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散文集《散文是同亲人谈心》日前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文艺报》特约李林荣教授为之“品荐”，认为：“散文是同亲人谈心”体现了阎纲的文体观，不跟读者见外，不随便拉扯些虚头巴脑的流行话题。阎纲聚焦于人，着力于情，亲人、友人、志士仁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世态人心众生相，尽显爽直话语中。他的杂感体例各异，内审已、外观物，品评创作、针砭现象、关切民风，涉古论今描准文坛。裸露出的是作者个人的性情和襟怀，映衬出的是跨世纪数十年来的风云变迁。
作家杨闻宇写道：“阎纲作品的最大特色是解剖人性。他所执的手术刀似比孙犁的锋利、明快。”
我读阎纲，最突出的印象七个字：老辣、简约、有风趣。
应不少读者要求，征得阎纲先生的同意，并增补了因篇幅关系抽下的个别篇章，今起连载《散文是同亲人谈心》一书，赏阅之下，必有所获。
——“读书人”魏锋谨识
本书收录了阎纲散文《和父亲猴年说猫》《孤魂无主》《她夺回失去的美丽》《我的邻居吴冠中》《羊肉泡馍传奇》《五石头记》《雨里盘谷梦中韩愈》《人生三悟》《给铁凝的一封信》《送贾平凹下乡——排场！》《陈忠实的身影》等名篇。
老家的门礅石
文/阎纲
出生不久，父亲就将我们母子三人接到西安。父亲在陕西省民政厅做事，经常带领全家到被鲁迅誉为“古调独弹”的易俗社看戏。及长，又到父亲和张寒晖创建的话剧团看演出，张寒晖到我家给我和哥哥教唱《松花江上》。从小时起，我痴迷音乐和戏曲，学谁像谁。
阎纲1967年春摄于北海公园
1938年，祖父已经从祖宗的老宅子迁入新居，新居坐落在阎家什字的斜坡上，大门口正对着北山覆斗型的昭陵，乡人叫它“唐王陵”。为了躲鬼子的炸弹，全家又从西安搬回醴泉。首先看见的，是平卧在大门口不规则形的门礅石，丑石，很不雅观。爷爷说，这石看上去丑，却是一宝，是天上掉下来给“唐王陵”照亮的，它的一小块儿请到咱家，给咱家守大门，半夜三更微微发光，妖怪害怕不敢来。
大房正厅的前面，是一排浅灰色高大的格子门窗，说不上雕梁画栋，却也十分考究。踏进格子门，看见角落里躺着一对“哑铃”，是爷爷教余健身用过的。又发现厅房的西墙上还挂着爷爷教私塾体罚学生的“大板子”（戒尺），打手打屁股的板子高高挂起，像是展厅里的主展品。爷爷之所以把板子看得那么重要，因为那是他老人家的权柄，足可称道的光荣历史。修长而且厚重的板子尽管褪了色，木料却是上等的，困难时期，正好点火做饭当柴烧。可惜归可惜，要我当时，也会一咬牙，把它塞进炉膛。
我又发现爷爷脑袋后面的“短刷刷”不见了。爷爷是前清顺民，又是本县里民局局长的二少爷，自然是以满人的长辫子为荣。曾祖父去世后，爆发辛亥革命，陕西乱了一阵之后，又面临一场“留头不留发”的生死抉择。那时的革命，革来革去总拿头发开刀。头发，乃父母所授，首先需要荡涤的是前朝异族强加在头上的羞辱，恢复先人传统的发式。爷爷挡不住时代的潮流，咸与维新，先革辫子的命，剪！但不从根儿上剪，而是齐腰一剪子，后脑勺剩下一撮齐刷刷的短发，扎上，就像拨浪鼓似的一摇一动，俗称“猪尾巴”。这是爷爷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尽管不大彻底的革命。爷爷告我说，当时把辛亥革命叫“反正”，“拨乱世，反之正。”反者，还也；“反正”就是还政于正道，“正”也就是“政”。所以，五十多年后“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我马上想起爷爷版的《头发的故事》。
