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
一郑钦安学术思想总结
以上我们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探讨，归纳一下，可以对火神派的学术思想概括如下：
1．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是其最基本的学术观点。
2．重视阳气，强调扶阳是其理论核心；临床擅用附子，对姜附等药物的应用独树一帜。
3．对阴证的认识十分全面，对阴火的辨识尤其深刻，独具只眼，此为其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同时提出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的纲领。
这些学术观点前后呼应，一以贯之，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即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要内涵。当然，这是郑钦安最主要的学术观点，但其学术思想绝不局限于这一方面，还有其他的贡献，如同朱丹溪虽以滋阴降火著称，但对气、血、痰、郁等杂病亦多经验，叶天士独创卫气营血的温病辨治体系，但对内伤杂病亦多研究。本书着重介绍所选医家的火神派学术思想，对其他方面的经验不作过多探讨，绝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其他方面的经验，事实上，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值得学习。
归纳一下，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还有下面若干：
1．强调辨证，反对拘执
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极力倡导辨证论治这一中医最根本的原则，这一点显现得十分鲜明，如强调“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医法圆通卷一》)。他最反对不思经旨，不辨阴阳，拘执套方套药的市医积习。他在每一个病症的探讨之后，几乎都要批评这种积习，已成著述惯例。例如“查近市习，一见头痛，不按阴阳，专主祛风，所用无非川芎、白芷、荆芥、防风、蔓荆……夫此等药品，皆轻清之品，用以祛三阳表分之风，则效如桴鼓；用以治三阴上逆外越之证，则为害最烈，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一》)。又如“近来市习，一见痢证，以黄芩芍药汤与通套痢疾诸方治之，究其意见，无非清热导滞、调气行血而已，不知气血之不调，各有所因。知其所因而治之，方是良相；不知其所因而治之，皆是庸手"(《医法圆通卷二》)。后一句堪称医家缄言。
2．崇尚伤寒，熟谙六经
郑钦安崇尚仲景，毕生钻研伤寒，熟谙六经，善用经方，将六经提纲演绎为“六经定法贯解"，著有《伤寒恒论》，被誉为近代著名的伤寒大家，他对伤寒研究之深之精，无需多论。
3．对阴虚证亦有造诣
郑钦安“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既详于阳虚证的辨识治疗，同时对阴虚证的研究亦有很高的造诣，他主张“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从其三部著述来看，并非只讲阳虚，善用四逆、理中等方；亦详论阴虚，精于承气、白虎诸方。所用药品，既有辛热的干姜、桂枝、附片；亦用寒凉的生地、黄连、石膏，称“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卷二》)。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施法并不偏颇。因其所论阴虚并非火神派的学术重点，不属本书研究的视野，故而不多论及。
郑钦安在阴阳大略上并不偏颇，但在临床小节上难免有失偏激，如论胀满症的辨治，无论气胀、血胀、水胀、蛊毒，终归实证偏多，这应该是常识，但此老统以“一元伤损"论之，治疗当然“宜扶一元之真火"，倡用术附汤、姜附汤等，这就难免有犯“实实之戒”。又如淋证，一般公认“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诸病源候论》)。郑氏治此症，“尝以滋肾丸倍桂，多效。又尝以白通汤，专交心肾，亦多效。又尝以大剂回阳饮加细辛、吴萸、安桂多效。”笼统的将功能迥异的滋肾丸与白通汤、回阳饮并列取用，总让人觉得有些反差太大，而且用白通汤、回阳饮之辛温大剂治疗淋证，终归令人难以接受。郑氏自己在此方后就曾说过，“勿执予法为一定，恐未必尽善。”倒也不失谦谦之风。另外，郑钦安认为人参功专补阴，视杜仲、巴戟天、肉苁蓉等药“功专滋水”，亦未免有偏。当然这些均属瑕疵小节，并不能掩盖火神派学术思想的主流的光辉。其他如在论治癫狂、求嗣等时，似乎参杂有极少部分的“善功忏悔”、善恶报应等迷信色彩，更是不必苛求古人的。
其实，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最大的缺憾也许是没有留下专门的医案集(这一点令人十分不解)，让我们无法领略其用药风范，散见于著作中的几个案例虽然弥足珍贵，究竟不敷研习。事实上，火神派诸家在理论上推崇扶阳是相当一致的，但在用药上则风格各异，显示出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但这不仅需要学习其理论，更重要的是探讨其临床实践，而这一点非医案莫属，对于火神派的传承而言，此老为我们留下一桩憾事。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火神派何以自成一派?按说，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论述，火神派完全符合医学流派的三条判定标准，其自成一派当无疑义，在此，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认为还有引申的必要。
大家知道，所有的火神派医家均以《伤寒论》为宗，多有研究《伤寒论》的专著，善以经方应世治病，学者因此多以伤寒派目之，如任应秋先生称郑钦安为与恽铁樵、曹颖甫等齐名的近代著名伤寒大家，已故著名医家程门雪先生对祝味菊、徐小圃、刘民叔三家的药方常加研究，对三家之善用附子，亦“认为是仲景一脉的后劲”。甚至火神派医家也多以伤寒派自命，如唐步祺先生称郑钦安为“清末著名伤寒学家"，而未称其为“火神派"医家，范中林先生为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伤寒派的色彩不言而喻。这些确实都表明火神派医家传承了伤寒派的衣钵，称之为伤寒派确有根据，这一点，笔者没有异议。
