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三起三落
文/白描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书名：《天下第一渠》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820号
作者：白描
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清末到民国初年，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生产委顿，民不聊生，陕西水利处于停顿状态。龙洞渠水脉艰涩，渠道淤塞，所润益寡，一个流淌了两千多年的水利工程，几陷圮废。
重修泾渠势在必行，不少人曾为此努力与疾呼。
然而事情却是一波三折，沉浮几度。
第一次议修泾渠，起始于1898年至1901年的山西、陕西大灾荒期间。
《宣统重修泾阳县志·水利志》记载：“时英传教士敦崇礼拟分其国赈银以修堤引泾，不果。”
敦崇礼（Moir Dunkan），1861年生于苏格兰。1888年，敦崇礼以浸礼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先在太原传教并学习汉语，继而来到陕西。在陕西期间，敦崇礼散放美国各界民众筹募的赈款。1901年7月，敦崇礼受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泰的委派，同叶守真、文阿德等八位教士来太原办理山西教案执行事宜，并被聘为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西学专斋总教习。其间，敦崇礼对校务尽心竭力，事必躬亲，并卓有建树，受到师生的拥戴。1905年，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因其对教育鞠躬尽瘁、成绩卓著而授予进士学位。1906年8月，敦崇礼因病情加重，在水晶院与世长辞，享年四十五岁，时任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第一任总教习。根据敦崇礼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埋葬在风景秀丽的乌金山送神坪上，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在敦崇礼墓地上建有一座欧式墓塔以作纪念。
▲敦崇礼测勘泾河张家山（王晓斌 提供)
在美国记者弗郎西斯·享利·尼克尔斯所写的《穿越神秘的陕西》里，记载了敦崇礼提议修渠的过程：“他（敦崇礼）成为巡抚的朋友，并且为巡抚设计了灌溉渭河流域干旱土地的灌溉系统。如不是因为义和团运动爆发迫使敦崇礼先生和其他传教士离开陕西，这一计划就会得以实施。”该书中还附了一幅敦崇礼在泾阳县张家山河谷的照片，原照片下题“渭河河谷”有误，照片背景明显是泾河出山口谷口地形。其时敦崇礼与当时陕西省上层及文人关系融洽，《基督教先驱报》报道：“在陕西期间，地方对其评价为‘名誉籍甚，颇恰时望，其地官绅，交口颂之’。”他目睹当时陕西大灾的惨状，从赈济角度出发，认为赈灾莫过于提高抵御抗灾能力。1901年，敦崇礼在张家山一带考察，与他一同考察的还有一个叫作莫安仁的教会人士。敦崇礼负责教会赈济陕西灾区事务，向西安城及其周边临潼、三原等县散放美国各界民众筹募的六万美元（相当于八万六千两白银）赈款，手中有钱，所以会同莫安仁对邻县泾阳西部张家山地区的测勘成为可能。
目前不能确切知道敦崇礼测量的具体时间和参与者，依据现有资料所能知道的是，莫安仁对于张家山周边的地形进行了测量，包括吊儿嘴。据此，敦崇礼设计了一套引泾方案，提供给当时的陕西巡抚端方，提出“开吊儿嘴”，穿山凿洞引泾。
吊儿嘴是泾河出山口上游峡谷里的一座山包，明代泾阳知县袁化中有《开吊儿嘴议》，主张打开吊儿嘴引泾：“倘开此嘴，而可另达一渠，则劳一时，利万世，岂不继郑国流芳之美，共成不朽？”敦崇礼的方案具体内容如何，资料无存，尚不可知。
“开吊儿嘴”方案，在当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以工程量而论，敦崇礼手中掌握的有限的赈灾余款只能是杯水车薪，再加上清末陕西政府处大灾之年，力量实在有限。况且1900年慈禧西狩至西安，也耗费陕西省不少的财力，不久之后就是庚子赔款犹如大山一样压在所有中国人的头上，陕西也自然也难以幸免。故而《宣统重修泾阳县志》才说提议无果。
还有一个原因是其时义和团运动气势汹汹，追杀洋人乃义和团的首要目标，运动波及陕西，情势对在陕西的西方人士越来越险恶。端方劝敦崇礼尽快离陕。敦崇礼等听从劝告，离开陕西。清朝最后一次引泾工程计议，旗帜未张，便偃旗息鼓。
第二次修渠方案，由三原人党自新提出。
党自新是陕西辛亥第一批革命党人，保定陆军学堂毕业。1910年时为陕西陆军混成协（即陕西新军）炮营中队队官，与张钫、钱定三、彭仲翔等人密谋组织军事研究社（武学社），又与井勿幕、钱定三等三十余人于大雁塔“歃血为盟”，从事反清活动。武昌起义后，1911年10月22日，即以新军为基础发动起义，抢军械攻打西安清军。革命胜利后任秦陇复汉军军政府军政司司长，嗣改军政司为军政部，任部长。陆建章督陕，去职后复参与护国之役。事定，当局命为陕北镇守使，辞不就。
