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研究院一向是台湾各领域的top的机构。但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该院的社会学所所长谢国雄老师，已经25年没有发表过期刊论文了。他的上次自己发表（而非书评回应或邀稿），已经是1994年。
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了。
https://www.ios.sinica.edu.tw/fellow/gwoshyongshieh
期刊論文
| 【注：这篇是书评式论文】謝國雄，2019，〈經濟社會學觀點下的「台灣奇蹟」：現象、重新概念化與另類可能〉，《台灣社會學》，第37期，頁97-129。(SSCI) (Gwo-shyong Shieh, 2019, “The Taiwan Economic 'Mira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Sociology: Phenomena, Reconceputalization and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Taiwanese Sociology, No. 37, pp. 97-129) |
| 謝國雄，1994，〈勞動力是什麼樣的商品？計件制與台灣勞動者主體性之形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7卷，頁83-119。(TSSCI)(全文) |
| 謝國雄，1993，〈事頭、頭家與立業基之活化：台灣小型製造業單位創立及存活過程之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5卷，頁93-129。(TSSCI)(全文) |
| 謝國雄，1992，〈隱形工廠：台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3卷，頁137-190。(TSSCI)(全文) |
| 謝國雄，1991，〈網絡式勞動過程：台灣外銷工業中的外包制度〉，《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1卷，頁161-182。(全文) |
| 謝國雄，1989，〈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卷，頁11-54。(TSSCI)(全文) |
| 謝國雄，1989，〈外包制度：比較歷史的回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卷，頁29-69。(全文) |
谢老师当然不是什么都没干。当然也有一些学术评论式作品（评论别人专著，或回应别人评论），但不是original article。
面对各种评鉴制度，你要是不满，就身体力行，去对抗它。他拿出来，是自己的三四部专著：
謝國雄，2013，《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之實踐與逆轉》，共496頁，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All Walks of Life: When Workers of Kaohsiung City Encountered Commodity Fetishism)
(簡介、書評一、 書評二)
謝國雄，2003，《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共350頁頁，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簡介)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共366頁頁，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簡介)
Shieh, Gwo-Shyong, 1992, 'Boss' Island：The Subcontracting Network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Peter Lang..
且听谢老师自述：https://www.ios.sinica.edu.tw/fellow/gwoshyongshieh
資本主義在臺灣的發展是我研究的焦點，我分別從外包網絡、勞動體制與整體社會範疇來分析這個形塑臺灣社會的關鍵力量。
臺灣從1960年代以來的外銷導向工業化，產品種類不斷變化，產量大幅波動，這意味著快速、彈性而且平順地動員勞動力。'Boss' Island （1992）這本書指出了外包網絡擔當了這樣的工作。外包網絡中多樣的生產單位（發包者、代工廠、外包點、家庭代工）、不同單位間的「吸納吞吐」、單位內部彈性與快速的因應、以及創業機會所帶來的階級流動等，是臺灣外銷導向工業化的生產機制。這本書進一步指出這個體系的壓力之分配與承擔。
外包網絡的性質，由其生產關係而定。《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1997)處理了：被工資購買的勞動力，其內涵為何？是勞動的成果、勞動力的再生產、身體的修補、是集體的或個體的努力、或者其他？作為勞動力的「價格」，工資買斷了一切嗎？這本書指出了「純勞動」的運作。
「純勞動」最基本要素是「只要勞動的成果，其他的都不要」，其「原型」呈現在外包網絡中小頭家與小頭家間的交易，以及外包點的家庭代工身上。令人訝異的是：到了有雇傭關係成分的廠內計件，「純勞動」意識仍然存在，但新增了國家對假日、加班、資遣的規定，擺脫這些規定，成為「純勞動」的新內涵。在一般性爭議中，「純勞動」也清晰可見，特別是爭議的解決樣態上。在職災爭議上，則看到了「人肉市場」的運作。工會法的歷史發展，則呈現出了「純勞動」意識的另一個條件（與結果）：強調勞動力的個體化。這本書由最物質性的「事頭」，逐漸往「工資關係」，最後朝向「基本文化分類概念」。
但這當中必須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理解範疇。《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2003)探討：形塑臺灣社會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國家如何與既有的社會運作原則接軌？透過田野工作，這本書以在地範疇來勾繪茶鄉的整體社會圖像與社會性原則，藉此重新分析血緣、地緣、宗教信仰與實踐、以及股份等已經被辨識出來的運作法則。這本書有意識地將資本主義與現代國家搬上檯面，細究二者與在地範疇（如「頭家」、「天地人」、「份」、「報」等）之間的關係。此外，本書突顯了「做」這個在地範疇所呈現出來的「存有」經驗，最後並以在地的「社會」經驗為基礎，重新概念化「社會」。這本書深化了對臺灣社會的理解，並且試圖跨越困擾學界已久的各種二分（客觀與主觀、結構與行動、物質與象徵等）。
最近出版的《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的實踐與逆轉》(2013)則重探資本主義的關鍵機制：同時取得與掩飾剩餘價值。港都勞動者的案例提出的挑戰是：資本主義萃取剩餘價值，真的需要掩飾嗎？掩飾得了嗎？港都勞動者既擁抱卻又看穿商品拜物教，「全括的商品霸權」的兩可性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藉此，本書探究了商品拜物教及結構/行動這個基本議題，並且確立「存在感」這個新的基本議題。
我的研究生涯歷經幾次轉變。在田野地點上，由工廠、政府機構、社區聚落再回到工廠。在課題上，是由生產組織、勞動體制再到「整體社會範疇」。在分析的視角，是由政治經濟學的制度分析到政治經濟學範疇的文化詮釋，再到文化經濟學。在約定俗成的社會分析上，是由客觀的結構到主觀的行動與意義。在研究者主體的角度上，則是由西方中心轉到在地觀點。後面的研究確實深化從而超越了前面的研究，但在「整合」上仍須努力。從'Boss' Island、《純勞動》、《茶鄉社會誌》再到《港都百工圖》，臺灣的資本主義的諸多層次與面向，得到彰顯。但是資本主義在臺灣的運作特徵以及臺灣社會的整體運作邏輯都有待更完整、更深入與更系統的勾繪。
奠基在多年的研究經驗，我指出田野工作同時涵蓋了技法、基本議題、「行動者與研究者如何知道與認識社會生活」的認識論、與涉及「研究者的終極關懷、為何要進行學術研究等」的存在論，而其精髓則在於「四位一體」。為了傳承田野工作的經驗，我將這些心得與學生的實作編輯成《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2007)。
歷史感是社會學家的內在功夫之一。以勞動研究為例，相較於西方，台灣的勞動研究歷經了援引、運用、修正、推新與挑戰等階段。我邀請了相關的社會學家，分別回顧台灣社會學的重要領域，編輯成《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2008)。這本書一方面呈現台灣社會學中的「歷史感」：我們從何處來、現在處於何地、未來將往何處走？另一方面則草擬台灣社會學的長期目標，即以台灣社會為個案，進行深入踏實的研究，希望能達成「西方個案化，台灣普遍化」。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3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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