另外，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与温补派风格似乎接近，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似乎也不无道理，如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宋兴教授在文章中称郑钦安为“温补专家"。仔细品味，“温补专家”这一概念显露了作者的犹豫，既然是崇尚温补，直接称其为“温补派"罢了，何必加个“专家"字眼呢?似乎心有不甘，大概是因为郑氏学说与温补派虽然有共通之处，但究竟还有不同，因此，含糊地定了一个“温补专家"的名衔。
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到底和伤寒派、温补派有无不同?有什么自己的学术特色，以致可以自成一派。学术特色是一个医学流派的生命，如果没有超出于伤寒派、温补派的学术思想，那它终归未能脱出伤寒派、温补派，自然也就不称其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这是必须正视，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由于我们已经对郑钦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因此可以将其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二、火神派与伤寒派的对比
毫无疑问，郑钦安服膺仲景学说，遵循六经法度，与伤寒派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分析其学术思想，与伤寒派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既有继承，又有开拓，富于独创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学派。对比一下，其主要区别在于：
(一)仲景以六经为纲，郑钦安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仲景以六经为辨证纲领，郑钦安以阴阳两纲，判分万病。他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认为“六经还是一经"，“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六经到阴阳两纲，这显然是一个发展。“历代以来，著作者数十余家，皆含糊不清，并未将阴阳底蕴明明指出，一味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论。铺张满纸，究竟人身立极一兀妙义，二气消长机关，全未说透。宗旨不明，源头不澈，故知斯道之精者寡矣"(《医理真传卷三》)。自《内经》提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以来，许多医家也奢谈阴阳为纲，但真正贯彻于临床，“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无出钦安之右者。为了判分阴阳两纲，郑氏总结了阴阳辨诀，进一步点化为“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两证的纲领，简明扼要而颇切实用，可谓前无古人。“民间中医网”的三七生先生评价说：“不读张仲景，辨证无要领；不读郑钦安，阴阳不过关。"对其“阴阳辨诀’’给予很高评价。
(二)郑氏对三阴证的研究更全面，对阴火的认识更深刻，富有创见
一般研究《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然而“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郑氏补其不逮，专以阴证设论，对阴证作了全面的阐发，强调指出三阴上逆外越的变证与假象，对阴火之证的认识、论述尤为深刻，富于开拓性，这是郑氏学说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可以说，郑氏丰富、深化了对三阴症的认识，进而扩展了附子、四逆汤等温热药的运用范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可以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发展。
(三)在附子运用方面，郑氏风格独特，超出仲景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特色就是擅用附子，主要表现在对附子的早用、广用、重用等方面，这是对仲景学说的推进和发展，也可以说是火神派与伤寒派的最大区别。
仲景扶阳，病至少阴时方用四逆辈，郑钦安则一见阳虚症即投姜附，提倡早用。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他说：“细思此方(四逆汤)，既能回阳，则凡世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虚阳欲脱之两目忽肿，头痛欲裂等症)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
仲景四逆汤主要用于回阳救逆，故在论治内伤杂病的《金匮要略》中罕用四逆汤，郑钦安则频频用于内伤“久病"之证，扩大了该方的应用范围，强调“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他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可以说，凡见阳虚，方方不离干姜附子，难怪称之为“姜附先生"了。
仲景扶阳用附子最大量是大附子一枚，温经止痛最大量是附子3枚，折合今天约为七八十克。而郑钦安、火神派诸家经常大量投用，多至一百至数百克，远远超过仲景，确实惊世骇俗，独步医林，唐步祺先生说郑钦安用四逆汤，“直可说前无古人"，言之有据。
从以上可以看出，郑钦安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伤寒派，但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所发展，有些经验超出仲景，可以说源于伤寒，又脱出于伤寒，独树一帜，建立了火神派，当然这丝毫无损于仲景的医圣地位，而对伤寒学说的发展只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
三、火神派与温补派的对比
