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发表文章，题目是：The energy transition will be expensive（能源转型成本高昂）。
1965年，英国在北海开采天然气，政府想利用这种新型燃料为建筑物供暖。但是，新发现的天然气与大多数锅炉设计使用的“城镇煤气”不同，后者由石油和煤制成。因此，国有燃气局开展了一项庞大的项目：将1300万栋建筑改造使用这种新的供暖技术。承包商招募很多工人来执行这项任务。当年一位家庭主妇抱怨道：“经过两周的培训，前公共汽车售票员、邮递员这样的人就可以走进来把炊具砸烂，这么做不太对劲吧！”
当时英国天然气公司董事长盛赞这个“煤气改气”项目于1977年竣工，认为这是英国和平时期最伟大的工程。然而，与英国和其他国家目前面临的挑战相比，当年的“煤气改气”工程算不了什么：现在的挑战是在不排放二氧化碳的情况下为所有家庭供暖。英国官员估计，为了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英国有2800-2900万所房屋需要翻修。20世纪60-70年代改造建筑的成本约为年度GDP的1%。而现在，如果气候友好型空气源热泵是当今转型的主导技术，那么可能的成本将占2019年GDP的17%。
这还只是一个部门的转型。为了实现全球91%的国家已经承诺的净零目标，还需要进行许多其他改革。道路上需要无处不在的电动汽车充电点，以取代内燃机车的加油站。必须找到清洁而廉价地制造水泥或飞机的航行技术，或从这些行业捕获碳排放的技术。最重要的是，供应给电网的电力必须是清洁的，电网必须升级，以应对未来所有需求都由电来满足时的更高负荷。
因此，这个转型项目规模巨大，成本高昂。绿色投资的倡导者常常将此视为一种优势：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将成为“绿色新政”的一部分，由廉价政府贷款提供资金，这将能够弥补经济中的不足，并提供超过利息成本的长期回报。2021夏天，拜登在美国通过了一项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写道，推动绿色投资可以“提振需求和就业，并帮助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复苏”。
时机决定一切
然而，通货膨胀现在已经表明，经济中的公共支出已经太多，而不是太少。随着中央银行踩刹车，债务利息成本正在上升，绿色财政刺激的经济效益已经消散。现在，更多的公共支出非但没有利用闲置资金，反而会取代私营部门的活动，进一步推高成本。绿色消费模式不再是绿色新政，拜登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主要是通过提高税收和加强税收支持低碳技术。
好消息是，由于三个主要原因，绿色投资仍然是负担得起的。首先，无论有没有能源转型，世界都在不断地更换锅炉、汽车和发电厂。用绿色替代品替代它们的增量支出比总成本要低得多。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为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必须将每年平均9.2%的GDP用于实物资产，但估计这仅比现有计划成本增加0.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能源署同样认为，未来10年所需的增量投资占累计经济产出的0.6-0.9%。
第二个原因是私营部门将承担大部分费用。例如，家庭通常购买自己的锅炉和汽车。而在发达国家，私营公司约占所有能源投资的90%。预计英国政府将支付大约四分之一的过渡总成本（尽管实际数字可能相差很大），到2050年，公共投资需求平均约为GDP的0.4%，这一数字足够小，英国政府可以在现有投资预算范围内计划满足这一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对2020年代公共部门投资需求的大多在累计GDP的0.05%至0.45%之间。
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碳价格的水平，高的碳价有利于投资向绿色的方向倾斜。不能为碳定价的代价是双重的：不仅迫使公共部门承担更多的投资负担，而且剥夺了政府的收入来源。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基翁（Philippe Aghion）及其合著者发现，化石燃料价格上涨10%，公司投资绿色技术的可能性增加10%。在燃油税较高的欧洲，提供电动汽车激励措施的国家数量正在下降，而电动车普及率在上升。碳定价的大棒将使补贴的胡萝卜变得不那么必要。
幸运的是，碳定价覆盖范围正在扩大。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有了定价，虽然大多数碳价格仍然过低。但碳价每上升一美元都使清洁能源投资对私营部门更有吸引力。
降低公共部门成本的最后一个因素是，绿色过渡不仅会缓解全球变暖，而且会提高效率。电动汽车带来了巨大的回报，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比内燃机需要更少的维护。电动车效率更高，运行成本更低。如果电池技术如预期的那样继续进步，电动车最终将比汽油车更便宜。便宜的交通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增加消费者的实际收入。
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好。技术进步虽然很难预测，但经济学家已经表明，企业的绿色创新是“路径依赖型”的：企业做得越多，未来可能做得越多。可再生能源的历史也表明，存在一条陡峭上升的学习曲线，这意味着随着生产量的增加，由于规模经济和边做边学，成本会迅速下降。
太阳能的能力
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太阳能成本暴跌，2010年代太阳能价格下跌了90%左右，多次超出预期。如果其他绿色技术遵循同样的成本大幅下降模式，世界可能会发现净零将最终有利于增长和公共财政。例如，氢燃料的重大突破可能意味着使用现有的燃气网络为许多家庭供暖，而不需安装热泵。
尽管脱碳的经济成本是可控的，但政治是困难的。时机决定一切，及早并逐步采取行动，可为各国提供更多的时间进行调整，使它们能够在不受太多干扰的情况下获得路径依赖型绿色投资的好处。拖延、更混乱的过渡代价更高。如果英国将脱碳的决定性行动推迟到2030年，转型的最终成本占GDP的比例可能提高近45个百分点。
此外，还有一个挑战，就是确保在世界各地都能实现低碳转型。现在，富裕国家加上中国的碳排放量约占每年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二。尽管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近五分之一，但非洲大陆仅占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排放量的3%。然而，到本世纪中叶，非洲人口将增长75%，并将比今天富裕得多。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计算，如果非洲人均排放量达到印度的水平（每年约2吨，而美国为16吨），那么该大陆的年排放量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到2050年，印度人口也将增长近20%，按照目前的趋势，其人均排放量将显著增长。
如果世界要在不影响数十亿人经济前景的情况下实现净零排放，发达国家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增长过程中实现脱碳。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富裕国家正式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以帮助它们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但这一承诺显然没有实现。
发达国家越早投资于绿色技术，降低其价格，其利益就越有可能惠及到发展中国家，使他们能够追求更绿色的增长。例如，低成本的太阳能的影响已经在印度显现出来，印度的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在未来十年内超过化石燃料发电越来越有可能。
世界需要更多这样的进展。欧洲的能源危机正在加速其能源转型。化石燃料价格高企在短期内会造成伤害，但其影响相当于碳税。根据游说团体SolarPower Europe的数据，2022年欧洲将安装39吉瓦的太阳能，比2021的记录增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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