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殇
——仅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父亲
文/张梦婕
孩提时代，物质匮乏，而我却是一个馋嘴的小姑娘，因此过年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一桩事。无论是在场院里，还是在家里的土坯房子里，我都会一次次地扬起小脑袋，问妈妈：“过年是在哪一天呀，是不是下一天的下一天”？
妈妈那时大概四十来岁的样子，她梳着一头简洁干练的齐耳短发，温和而腼腆，笑影从她的眉睫到脸颊水波似地荡漾开来，她好脾气地答道：“快了，快了”。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打量，一整年的时光像河床里的水一样，漫长地流也流不到尽头。当我所有的耐心都要被日常的上课下课铃声磨损掉的时候，“年”终于露头了。第一个迹象就是秋天来了，地里的甜菜需要从土里刨出来。我的眼前立刻就有了一幅这样的场景，当甜菜被请回家后，把上面的绿缨子用刀切掉，一整车一整车地运到县里的糖厂，就可以卖钱。妈妈会从中留下过年买新衣服的钱，买糖果的钱，啊，那是多么美妙的日子呀。我闭上眼睛，咂摸着收获甜菜的日子，就仿佛甜菜特有的甜丝丝的感觉漫上舌尖，别提有多美了。
我走在路上，双脚像鹭鸶落在江堤上似地，飘飘然起来。田野里，风儿把玉米杆绿色的衣衫偷偷换成了和黄土地同色系的妆容，在秋风中沙沙沙地歌唱，衬托着我无比的欢愉，这时的妈妈显得一天比一天忙碌，她托人给在县城工作的父亲捎信，家里要收秋了，赶快回来帮忙。我和三哥的学校这时候也放了秋假，我们把镐头以及笼放置到架子车上，妈妈拉车，个头只比镰刀把高不了几寸的我们俩，像两个土拨鼠一样，要出发帮自己的妈妈干活了，这个豪迈的理想一旦露头，我们就摆出小大人的姿态，厮跟着母亲去了田间地畔。
其实这时候我们的大哥二哥都已经成年，他们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儿女，便立了院墙，盖了房子单门单户另过了。当时我和三哥年龄尚小，跟着腰不酸背不驼的母亲去下地便成了家常便饭。一个小孩子渐渐地懂事，要成为村子里乡亲们心目中的好孩子时，总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要生长出来，直到我成年后，也是在母亲和父亲相继谢世后，才慢慢品味出，这是一个乡间的少年最初萌发的向上之心。然而小孩子做事情往往只有只有三分钟热度，刚刚立志要帮妈妈干活，要攒够过年所用的钱以犒劳贫瘠的日常生活，却在枯燥的劳动过程中慢慢地萎靡了下来。
哦，庄稼地里的甜菜绿油油的，少说也有二三亩地，一望无垠。秋风微微地吹着，偷眼打量着母亲和两个小捣蛋，似乎在问母亲，你这两个孩子可靠吗？能忠诚于田间劳动吗？多年后我在都市的影院看到外国电影的一对新人在举行婚礼前夕，教父用严肃的声音问一对新人是否能白头偕老时，请原谅我这个乡下的孩子总会想起我们的童年帮妈妈干活的场景，这是是对我心灵的审判，我是否能够忠于我的父亲母亲，能照顾他们的后半生吗？
甜菜的根系发达，每一个甜菜少说也有二三斤重，要从土地里刨出来一个甜菜，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田裸露在郊外，风吹过，雨水浇灌过，它从来不动声色，而甜菜它一分一毫都不贪污阳光雨露的馈赠，它会加倍地生长，这让母亲在看到甜菜胖乎乎的甜菜时，眼神里多了温柔与明媚。一个农村女性从一出生开始，就在土里刨食，她没有见过珠宝的眼睛是纯洁而具有神性的，她看到她侍弄的庄稼如此喜人，孩子们在农田里奔跑，此刻的母亲仿佛就是一座教堂，她用辛勤的耕耘，收割来教化她的孩子，又我们们目光的注视下，先把甜菜的叶子用镰刀收割了，我和三哥则把甜菜的叶子码放在一边，挪出地方好让母亲的脚有地方站立，然后母亲把镐头高高地举起，用力而费劲挖地进土里，为了不触碰甜菜的根茎，还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周围，唯恐不小心剜去了甜菜的果肉，就这样母亲一次次地挥着䦆头，终于挖出了一个个甜菜。