党自新执军政司一职，又含经济与民生的范围，为恢复经济，注意力必将关注龙洞渠。龙洞渠日见淤废，三原本为主要灌区，党自新自是想有一番作为。《泾献文存》记载有泾阳桥底人、号泾上耕夫的教育家杨蕙《复郭希仁书》，内言：“无已则惟有开吊儿嘴。俗语相传，打开吊儿嘴，灶房旮旯都是水。吊儿嘴者，老龙王庙后一山角也，开洞北向，不及里许。彼处河身自高，夏日大涨仍不免有冲崩之患。石堤一崩，修费即需万千，且有数月乏水之虞。如欲一劳永逸，则须如前年党自新使人测量定议于张家山前凿洞，由张家沟引水至赵家桥入渠，似可永无冲崩之患。闻当时估工大约在十五万金上下，若无此钜（巨）费，则舍吊儿嘴别无良法。”
党自新于1913年委派陕西省陆军测量队对张家山进行勘察，之后提出在张家山前凿洞，引水出张家沟，再至赵家桥。这个方案还是利用龙洞诸泉之水源，避免危险河堤，工程造价约银十五万两。但军阀混战的社会局面使党自新的方案无果而终。
党自新的方案，专业水利史志均未记载，可能因为他的非专业技术人员之故，唯陕西省档案馆保留有约在1913年陕西省陆军测量队对张家山曾有测量活动的档案。
一条泽沃关中渭北的引泾大渠，在两千多年间，历经沧桑，累废累兴，却经久流淌。在这一过程中，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殚精竭虑，积累智慧，创造了秦人治水的伟大奇迹。历代引泾工程，也涌现出许多能工巧匠、先进技术和重要发明，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进入到工业文明社会，西方现代科技引入中国并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作用，对于引泾工程来说，传统的经验已显得落后，必须寻求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指导。
首先是关于地质和水文的勘查。
敦崇礼和党自新两次所提的方案，与古人不同的是，首先开始重视利用西方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工程勘测。古人穿凿泾渠，可利用的无非是准、绳、规、矩等传统工具，再加上肉眼对地质和水量的观察。而现代勘测则要求对水利建设场地及有关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和研究，要查明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地质条件并做出评价，预测可能出现的工程地质问题，为规划和施工提供必要的地质资料。工程地质勘查是水利建设的基础工作，直接关系到工程的运行安全、建设周期和工程造价。水文资料也是至关重要的条件，流量、降水、蒸发，都必须详尽掌握。敦崇礼和党自新已经开始尝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但仅是初步利用。直到一位被誉为“陕西近代水利的奠基人”“中国现代水利先驱”的水利专家开始主持引泾工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引泾工程，才翻开新的一页。
他便是李仪祉。
这是第三次提出修渠方案，举动比前两次大得多。
这次水利勘测工作，开始于1919年。当时陕西省水利分局局长郭希仁希图恢复郑白渠旧观，曾派人草测泾河谷口，画出1/25000地形图，提出了初步的工程设想，并送到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征求李仪祉意见。李仪祉复函认为地形图比例尺太小，基本资料不全，不宜草率从事。李仪祉提出仲山凿洞修坝引水方案，内容包括土石方量估算、仪器购置、勘测设计费、工程技术人员工资及灌区受益后归还贷款问题等，具体意见共计十三条。
其时正是陕西靖国军主政渭北十四个县之际，引泾灌区在靖国军管辖范围之内，靖国军的态度直接关乎工程实施。
▲陕西靖国军司令于右任
▲晚年于右任
靖国军组建于1917年。1917年5月和9月，陕籍国民党人士焦冰受命由穗回陕组织护法军，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展反对段祺瑞和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斗争。委任驻扎白水的陈树藩部骑兵团团长高峻为陕西护法军总司令，委任西安陈部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为陕西靖国军招讨使。同年12月，高、耿分别在白水和西安发动起义，国民党人士郭坚由凤翔东进增援，与耿直会合于鄠县（今西安市鄠邑区）。郭、耿在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召集将校开会，决议发布护法讨陈檄文，宣告成立陕西靖国军。1918年，胡景翼部张义安在三原起义，胡景翼、曹世英应邀由富平、耀县（今耀州区）进至三原增援，经商议达成共组陕西靖国军协议，靖国军得到发展壮大。
但靖国军由于部队来源不一，号令不一，步调不齐，各自为政，群龙无首，为了有效地协调指挥，1918年7月，胡景翼、曹世英等派代表赴沪请于右任回陕。
于右任（1879—1964年），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辛亥革命元老、国民政府重臣。祖籍泾阳斗口于村。8月，于右任回到陕西，联商各路靖国军将领成立了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众人公推于右任为总司令，驻三原。司令部机关设军务处、军法处、军需处、军械处、外交处、财政处、教育处、粮台总办和帮办。
