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辅行诀》与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的真伪- (ZT)
(回复frankieyin二)
上古遗风
一、我个人认为《辅行诀》就是敦煌卷子本,怀疑的意义不大。
我们考据一些东西,只能是根据客观所有的证据以推求其最大可能性,如果已经百分百确定无疑,那谁还去考证它?但只要你没能达百分百,很多情况本来就是“相信的人开始就相信,不信的人依然不信”,即便是学术界百分百已定论,还是有人要鸡蛋里挑骨头,很正常啊,这要看各人的看问题角度、立场、水平、修养等等,很难求一致。
马继兴据以校正的两个本子,一个是张大昌记忆本,一个是其弟子传抄本。根本也就是同出一源。可以视同一本。从考证上来说,是孤证。孤证是不足征信的”,如果要将其视为一本,这是孤本,不是什么孤证,要证明什么?他这是整理文献啊,他这是从两人得来的资料进行整理,还是比较求真的,说明他整理的文献还是较真实的,并不关乎证明真伪,他接下来的推断是另一回事。什么情况下孤证是不成立,我没去考证过,这好象是小学的一个术语,可能不好放在这种地方,比如,如果公安破案时,有惟一一个目击证人,其提供的证词与公安后来掌握的某些东西相符,这个证人就很重要,没人会说孤证不立。
你要考虑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的心理状况,让张主动写信去作伪,一来那时的政治气氛,使其不可能胆那么大,二来实地考查,不可能没有明显漏洞。且马、王等人作风还是极严谨的,马学问又高,王有进行实地考查,得到保存于其弟子处的另一抄本,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从这些证据链来看,《辅行诀》是真本的可能性远远地较伪本的可能性大太多了,我个人认为作伪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既然不是百分百的事情,你要怎么怀疑都行,既然马、钱等人的考据你不相信,可能我的回答也远不能令你满意,但我个人不怀疑,居于我上面提到的考据学的这种不确定的特性,这种怀疑意义不大。
冯、钱二人各有自己的考证证据,且部分是临床与文字考据的角度不同,只是对对方观点也很认同,加以引证罢了,钱冯都还在进行重整证据,证据挺多的,这不能叫循环引证。
钱氏提问题的方式,是对前辈的尊重,以求确认,并不表示他不能判断其真伪,这从他的学问水平可看出,这点你应该能理解。马的回答是据实而言,你实物都毁了,你敢说确定无疑?但他能这么肯定的语气说,已经十分清楚摆明了他的立场,其内心是确定无疑的。
从经方体系的文化发生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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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遗风
一、我个人认为《辅行诀》就是敦煌卷子本,怀疑的意义不大。
我们考据一些东西,只能是根据客观所有的证据以推求其最大可能性,如果已经百分百确定无疑,那谁还去考证它?但只要你没能达百分百,很多情况本来就是“相信的人开始就相信,不信的人依然不信”,即便是学术界百分百已定论,还是有人要鸡蛋里挑骨头,很正常啊,这要看各人的看问题角度、立场、水平、修养等等,很难求一致。
马继兴据以校正的两个本子,一个是张大昌记忆本,一个是其弟子传抄本。根本也就是同出一源。可以视同一本。从考证上来说,是孤证。孤证是不足征信的”,如果要将其视为一本,这是孤本,不是什么孤证,要证明什么?他这是整理文献啊,他这是从两人得来的资料进行整理,还是比较求真的,说明他整理的文献还是较真实的,并不关乎证明真伪,他接下来的推断是另一回事。什么情况下孤证是不成立,我没去考证过,这好象是小学的一个术语,可能不好放在这种地方,比如,如果公安破案时,有惟一一个目击证人,其提供的证词与公安后来掌握的某些东西相符,这个证人就很重要,没人会说孤证不立。
你要考虑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的心理状况,让张主动写信去作伪,一来那时的政治气氛,使其不可能胆那么大,二来实地考查,不可能没有明显漏洞。且马、王等人作风还是极严谨的,马学问又高,王有进行实地考查,得到保存于其弟子处的另一抄本,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从这些证据链来看,《辅行诀》是真本的可能性远远地较伪本的可能性大太多了,我个人认为作伪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既然不是百分百的事情,你要怎么怀疑都行,既然马、钱等人的考据你不相信,可能我的回答也远不能令你满意,但我个人不怀疑,居于我上面提到的考据学的这种不确定的特性,这种怀疑意义不大。
冯、钱二人各有自己的考证证据,且部分是临床与文字考据的角度不同,只是对对方观点也很认同,加以引证罢了,钱冯都还在进行重整证据,证据挺多的,这不能叫循环引证。
钱氏提问题的方式,是对前辈的尊重,以求确认,并不表示他不能判断其真伪,这从他的学问水平可看出,这点你应该能理解。马的回答是据实而言,你实物都毁了,你敢说确定无疑?但他能这么肯定的语气说,已经十分清楚摆明了他的立场,其内心是确定无疑的。
从经方体系的文化发生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