刚开始我和三哥帮妈妈干活时，浑身满是力气，我们开心地码放甜菜的叶子，也帮着妈妈从泥土里拿出来甜菜的根茎，归置到笼子里，两个人再抬着笼，把甜菜的根茎倒进架子车。然而随着妈妈挖的甜菜愈来愈多，我们俩捡拾甜菜的速度却降了下来。先是三哥瓮声瓮气地说：“妈，我想撒尿”，就一溜烟地飞奔出甜菜地，我等了很久也不见三哥。就问妈妈：“妈，我三哥咋还不回来”。妈妈摸了摸我的毛茸茸的发辫，我清楚地看到，因为挖甜菜太累妈妈气喘吁吁，她的额头汗湿了的刘海水淋淋的，可母亲只是说：“去给妈妈拿一些水”。当时我正蹲在地里捡甜菜，听了妈妈的话，就蹦蹦跳跳地跑到地头，去给妈妈端水。八十年代的生活条件艰苦，家里并没有像样的水壶或者水瓶，我们来的时候，是妈妈用陶瓷的罐子盛着水，用一根麻绳系在罐子的把手上，我们提着罐子，还有一只碗，就地放在田垄上。风吹过去了，大雁也有可能看到了，但它们丝毫没有打搅一个盛水的罐子和空置的碗，它们知道，这母子三个一会儿就用得上这些器皿呢，可是我那么笨拙，生怕把我们走了两三里路才挑到地头的水给弄洒了，就呼唤妈妈，妈妈——，你快来呀，我怕把水弄洒了。倘若我知道多年以后我会失去土地，也会失去母亲，我宁愿还是当年的小模样，多喊几次母亲，多帮妈妈干活。但是年少的我趁着母亲在地头喝水的时候，以找三哥为由，也跑去采摘野花，去捉蒲公英玩儿。只留下了母亲依然一个人在田里干活，她从来不抱怨，也从来不指责我们干活偷懒或者出去玩。母亲从小到大对我的教育都是从不说破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顽劣。
爸爸从县城回来后，帮妈妈把所有的秋庄稼都收割了。甜菜安静地酣睡在家里的院子里，包谷也被一个一个地用包衣系挂在一起，吊在了房梁上，还有辣椒火辣辣地，以最为热烈的红色来向一个孩子展示，妈妈可是从春到秋一直勤奋辛苦呀，请千万不要忘记了母亲的一生是以卑微的劳动的姿态得到世人的认同。然而我们读不懂大自然的启迪，春风里我们像小马驹一样地撒欢，夏雨里也从没有想起过辛勤的母亲，直到一场秋风秋雨之后，大地肃然，母亲给我们缝了厚厚的棉衣，我们的一双小手瑟缩在棉衣的袖筒里，呼出来的气变成了白色的雾，距离下大雪的日子不远了。妈妈说：“这下真的快要过年了”。我和三哥也郑重地点点头，仿佛我们娘三个就是为了盼望过年才团聚在这世界上的。母亲每一个夜晚都在灯下纳鞋底，给我们准备过年的鞋子和衣服，她有时候白天趁我们去上学的时候，还要去大哥二哥家里，帮着大嫂二嫂照看几个小孩子，那是我的侄子和侄女们。妈妈看到孩子们稚嫩的额头，憨态可掬的笑容，就不由得抱回来，让我这个做姑姑的的和小孩子们玩。正是这样，我放学后就抱着我的小侄子和小侄女们，和小伙伴们一切弹杏核，拉兀自（几个小石头组成的玩具），因为我笨手笨脚不太会照看小家伙，他们往往在我的怀抱里哇啦哇啦地哭，母亲每每听到孩子的哭声，寻声来找她的孙子，小家伙们在奶奶的怀抱里安然地喝着奶瓶，嬉戏，妈妈慈爱地注视着孩子的小脸蛋。
“年”蹒跚着脚步来了，首先是集市上的有了鞭炮的味道，然后各个村庄里快要出栏的大肥猪开始哆哆嗦嗦起来，它们仿佛有预感似的，知道人们有一场预谋，把自己的欢乐要泼洒在自己的痛苦上。它哼哼着，拱着猪圈的围栏，随时都要准备逃脱这一场劫难。而家庭主妇们才舍不得让猪猡出走，她们殷勤地呼唤着猪，希望她多吃点猪饲料，好去集市上卖个好价钱。我的母亲她也喂了猪，于是那些猪贩子就找上门来要买我们家的猪，我和三哥高兴地吸溜着鼻子，在寒风里看商贩把猪五花大绑地钓上秤钩，几个汉子抬着我们家的猪，它拼命地哭喊，声嘶力竭地发出刺耳的叫声，可是我们像没有听见一样，顾不得心疼一头猪的未来，只为了我们能够过个好年，就那么残忍地让猪去了它该去的地方。
学校里的寒假是为过年准备的，我们一考试完毕，乌拉一声冲出教室。欢乐的笑声好像极具传染性，我们忘记了考试卷上不会做的题目，只沉浸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八十年代我们穿着母亲用土布做的衣裳，但我们的笑容和天空一样清澈蔚蓝。我们没有玩具，冬天里在操场上站成一排排，一个拥挤着一个，看把谁最先挤出队伍。我们用生着冻疮的手，在妈妈眼前晃动，妈妈心疼得掉了眼泪，连夜给我们缝制袖筒，让我们冬天里除了做作业，终日什么事情都不干，就那样过着童年散漫慵懒的日子。