于右任在陕四年多，在领导靖国军与陕西军政府进行斗争的同时，也很重视地区的发展。在靖国军控制的地区实行减税，公共秩序得到一定的保证，并且推广教育，开办学校，介绍新思想。地方百姓的福祉，于右任念念在兹。他清楚水利对于渭北老百姓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性，重修泾渠也提到议事日程。据《陕西靖国军辖区内的财政和水利建设情况》记载：“于先生与在东南及北方诸旅居人士，共进惨迫之文辞，哀痛之声音，贯之亦不可知之。希望非至有所全活不止，卒获中外人士所组义赈会之救济周余，黎民乃有孑遗。陕西引泾灌溉工程，远溯郑、白渠工，近据开凿吊儿嘴之计划，军中曾做长时间之专门研究。水利工程专家李仪祉先生及教会西人莫安仁先生，曾做测勘。”
靖国军和陕西军政府是死对头，但在恢复引泾灌溉系统这个目标上，却无冲突。1919年，隶属陕西军政府的陕西水利分局的局长郭希仁，派人到泾河和龙洞渠进行考察和测量，这在靖国军管辖范围之内，靖国军并没有为难他们。同年，于右任委派高士霭、高又明、王五臣监修鸣玉泉，后因经费不足而终止。
1921年，引泾工程有了新的进展，全国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华洋义赈会，对引泾工程给予关注。
华洋义赈会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简称，创建人裴义理（JosephBailie），加拿大籍美国人，1860年出生于英国的爱尔兰。1890年受美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苏州传教和讲授英语。1899年任京师大学堂教习。1911年发起成立“中国义农会”，得到民国要人“竭力襄助”。1912年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任教授。1914年创办金陵大学农科，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始。他在南京紫金山开始大规模垦荒造林，奠定了紫金山良好植被的基础。1915年，又在中国倡导设立植树节。1935年逝世。
华洋义赈会的成立与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有直接关联。这次旱灾遍及华北五省三百一十七个县，受灾民众近两千万人，死亡五十万人。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怜悯之情。面对如此巨灾，当时的政府忙于战争竟无暇顾及，消极应对，民众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社会救助力量上。“政府既无望矣，吾不得不希望商民努力！”（杨端六《饥馑之根本救济法》）当成千上万的人在漫长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而又无望地沦为饿殍时，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代替政府的怠政、荒政。基于这种社会情势，民间各种义赈组织纷纷成立，但这些救助团体因灾临时成立，小而杂，多且散，分头行动，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机制，救灾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当时很多社会公益界人士深刻认识到建立协调型、整合型组织的必要性。1920年11月，由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牵头组织的各地义赈团体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嗣后宣告成立华洋义赈会。
裴义理创办华洋义赈会影响巨大，孙中山、黎元洪、张謇、刘冠雄、袁世凯、段祺瑞、赵秉钧、黄兴、蔡元培等社会各界名流纷纷为华洋义赈会书名。
1921年，华洋义赈会邀请全国水利局顾问方维因（H.Vander Veen）、咨询工程师吴南凯来到渭北进行现场勘测。方维因所待时间不长，吴南凯带领人员对吊儿嘴进行了考察，得出结论：对旧有龙洞渠系统进行修复，比在吊儿嘴修建新的主渠入口及隧洞再引水到平原的好处更大。北平华洋义赈总会提出改凿洞方案为修复旧渠的引水建议，对此，靖国军都给予了配合。
▲郭希仁画像
1921年，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总指挥胡景翼，接受渭北十一个县绅士们的建议，利用陕西义赈会给予的十万余元救灾余款，兴办引泾工程。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公推李仲三为会长，设渭北水利工程局于三原，名誉总董胡景翼，总董田玉洁，实际负责局务的是总办李仲三。陕西义赈会（不久后改为华洋义赈会陕西分会）设在西安，渭北工地则在靖国军控制范围之内，但慈善机构募集所得资金却能够顺利到位，看来陕西军政府在兴办水利问题上也没有为难靖国军。
双方另一个一致的目的是都想得到李仪祉。