大房前庭的屋檐下，青石铺成台阶，阶下两侧，各有一棵年年疯长的梧桐树，高耸，直挺挺地。爷爷说：“家有梧桐招凤凰。”大哥后来说：“可别招来‘假凤虚凰’（四十年代电影名）！”孩子们常在梧桐树下玩耍，捡桐籽吃，油香油香的。爷爷以下我们四代人，都在这高高的梧桐树下渐渐长大。困难时期，两棵梧桐树粉身碎骨，只留下记忆的清荫。
大房东头一间住着父母，西头一间只住着祖母一个人，因为老两口不和，奶奶爷爷谁不理谁。奶奶一不高兴，挎上包袱便去姑姑家了。父亲早出晚归，祖母常不在家，大房虽清静却凄清。祖母去世后的第二年姑姑去世，表妹、妹妹、侄女一群女子娃住进西头一间，闹声不绝于耳。大房前两边空地上，开满玉簪花，左右两棵梧桐树。西厢房后来住着大哥两口子，东厢房招客，我和爷爷住在西厢房与二门间的耳房，名副其实的斗室。爷爷幽默，童言无忌，欢声笑语，我常说：“我和爷爷是好朋友。”
大房以北是后院，后院上面是坡地，栽些杂花小树，种些葱蒜瓜豆。坡下一块空地晒太阳、晾被褥。常年置放着一张炕桌，孩子们在上面做功课、练大字，爷爷给人查黄历（皇历）、打婚单，算生辰八字。当我能够为爷爷代笔打“婚单”时，爷爷格外高兴。
按醴泉习俗，男女十多岁、山区七八岁，相亲定亲，报生辰、看属相，议定财礼，写成“合婚书”，通过“下帖”等形式确定婚姻关系。女方请人给女儿“开脸”，上坟祭祖，吃“离娘饭”。完婚过事，爷爷当作贵宾请去吃“筵席”。爷爷叫我一起去，这一天也成了我的盛大节日。什么“鱿鱼海参席”、“七筒八柱席”，席上的“甜盘子”煞是好吃。我最看不惯客人坐席时抢着给自己馍里夹肉（俗称“肉夹夹”），然后掏出脏兮兮的手帕小心翼翼地包上，捅进弹嫌太窄的袖筒里预备带回家让孩子们去争抢、去解馋。
写“婚单”，老格式打头的话总是“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云云。农村人不识字，写好写坏没人问，只要是红纸黑字写出来的，管它笔力老嫩、功夫深浅！所以，爷爷敢于放手叫我代书，我也就高兴地答应了，一笔一划，十分认真，看上去不成样子，爷爷却表示满意，说“稀样！”这之于我，是莫大的鼓励。
自此之后，不用人催，我认真练起字来。正好，家里曾祖父的干亲宋伯鲁留下不少赠贺的字画和对联。还挂着两副忘记谁题写的绝好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颜鲁公书力透纸，吴道之画意在笔”。我开始临摹碑帖《颜鲁公多宝塔碑》和《柳公权玄秘塔碑》。乡人说：“先学赵，后学欧，然后才学宋伯鲁。”发现《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看见“醴泉”二字好不亲切！岂知，彼“醴泉”非此“醴泉”也！后来到西安上初中，对标准草圣、辛亥革命的元老、三原县的于右任爱得发疯，一写就是一墙。
西厢房门前的院井中，有几株盛开的玫瑰花。五月的庭院里，总能看见母亲，一身素净，满面春风，细心地采摘含苞待放的玫瑰准备腌制，不由人想起戏台上天女散花。二门以外是前院，靠门墙不远有棵枣树，长到三米左右，横向发展，枝叶茂盛，形成一个圆孤状。“娃娃头”的我，每每穿过树下，总要蹦跳几下够够高，炫耀自己的个头。我是我们家个子最高的人，怕也是阎氏家族个头最高的。在中国作协五七干校时，女同志挂蚊帐总是求我，说：“阎纲，借你个个儿吧！”我一生以个儿高为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其实不然，文革时坐喷气式，上下午两个单元，个儿越高腰越疼。现在我弄明白了，长寿者，矮子居多。
