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剧本著作权人的名义，点赞《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2243期）

修法的目的和依据是什么？我认为应该依据著作权法在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实践成果和经验，提升打击侵权盗版的惩罚力度，提高保护原创权利和激励创新的水准，而不是削减和限制原创著作权人的权益。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电影《建国大业》、《辛亥革命》、《黄克功案件》、《邓小平小道》、《离开雷锋的日子》等编剧王兴东，代表编剧行业会员，双手点赞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

 

 王兴东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九届副主席

   

我眼见着修改权、摄制权、放映权、汇编权在修法中从现行著作权法中被取消了，法定的十七项权利缩减成十三项。

我眼见着送审稿第五条保护“文字作品”中，有小说、诗词、散文、论文等，唯独没有剧本。

我眼见着现行著作权法中第十五条有关电影的著作权，修改成'视听作品'的第十九条，增加了“制片者使用小说、音乐和戏剧等已有作品制作视听作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却排斥了制作视听作品赖以生存的“剧本”许可权；甚至对剧本单独行使权利也附加了限制，将现行法中作者署名权序列，修改成“导演、编剧”，将导演改成第一作者。

修法的目的和依据是什么？我认为应该依据著作权法在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实践成果和经验，提升打击侵权盗版的惩罚力度，提高保护原创权利和激励创新的水准，而不是削减和限制原创著作权人的权益。于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以影视剧本著作权人的名义，同有关修法小组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论争，提出6条意见：不能取消修改权、不能取消摄制权、视听作品不能没有剧本的许可权、不能颠倒编导的作者关系、不能限制剧本独立使用权、剧本应该纳入文字作品。

终于，我眼见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公布于世，法条清朗，被修改稿取消的修改权、放映权、摄制权、汇编权4项权利，重归法体，现行法中的十七项权利依然把握在作者手中。

我眼见到“电影作品”改成“视听作品”，其著作权由“组织制作并承担责任的作品制作者享有”外，其他条款保留现行法原封不动，一字不改。修改稿修改的“导编”关系回归“编导”原位，我们提出的“六点意见”在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全部得以修正。

历时八年！其间我作为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多次提案，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以编剧社团的名义，坚持不懈向国家版权局、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我们对修法的意见和主张。我从2012年5月国家版权局修法小组在北京电影学院座谈开始，一稿二稿直到第三稿，送审稿，修改稿，大大小小各种座谈会研讨会，一路走来，始终坚持修法必须保护原创权利为准绳，改错了必须改回来。著作权法修正草案在保留现行法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调整修订，肯定了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创新主体激发创造动力的实践成果，融合了我国著作权法与世界版权公约相互接轨的原则，吸纳人民群众的建议和体现了人民的意志。

修正了取消“修改权”与“摄制权”的错误

现行著作权法中清晰地界定了“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这是两种不同的权利。然而，在修改稿中“修改权”被取消，合并在“保护作品完整权”中，显然是消隐了作者一项保护作品的人身权利，已经被熟用了近三十年的“修改权”，为何要塞进“保护作品完整权”里？正像常用的剪刀不能放入保险箱内一样，以合并权利而修法，其危害是削减了著作权人的主控权利，取消修改权不利于限制对原作品的篡改和歪曲行为。

当下影视剧本侵害编剧著作权人的修改权已经泛滥成灾，造成中国电影的文学品味急剧下降，在未经编剧授权情况下，导演改，制片人改，演员也改，雇佣枪手随意胡改，改得面目全非。《剧本修改谁说了算》竟然成为某省的高考试题，足可见侵犯作者修改权已积恶成习。我们编剧的《建国大业》影片，未经编剧授权，导演捏造一个解放军连长攻打到北平城下，把北平城当作地主大院，用手榴弹炸不开，要求火力增援，葛优饰演的团长亲临城下：“报告司令员，突击团已打到北平城下。”众所周知，北平是和平解放的，距城五公里围而不打，如此篡改平津战役的史实，且诬蔑解放军连长用手榴弹破坏京城古建，这是经过国家重大革命题材领导小组审查通过的剧本，都敢随意瞎改胡编，戏弄史实。如果取消作者的“修改权”，等于作者手里的剪刀旁落他人，其作品会被肢解的体无完肤。剧本著作权人是原创者，理当捍卫现行法赋予的“修改权”。