李仪祉是留学德国归来的水利专家，又是本乡本土人。李仪祉和于右任早年是泾阳崇实书院的同窗，渭北水利工程局想聘请李仪祉担任总工程师；很早便与李仪祉交往颇深的陕西军政府的教育厅厅长兼水利分局局长郭希仁，则邀请李仪祉回陕替代他担任省水利分局局长。双方都需要李仪祉，李仪祉成为两方势力都想得到的人才。
李仪祉犹豫不定。于右任和郭希仁都是他关系匪浅的朋友，他担心在两位朋友之间难处关系，因而并未回陕就职，而是继续留在南京。
1922年春，直奉战争又起，刘镇华取代陈树藩督陕。5月，靖国军被刘镇华的镇嵩军击败，于右任率参佐人员入川至重庆赴沪，余部势力孤单，被刘镇华收编，至此，陕西靖国军瓦解。
同年秋，郭希仁因肺病卧床，更盼李仪祉回陕就任水利分局局长。
郭希仁，陕西临潼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考入陕西大学堂。受梁启超等影响，批评时政，次年四月被开除。同年秋中举，得陕西学政沈卫批准，免试入宏道高等学堂读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主讲于渭北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得渭南知县张育生资助赴日本考察。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军事、教育、工农业生产、交通及商业诸方面的成绩深为赞许，与陕西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亦有接触。回陕后曾筹划创办通俗报纸，以开发民智，鼓吹改良，但未获批准。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当晚，郭被请到起义指挥部主持内务。23日西安全城光复。他起草安民布告：“各省皆变，驱逐满人，上征天意，下顺民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三保外人。回汉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谕，其各放心。”（中华书局《中华民国的创立》）陕西军政府成立后，郭希仁被任命为军政府高等顾问和总务府参政处负责人，并参与同盟会陕西支部工作。因为他足智多谋，善于处理政事，被同人称为“郭丞相”。1913年1月离陕赴京，3月在北京入基督教。不久辞去国会参议院议员，与第二次留学德国的李仪祉同行考察欧洲，游历俄、德、法、荷、比、英、瑞等国。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郭希仁在华山下共学园聚徒讲学，一时有志之士从学者有三四十人。讲学者有刘蔼如、孙岳、续西峰、邓宝珊、史可轩等，共学园成了民党志士“策划讨袁之枢所”。陕西将军（1914年袁世凯下令将各省军政府督都改称将军）陆建章下令缉捕郭希仁，郭希仁于1916年春避居山西。陆建章在陕西垮台后，郭返陕任省禁烟局坐办，赴关中西部查禁鸦片，颇见成效。1917年秋，任陕西省水利分局局长兼林务专员。时值雨涝，泾河泛滥。郭希仁亲赴被洪水冲毁的龙洞渠查勘，并向省长陈树藩呈送了《复勘龙洞渠工及治标治本办法》。1918年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五四运动时期，郭希仁坚持尊孔读经。1920年8月孔子诞辰时，下令各校师生一律赴文庙朝拜。西安女师教务主任王授金拒绝朝拜，并在学校召开大会，批评孔子思想。郭希仁下令追查，后又以“违反定章”为由，把王授金免职，遭到进步师生的强烈谴责，但他仍声言要把提倡新思潮者“根本推翻”。1921年6月，郭希仁辞去教育厅厅长职务。尽管他的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相抵触，但却为官廉洁，辞教育厅厅长职后以余薪三千余元捐赠孔教会、芸阁学社、咸林中学等。任水利分局局长时，也曾捐薪为局里购置测量仪器。
李仪祉成为水利专家，与郭希仁有很大关系。李仪祉小郭希仁一岁，但郭希仁成为陕西政界名流时，李仪祉还只是一个未完成学业的学子。1913年两人同行考察欧洲，目睹欧洲许多国家水利之修明，郭希仁力劝原打算在德国就读铁路土木工程的李仪祉改学水利：“与其学他艺，不如学水利，吾乡之郑白渠，废弛久矣，曷弗于吾辈手俾复之？……我国江河失治，旱潦频见，陕西犹苦旱荒，观德、荷诸国，水政修明，君宜注力于此，回国后，大能继禹功，小之可追郑白迹，不逾于其他事业也。”（李协《泾惠渠之首功郭希仁》）李仪祉甚为赞同，说：“谨受教不敢忘。”遂入但泽工科大学专攻水利。郭希仁回国后又多次致函李仪祉谆嘱：“引泾之利，既享于前，何遂不能复获于今？吾二人合谋为之。君求学于外，我致力于内，必可得遂。”
辞去教育厅厅长的郭希仁疾病缠身。1923年春，他再次呼唤李仪祉回陕。获悉郭希仁病重，李仪祉不敢延宕，匆匆赶回。郭希仁已不能言，以笔书之：“余以支离之身，勉守此以相待也，望勉成大业，余无恨矣！”
李仪祉泪眼蒙眬，抓住郭希仁的手，说：“所托不敢忘，定当实现兄之郑白之愿。”
1923年5月21日，郭希仁病逝于西安，享年四十三岁。李仪祉就任陕西水利分局局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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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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