“噼里啪啦——”一声声脆响，我们三五成群，几个小伙伴除夕晚上坐夜。而妈妈早早地就吆喝着我们要祭灶神，要给爷爷奶奶的画像端祭品，供奉祖先，然后下跪、磕头。爸爸则准备了压岁钱，给我们一个个地发。我们伸长了脖子，看父亲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叠钞票，一张张地数着——“一毛、两毛、三毛……，啊呀，爸爸，能不能给我发一块钱呀。一颗心儿提在了嗓子眼上，砰砰直跳，多么希望自己是个幸运的小孩，爸爸能够多给一点点，一点点的压岁钱。”最终在我七岁的时候，爸爸的压岁钱是五毛，六岁时有了八毛钱，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也终于拥有了一元钱的压岁钱，那样的时刻是多么的让人神往。母亲端坐在长椅上，她用温暖的眼神抚摸着父亲和几个孩子，周围散发出饭菜的香味，一年终于忙到头了。孩子们吵吵嚷嚷着，一个嫌弃压岁钱少，扁着嘴巴要哭了，妈妈赶快赴下身子来安慰最小而又淘气的孩子，而大一点的孩子一个箭步，跳起来从爸爸手里抢了一两毛钱，高兴地吹着哨子跑出了门。直到子夜时分，孩子们在外面玩累了，拖着疲倦的步子回家了，妈妈和爸爸把孩子的新衣服放在炕头，有一声没一声地盘算着明年的日子，夜晚深沉而稠密，不远处有富余人家在外面做公家事的，放了几个礼花，就算点亮了整个正月初一的欢乐。此时村庄掩映在黎明前的晨曦里，孩子们发出了匀称的呼吸声，而爸爸妈妈此刻已经披衣起床。他们开始打扫庭院，准备过年的吃食，对联红彤彤地，衬托得窄小的柴门也富贵起来，而我们所有的心事都是以“年”的形式，挥霍着我们在父母身边享有的福气与恩赐，可是我们却不知情，就这样年年岁岁在光阴的路上，与生养我们的父母告别。
直到戊戌春节，我们的年被父亲的离世隔绝了。而早在五个月前的秋天，我们也失去了母亲。年的这一端，对联红彤彤地映照着过年的喜气洋洋，而年的那一端，却是白衣白衫的孝服，我们跪在父亲的灵堂前哭泣声声。
原来过去了的所有岁月，都充满了美好与欢乐，而此后的岁月里涌动的悲伤，蛰伏心头。
亲爱的爸爸妈妈，假如我知道这一切的欢会，都要以悲剧的形式给生命打上一个死结，那么请您宽恕我所有的叛逆与平庸。写到这里，眼泪溢出了眼眶，打湿了一个中年人的思绪，而过去了的“年”却像电影里的黑胶片一样，常常凝注笔尖。我开始内向，我也开始离群索居，我把你们的照片放在床头，每天晚上你们是我窗帘上暗恋的歌声，陪着我渐渐进入梦乡。
你们没有走，幻化成了我心灵的歌吟，陪着我孤单的身影，四季流浪。
2018.3.13梦婕于西安写给父母
月光下那个少女
文/ 张梦婕
该文首发2018年第一期上海《少年文艺》杂志
有一年秋天我回故乡，就住在距离池塘不远的家里。我们家的房子因为要重新修葺，所以整个院墙被拆除。晚上的时候，桂花飘香，池塘里蛙鸣一片，我坐在月下想心事。
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女孩，飘逸的长发，柔顺的质地，我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乡村的夜晚宁馨和美，月牙儿挂在树梢上，秋虫有一声没一声地鸣唱着。她像一尊诗歌的女神，独步池塘畔。这样的景象让我的思绪回转，突然想起了我失去了的青葱岁月。
也是像她这么年岁时，我在学校里做住校生。有一天晚上，突然无端地想念母亲，整夜徘徊在操场上。天上的星光一闪一闪，那个夜晚我流下了思乡的眼泪。正当我沉浸于自己的思绪时，一个人影向我走了来，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我本能地打了个寒颤，缩紧了单薄瘦小的身躯。紧接着，一个温暖柔和的声音响起来：“哦，这么晚了，小人儿想什么呢”？
