存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王公贵族储蓄和政府公款存储，而在南方贷出流动。票庄放出的资金，因为革命的影响，丝毫不能流动，其余侥幸将贷款母银归还者，便称上乘，至于利息的支付，绝对难以得到。特别是清政府欠票号的银两，“屡恳无效”。京中王公大臣的借款，因清廷覆灭亦难清理。
    辛亥革命中，日升昌遭到致命打击。在变乱中，四川、陕西各分庄丢失银30余万两，由于清皇室贵族官吏垮台，放款收不回来，总数达300万两。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标志着晋商淡出历史的舞台。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