前院花园里种着花草树木，石榴树、枣树，另有香椿树，还有单片花和喇叭花，后来引进“蕃茄”，也叫洋柿子，即今之西红柿。大哥是头一个敢吃“蕃笳”的勇者，我们兄妹各尝了一口，都怀疑里面有毒。香椿也是最鲜的菜，特别是带露的香椿或细雨中的嫩椿芽，滚水中一焯，打个鸡蛋一炒，香气直喷鼻翼。（可惜了的，当大家知道香椿是上好的东西时，困难时期开始，香椿树当作灶下的燃料锯成一截一截木材）秋天，果子熟了，特别遇到深秋的一场淋雨，有意留着不摘的大红枣儿，熟得深透，裂开细长的缝隙，脆得要碎，孩子们终于等着了，便推选一个“崇公道”（《女起解》人物）上树打枣。冬天到了，我们将一个个硕大的石榴用棉絮包紧，单等一场大雪。大雪染白了园子里的一切，树木在雪压下冠盖低垂，只有到了这时，石榴才裂开笑脸，露出一行行红里透黑的牙齿，晶莹闪亮，笑傲寒风。儿童团们坐在热炕上吃石榴，别是一番风味。我吃石榴，连籽儿一齐下肚，吃葡萄也是一样，一生囫囵吞咽的习惯就是这时养成的。春天到了，群莺乱飞，采花捕蝶，一群孩子跟着我这个娃娃头瞎闹腾。我悄悄把一只蜜蜂当作玩物递到表妹的手里，让她当成果子握住不放时，哎呀一声，手背肿成个胖油糕，大哭不止。后来长大，我自觉羞赧，为这桩恶作剧痛悔不已。我比表妹大，为什么要欺侮一个寄养舅家没妈的娃呢？
往往在我们玩得最痛快的时候，爷爷的扫地笤帚已经伸到你的脚下，猛地突袭你的大腿跟儿：“蹄子！蹄子！”
阎纲2009年4月在家乡昭陵北峰
爷爷生性耿直而好洁成癖，整天扫个不停，炕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尿盆擦得贼光蹭亮。我想，人家南方木头做的大马桶涮干净了可以放在房间里，爷爷一个小小的瓷盆能比马桶“脏”多少呢？
爷爷爱吃夜食。天色向晚，爷爷照例出前院把头门关上，把二门关上，然后从后屋巡视到前屋，一句一句地叮嘱那八个字：“小心灯火！谨慎门户！”然后叫我脱衣上炕，爷孙俩合盖一床被窝，聊不多会儿，快吹灯睡觉了，喊“嫂子！嫂子！”要吃的，然后朋友俩趴到炕沿上吃凉面。私塾不办了，师生的情谊没有断，逢年过节，总有学生提上吃货孝敬先生，这些吃货，都成了爷爷和我炕边上丰美的宵夜。
我跟爷爷吃尽了家常便饭和风味小吃，爷爷和大嫂培养了我的口味，这口味具有巨大的排他性，到老不变，即便是南北大菜也不解馋。我最馋的饭食吃货计有：浇汤烙面，羊肉泡馍，羊肉包子，辣子蒜羊血，搅团鱼鱼，油泼辣子 biang biang 面，新媳妇的响镯面……家乡味美呀！
爷爷不语神力怪乱，但是乐善好施，常常给人解忧劝架，什么“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世不报后世报”。爷爷行善做好事，我一一看在眼里，潜移默化，深深地印在心里。
爷爷对我的教育基本上是开蒙读物的一套，教材就是他教私塾时烂熟于心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颜氏家训》等。爷爷说：“初入社会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等等。无非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人之初，姓本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头悬梁，锥剌股”“勤有功，戏无益，”“苟不学，曷为人？”“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无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节孝义，孝悌忠信，重伦理，重亲情，重然诺，亲密和谐，恬静和美，与世无争。
