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上来说。
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后,罗马法为西方法制社会的确立作了奠基。在相当于中国明朝时期,西方律师的地位和作用近乎膨胀性地上升,并将中国人世世代代梦寐以求却世世代代遭受戏弄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理想上升到了“国王犯法,与民同罪”的境地。比如英国革命后的律师库克以证据确凿的叛国罪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创举,就是当时英国民主和法制发展程度的见证;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克伦威尔能够与王室对抗并取得胜利,同样反映的是英国人当时的法制和民主意识。而此时的中国,皇权神圣、重农抑商,君权神授观念雷打不动。与英国革命同期的明末农民起义中皇帝吊死,李自成宁可弃命,不忘龙椅上过把瘾才死。咬住皇权不放松的中国人,与英国以法律的名义把国王送上断头台,两种选择,印证着两种社会制度背后巨大的差异。
从经济上说。
从文化上说,古希腊在数学、民主思想、天文学、法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罗马的制度和法学发展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峰,共同成为近代欧美国家在这方面的奠基。即便在西欧的黑暗中世纪,大学教育也取得了比中国封建盛世下高得多的成就。仅举几个此时建立的当今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便可窥出一斑:1096年牛津大学建立;1209年牛津学生造反,部分师生分离出去建立剑桥大学;1386年德国建立海德堡大学;1425年比利时建立鲁汶大学;1575年荷兰建立莱顿大学;1087年意大利建立波伦亚大学;1472年德国建立慕尼黑大学。
1365奥地利建立维也纳大学;1479年丹麦建立哥本哈根大学;1218年西班牙建立萨拉曼卡大学。教育被视作生命的思想被广为接受,英国清教徒逃难到美洲后捐出书籍积蓄,于1636年在美国建立哈佛大学。由此便不难理解,当文艺复兴时期西欧资产阶级搬出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的名言“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原因;也不难理解此时欧洲为何产生了一大批学术和艺术巨人,由文化巨变迎来了近代经济和政治巨变的新时代。
由此可见,早在明末清初以前,中国早就落后于西方。除非将民主、科学、法律等置于先进和发达之外。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