明代薛己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和治疗，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善用甘温之品，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学术体系。其后，张景岳继承其学说，进而提出阳重于阴的观点，为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称为温补学派。
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不可否认，郑钦安确实吸纳了温补派的一些学术思想，但其又不同于温补派，只要对照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这一点并不难以区分。现在，我们将郑钦安与温补派代表人物张景岳的主要学术思想作一大致对比，研究两者的异同，进而得出结论。
(一)二者均注重阳气
郑钦安与张景岳都是四川人，均以《易经》、《内经》为宗，通晓阴阳之说，这使二人具有共同的学术根基。在阴阳互根、水火常变等阴阳一体观方面的认识大致相同。尤其张景岳重视阳气的“宝阳论”，郑氏十分认同并予接受。
例如，景岳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郑钦安则谓：“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景岳说：“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郑钦安则谓：“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这方面二者的观点言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举出很多例证，看得出郑氏的重视阳气的思想确实与张氏如出一辙。郑钦安多次称：经云“气不足便是寒"，但众所周知，此语乃景岳所言，而非《内经》之词，从中可以看出郑氏对景岳某些观点是多么认同。从这一点上说，火神派与温补派确实有着共同的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
此外，在对阴证的病因病机与证候特点的认识上，两人都有相当见地，也有很多相近之处，这也是张、郑学术思想中很重要的共通之处。景岳说：“寒之为病，有寒邪犯于肌表者，有生冷伤于脾胃者，有阴寒中于脏腑者，此皆外来之寒，去所从来，则其治也，是皆人所易知者。至于本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向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日：气有余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人之气有余者，能十中之几?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阳衰之病无所不致。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治难。矧庸医多有不知，每以假热为真火，因复毙于无形无热者。又不知其几许也。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对阴寒之证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他还进一步指出：“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则仅见耳"(《景岳全书·新方八略》)。确是阅历有得之谈。而郑钦安学术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对阴证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与虚阳外越)与阳虚欲脱所产生的种种假热之症，他称之为“阴火”者，能够辨伪存真，识破假象，较之景岳更深刻、更详明，作者曾经系统论述(见“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读者参阅后即可明辨。郑氏曾经申明： “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与景岳所言之“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则仅见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张景岳同时重视真阴
在重视阳气的同时，张氏亦强调真阴的重要性，事实上可以说他是阴阳并重的二元论者。对于外感、内伤各种病症，凡见虚损，先重补阴，他说：“夫病变非一，何独重阴?"讲了一番重视真阴的大道理。他甚至说：“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曰真阴之病’’(《类经附翼·真阴论》)。他提出的“治形论’’无非亦是强调真阴的重要性：“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景岳全书·治形论》)。对虚损病人他强调以填补精血、真阴，治疗形体为主。故他最擅用的药物首推熟地，“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以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因其善用熟地，以致人誉“张熟地"。
郑钦安不同，虽然亦讲阴阳并重，但他更强调阳气的重要性，扶阳重于养阴，“总而言之，元阳为本，诸阴阳为标。能知诸阴阳皆为元阳所化，元阳变而为诸阴阳。”这与景岳所言“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日真阴之病"，确实有偏重阴、阳之分。对虚损之证，郑氏与景岳更是针锋相对，主张必以扶阳为先：“虚劳之人，总缘亏损先天坎中一点真阳耳……惟有甘温固元一法，实治虚劳灵丹。昧者多作气血双补，有云大剂滋阴……不一而足，是皆杀人转瞬者也" (《医法圆通卷二》)。“要知虚损之人，多属气虚，所现证形多有近似阴虚，其实非阴虚也。予尝见虚损之人，每每少气懒言，身重嗜卧，潮热而不渴，饮食减少，起居动静一切无神，明明阳虚，并未见一分火旺阴虚的面目"(《医法圆通卷三》)。笔者体会，郑钦安所论更切近临床实际。