爷爷把教与爱结合起来，对我进行儒家的家庭教育，灌输孔孟的治国之道。“国之本在家”，古老的中国向来是“家族本位”，中华文化从家族观念筑起同时被家族观念所笼罩，所有的人间关系都可以家庭化，尽孝必能尽忠，历代王朝以孝治天下，因而有“君父”、“臣子”、“父母官”、“子民”、“师父”、“学子”等家国一体、政亲合一、政治伦理化之美称。整个社会俨然一个大家族。在家当人子，入仕做人臣，忠孝两全。做私塾教师的爷爷，以为这是他所给予后代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老家的大门前，是一条自北向东而上的大车路，所谓“大车”，就是旧时农村与手推车、独轮车并存的骡马牛拉的铁轮（铁皮包轮）大车，它是农村最值钱的运输工具，实用但笨重，上坡时最艰难，不是狠抽套车的高脚牲口，就是停下来一个劲地给两个车轴膏油。
这条土路，遇上下雨，沟深路滑，我小时看见粮车上坡时，牛屁股不知要挨多少下杠子，“挣死牛”！一个个顽强挣扎的镜头闪过再闪过。
大门外顺斜坡而下、在阎家老屋前拐弯的这条大车路，正好歪歪斜斜躺在卧牛形的醴泉县城低着脑袋的牛脖子上，一直通向西北门外横跨陕甘两省的西兰公路，不舍昼夜，一直可以将车赶到“甘省”，将牲口吆呵进兰州城。
西兰公路上过汽车，老婆娃娃跑去看热闹，正好车子坏在坡坡上，一伙人上前推车，生于前清末年的爷爷幽了一个默：“什么‘牛皮不是吹的，汽车不是推的’？你不推它动弹得了吗？”
我每天步出大门，必须面对这条泥泞的坡道。沿着这条道东行约百米，有一座巧小高耸的“庙庙”，匾额高悬：“文昌阁”。只要我出得家门，就看见远北方向高耸入云的九嵕山，巍巍乎伟哉，那就是伴有“昭陵六骏”的唐太宗“唐王陵”。只要我上街或是上学，“庙庙”是必经之地。这座小庙留下我为了还赌债、偷卖父亲香烟、被从不动手的母亲痛打一顿的不光彩的纪录。遗憾的是，城区向南扩展，这条土路沧桑百年依旧，迟到九十年代才被柏油所覆盖，“庙庙”同时期坍塌，一堆废墟至今瘫卧在那里。2000年回乡，我特意靠近它照了张照片。这条土路和古旧的小庙都是历史的缩影，从中可见阎姓一条街的经济何等滞后。
我常常坐在大门外的石礅上看送粮的车马怎样使劲地拉车上坡，看着看着心疼起被鞭打的牲口来了。我常常冒雨在大门口看雨水怎样从门前斜坡上顺着车路渠缓缓流下，幻想那是一条小河，河中有鱼儿，鱼儿有家族。我也常常凝神观望坡坡下拐弯处一群晒太阳的街民们，自己身上也暖洋洋的。
抗日战争爆发，新文化的传播和渗透，渐渐地，让爷爷觉察到自己的教育路线不那么管用了，但是，肚子里尚存有识字课本和传统美德，还有人情世故和一大堆笑话向我传授，教我“出必告，反必面”，“人勤地不懒”，敬惜字纸，“礼之用，和为贵”，客人不动筷自已不动，夹完菜即刻放下筷子，“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但是他自己不在意的时候，我可以十分的不恭，睡觉时胡翻乱滚，常常将一双大腿搭在爷爷的肚皮上，爷爷忍着，怕惊醒我，也顾不得什么“卧如弓”了。一次，我双手执箸拿他刚剃的光头当鞭鼓敲，爷爷大怒，声色俱厉，不依不饶，爷爷不情愿自己绝对家长的地位就此屈辱地结束。
家乡的解放，解放区文艺暴风雨般的冲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我奉为圣典，庆幸自己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一头栽进群众文艺活动的热潮中,创作、教唱、导演、伴奏，乐此不疲。当爷爷发现我看的戏比他多，知道的历史故事比他多时，一面赞叹现在的孩子越来越灵性、理解力越来越强，一面惊叹新文化大潮之不可抗拒，他的私塾教育败下阵来。