“修正案”充分尊重了现行法的“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在适用范畴、创作与保护的权利主张方面有诸多不同，是著作权人的两项永生保护的人身权，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成为著作权人熟练使用的权利。修正案否定了修改稿取消“修改权”的方案，“修改权”和“发表权，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四把“人身权杖”，一个不少地守护着著作权人。

摄制权是影视剧本“最贴身”的权利。我所编剧的《建国大业》、《辛亥革命》、《黄克功案件》、《邓小平小道》、《离开雷锋的日子》剧本，授权制片方许可使用的是“摄制权”。然而，修改稿把摄制权取消，并入了改编权。

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著作权人已经熟用了摄制权和改编权，比如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判决“琼瑶诉于正案”中，于正未经琼瑶授权将《梅花烙》改成《宫锁连城》电视剧本，侵犯了琼瑶著作权人的改编权，而其他4家影视公司未经琼瑶许可即摄制为电视剧播放，构成对琼瑶所享有的摄制权的侵害。经典案例准确诠释了“改编权”和“摄制权”的实际应用。摄制权被取消，有悖时代的发展需要。如果剧本授权选择的权种，只有被迫选择授予改编权，将会带来极大的歧义，使用者可以随意“改编”其原作的内容、结构和主题，引起更多的权利纠纷。

修正案纠正了修改稿中取消“摄制权”的错误。顺应科技发展和视频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以画面摄制手段而产生的新作品越来越广泛地被使用，构成了画面的帝国时代。不仅电影、电视、网络视频，其它任何用摄像表达的各种形式的演讲演出，广告展览，文物景观等等都涉及到“摄制权”的问题。“修正案”充分尊重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保留了摄制权，具有严谨性。

剔除影视法条中增加的三项条款

修改稿第十九条第一款增加了：“制片者使用小说、音乐和戏剧等已有作品制作视听作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而将使用“剧本”许可权排除掉。当下，国内影视产品的备案程序，必须要有编剧对“剧本”使用许可授权书，国家才能给制片者立项。对此，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多次提出意见，并于去年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意见。最终，修正案删除了修改稿增加的条款。

现行著作权法第十五条关于作者署名排序清晰，编剧位于导演之前，这在电影字幕清晰可辨，比如《祝福》电影署名原著鲁迅、编剧夏衍、导演桑弧。新中国电影发展至今，一直遵守着著作权先后的影视生产逻辑和规则，作家和编剧因为是原创和首创，故为现行法定在导演之前。但修改稿第十九条改成：“电影、电视剧等视听作品的作者包括导演、编剧以及专门为视听作品创作的音乐作品的作者等。”把导演排在编剧之前，将导演规定为第一作者，这有悖于影视产业的常识，即使当前出现“编导合一”的电影作者，也是先写剧本做编剧，然后再执导剧本。

编剧是影视作品剧本的著作权人，制片者得到剧本许可使用，延请导演、演员及其他制作团队依据剧本题材内容进行制作生产，最终演绎完成影视作品的版权。现行法的所有规定没有任何法理的错误，为什么修法要把编剧推到导演之后呢？这与当前中国影视界的近视症息息有关，只看到影片而重导演，崇明星，看不到编剧艰辛地分娩剧本版权的过程。

从现行法和修正案的第十五条影视作品条款，确认三个单独著作权人：1、影片的版权归制作者；2、剧本版权归编剧；3、影片音乐版权归作曲者。导演是重要作者，但没有单独的版权。前年，我曾率领中国电影家协会代表团访问美国洛杉矶，访问了美国的演员工会，编剧工会，电影导演工会，就著作权问题进行了交流。电影的著作权归制片人所有，这一点中美著作权是一致的。除了导演兼任制片人投资者外，导演本职是受制片者雇用，没有版权的，影片拍摄完成后导演只有十天的剪辑权，就算结束了导演合同，最后决定影片内容的是制片人。

鉴于导演不拥有影片的版权，整个电影署名为“导演作品”，有悖我国的现行法。修正案不支持把导演作为第一作者，是尊重创作生产的规律。导演要依靠摄影、演员、美术等多位作者协助完成编剧的剧本的二度创作，没有法理证明其能超越剧本著作权人编剧的首创地位。我们欣喜地看到修正案中纠正了导演“越位”，重新回归到现行法。

现行法明确规定影片中“剧本、音乐”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修改稿却要附上一条“但不得妨碍视听作品的正常使用”。《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十四条之二第⒊款的规定，“为电影作品创作的剧本、台词和音乐作品的作者”有权对制片者使用作品进行许可限制，而不是制片者来限制独立使用剧本和作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