待来人再向我走近了一步，我定睛一看，刚才的恐惧顿时烟消云散，只见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文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借着星光我看到她披了一件长衫，一双眸子里闪着关切。当时文老师刚刚大学毕业，我们是她的第一届学生，她在我们班里特别受欢迎。因为她讲起课来声情并茂，而且朝气蓬勃。他待学生不像资历稍长的老师，严厉之下伴随着的训斥。相反我们和她嘻嘻哈哈，课堂气氛特别活跃。
“你怎么了”？她揽着我的肩膀，像一个大姐姐一样的善解人意，让我郁闷的心情顿时找到了倾诉的港口。
我呐呐地回应：“我想家了，想妈妈”。
她用一双修长的手指，刮着我的鼻子。“都十二岁了，初一学生呢，还像个幼儿园里的小孩子一样，动不动就想家，羞羞羞——”。既之，她用更加清澈而温和的声音问，你不是羡慕那些自由的灵魂吗？古代如苏东坡那样的大家、近代类似三毛那样的文学精神……。一聊起文学我们彼此的话语滔滔，那个夜晚何时我被老师送回宿舍的，我都忘记了，只记得在那个夜晚，我真实地触摸到了一个女性自然而美好的心灵，这样的光芒润泽着我，直到我长大成人。
如今双足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身心舒坦，呼吸一口空气，清新馥郁。
此时那个女孩子站在月下，她的身材修长，凹凸有致，时而散步，时而凝神。我在窗玻璃前出神地望着她，仿佛过往了的岁月被她神奇地拽了回来。
记得我刚刚离开家里，去往他乡上大学。平日里校园嘈杂，但晚上的时候，自习室里书香沁人，做完了作业或者该读的书目读完，无意识中我用笔反复地画一个素描。一弯月牙，一个古老的村庄，还有眼角细纹淡淡的一个女性，这个人一直都在我心灵的屏幕上，永不消失，她就是文老师。
我伸出头一望，女孩子仍然站在月光下，她的侧影迷人，我真后悔自己不是一个画家，可以描画出女孩的芳菲。甚至我都能感觉到她的睫毛在月下，像一排密密的栅栏，开开合合。那么我给她写一首诗吧。挠了挠头，灵感怎么也不光顾我贫瘠的大脑，干脆就那样静静地与其对望，我站在家里的窗台前，女孩子踟蹰在窗外的池塘边。
秋天的乡村到处弥漫着清芬的气息，纺织娘一声声地歌唱，哦，那个美妙的夜晚，诗歌一般圣洁的女孩让我怅然若失，禁不住我悄声问自己，我到底丢失了什么呢？是纯真，童心？还是其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字眼涌入了我的脑海，挥之不去。我摇摇头，再度端详月下的女孩，她端庄、沉默，月光给她的身影披上了柔和而美丽的轮廓。我的房间没有开灯，站在黑暗中久了，眼睛像猫一样能够准确地感知到屋外的一切，真想走出去，和女孩子攀谈。然而我的脚像生了根一样，挪动不了，在喧嚣的尘世里，有时候我宁愿与一个美好的人沉默地守候，而不是聒噪，这是我的脾性注定了的。
月下的少女时而侧着头，似乎倾听什么；时而仰起头，仿佛翘首盼望什么？我凝望着这个比我当时的年纪小不了几岁的女孩子，内心里的浪花飞溅，怔了怔，一缕浅笑涌上心头。终于，我像一个得道的老者一般，找出了答案，是她那份天然去雕饰的淳朴，与家人朝夕相伴的日子，让我如火如荼般地着迷。
女孩依然在池塘边散步，她把挺拔的背影和光洁的额头坦露给了月亮，岸上的柳树摇曳多姿，我在这个夜晚暗自为看到这一幕而陶醉起来。不知道何时女孩走的，也不知道何时我走回到床边，和衣而卧。屋外的桂花静悄悄地落，沁透了我的梦境。
张梦婕，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人，祖籍陕西旬邑，现居西安。曾做过十年新闻记者，现在在某央企工作。
善于写诗歌、散文，作品在《文艺报》《文学报》《西安晚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60余万字。曾出版小说《嘉年华》、诗集《内在之美》（多人合集）。日常以读书、写作、翰墨生涯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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