爷爷有自知之明，绝不固守传统，而是改变方针，旧学新用，口中念念有词，说什么：“‘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这娃从小看大，‘彼颖悟，人称奇’，不教而成。”从此以后，他再不向我像念经一样絮絮叨叨地子曰、书云、古人说，充其量给我解词、认生字，如什么是“彰明昭著”、“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孝子深韪是道”、什么是“差池”、“错位”、“翻仰”、“先后”（妯娌）、“蕞娃”（不是“碎”娃）、“瞀乱”（心烦不安）、“弹嫌”、“遇合”、“骚情”、“调和面儿”（五香粉）等等。
爷爷大势去矣！
困难时期，家道衰微，爷爷帮助母亲支撑着一大家子，苦度岁月，要么逗人发笑，要么从早到晚扫地扫个不停，十足的乐天派。入夜，爷爷照例出去把头门关上，问问还有谁去前院上茅房，然后把二门关上，接着，从后屋巡视到前屋，“小心灯火——谨慎门户——！”
第二天一大早，照例打开头门扫大门口，然后坐在门礅石上喘口气，看人挑担、牛拉车。
爷爷晚年，经常端着烟蒲满到那里晒太阳、聊大天，却不和别人一样端上大老碗边吃边聊。叫他吃饭，照例喊一声“爷——吃饭！”远远看见老人家慢悠悠地站起身来，拍打屁股上的灰土，半天，才直起腰来，缓缓向我走来。
爷爷老了，我长大了。我已经在参与筹建的县文化馆、县文联做事，每月给家里送薪水——从粮库领回七斗小麦。一个老了，一个大了，共同语言少了，渐渐地疏远“老朋友”。
爷爷仍然在坡坡底下的墙角下晒太阳，或者坐在大门口那块不成形的门礅石上看牛拉车上坡，暗暗给牛使劲儿。我每每吃完午饭上班出大门的时候，爷爷总是挡住我的去路，要求跟我说话，我不耐烦，有时态度生硬，爷爷立刻改变腔调说：“忙你的去！忙你的去吧！”我不觉得难为情，反倒有一种挣脱感。
正是这条路，我踩着它到县城中心的城隍庙上小学，到南关文庙的昭陵中学上初中，到城隍庙改建的县文化馆、县文联上班，到西安上高中，参加解放军宣传队搞宣传，到兰州上大学，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文化部编刊物、办报纸。在这条大车路上，我渡过了醴泉家乡的13年，塑造了一个算得上“书香门第”出身的“陕西愣娃”。不管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也不管怎样被“运动”斗得散了架，“愣娃”脾气不改，福耶？祸耶？
爷爷1952年去世，脑溢血，终年七十，白孝帽跪满一地。
爷爷去世，我难过，伤心不已。我又听见爷爷在说：“忙你的去！忙你的去吧！”那无奈的眼神，一直望着我，叫我的灵魂永不安宁。
一首童谣在耳边回响，是老舍小时候坐在门礅石上百唱不厌的歌：“小小子儿，坐门礅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干嘛？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
那块门礅石还在，七八十年了，阅尽老家大门口里里外外、风风雨雨。
阎 纲，男，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后调文化部，编辑家兼评论家。后期以散文随笔著称。著有《文学警钟为何而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阎纲文化之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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