郑氏倡用辛热扶阳，但亦不忘阴阳互根之理，他指出：“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与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互济，而体健身轻矣。"郑氏所谓滋阴敛阳之法，与景岳阴中求阳之法，虽同从阴阳互根之理，然其思路、投药之法并不相同。景岳是融滋阴与温阳于一方；郑氏则待真阳已复之后，继用滋阴之品以敛阳气，因而用药有先后次第，自成一家。
(三)用药有甘温、辛热之别
张景岳曾以人参、熟地、附子、大黄为药中之四维，推人参、熟地为良相，附子、大黄为良将，颇有见地。但其用药，则多重相而轻将，用药偏于甘温，擅用熟地、人参，人誉“张熟地"；郑氏则善于用将，用药偏于辛热，常用附子、干姜，推崇四逆汤，人誉“郑火神”、 “姜附先生”，二者各有千秋，这也是二者之间的最大不同。
景岳温补讲究阴阳相济，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而且景岳认为：“附子性悍，独任为难，必得大甘之品，如人参、熟地、炙甘草之类，皆足以制其刚而济其勇，以补倍之，无往不利矣。”所以景岳温补均是助阳药与补阴药并投，凡用附子必伍以熟地，观其补阳代表方剂右归饮、丸等俱是如此。可以说，景岳所谓温补是阴阳并补，甘温同施。
郑氏扶阳更专注于附子，推崇“热不过附子"，“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医理真传二》)。临床之际广用附子，重用附子，多以附子、四逆辈为主药主方，纯用辛热，极少参杂甘味滋阴之品，讲究单刀直入，与张景岳等阴阳并补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 “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不仅如此，他还对景岳直接提出批评，说：“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法圆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故他用附子
一般绝不与熟地等甘阴之味相伍，后世如吴佩衡、范中林诸先生均持此观点，读者参阅下章即知。
郑氏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大补元煎(景岳方)视为扶阳必用之方： “二方概以熟地为君以补阴，枣皮(山萸)以滋阴，丹皮以泻火，用桂、附仅十中二三。试问：既曰命门无火，理宜专用桂、附以补火，何得用地、枣以滋阴，丹皮以泻火乎?此皆景岳不读仲景之书，而未明阴阳之道也"(《医法圆通卷二》)。这些议论，可谓别开生面，发前人所未发，但此话确实言之有据，合乎情理。只是郑钦安在这里似乎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景岳的大补元煎中并无桂、附二药，也算一点瑕疵。
在用药上，张景岳补阳不忘补阴，桂附与熟地、人参多讲同用，视人参为补阳要药，大概方方不离熟地；郑氏扶阳则专用姜附，单刀直入，大忌阴药，视人参为补阴药，如果“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几乎方方不离附子，善后倡导一剂补阴，讲究先后次第，二者用药风格迥然有别，均不失为开一代医风的领军人物。诚然，张景岳的影响要胜过郑钦安，毕竟张景岳是一位功力深厚、著作宏富，雄视医林四百余年的名医大家。
大致可说，在应用附子等辛热药物治疗阴证时，是否夹用熟地等滋阴之品，是温补派与火神派的一个重要区别。试观火神派医家的案例，与温补派医家的用药确实截然有别，风格十分鲜明，明眼人很．容易区分开来。敬云樵在评点时强调，郑氏所谓“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芪、术，学者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二》)。可谓一语中的。
概括一下，温补派讲究温而兼补，系温兼滋补，阴阳并济；火神派温补则强调辛热扶阳，单刀直入，不夹阴药。温补派讲究脾。肾并重，火神派则更强调补肾为主，元气为本。从这一点上说，相对温补派而言，火神派可称之为“扶阳派"，不过我们还是按传统说法称之为“火神派”。
回顾医史，医学流派产生的常见形式，就是医学流派内部的衍变和发展，从而形成新的学派。可以说每个医学流派都是在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和各家学说继承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和方法，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从而形成新的医学流派。各个学派之间的互相影响渗透，对新的医家学说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张子和为代表的攻邪派和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派就都是从河间学派分化出来的。张子和私淑河间之学，《金史·本传》称他“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而创攻下派；朱丹溪师承河间学派，其师罗知悌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又旁参东垣、子和之学，而创滋阴学派。任应秋先生看出这一点：“传刘完素之学的，有两大医家，一为张从正，一为朱震亨。"然而，张、朱之学并未因传河间之学而影响其自成一派。是否独立成派，关键在于对其所学是否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才是判断某家学说是否自成一派的关键，发展和创新才是医学流派的生命。可以说，河间学派为攻下派和滋阴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不能说这后两家就归属于河间学派，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样道理，明代薛己、张景岳是在继承易水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易水学派虽为其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丝毫不能掩盖温补学派作为独立学派的光辉。以此类推，火神派就是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理论中衍变和发展起来的，并赋予其学说以新的观点，从而自成一家，自立门户，成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传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