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论诗为何强调创新

吴绍釚

赵翼(1727—1814)，常州戴溪人。赵翼论诗为何强调创新?除了他继承了前代诗论家要求诗文创新的优秀传统外，主要还有两点原因：

(一)论诗强调创新，是赵翼针对乾嘉诗坛复古、拟古流弊而提出的革新主张。

任何作家提出的文学主张总是与他所处的社会风气、文化氛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赵翼所处的时代正是表面繁荣的乾嘉盛世。而在这盛世之中，从文化方面来看，一方面出现了影响甚大的以考据为特点的乾嘉学派；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批继承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具有反传统意识的文人。从诗歌创作的情况来看，当时许多文人安逸于太平盛世的生活，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便是追随明前后七子诗风，写古体宗汉魏，写近体宗盛唐，缺乏独创、革新精神，只在古人现成的风格流派中兜圈子或摹拟，乾嘉诗坛盛行着复古、拟古的诗风。诗歌创作成就自然不高。

导致诗歌创作成就不高是与当时诗歌评论的导向有密切关系。像当时诗论深得乾隆欣赏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沈德潜提出了所谓的“格调说”，翁方纲提出了所谓的“肌理说”，《四库全书》总纂纪昀论诗强调要“发乎情，止乎礼仪”，务在折中。从表面来看，种种学说不可不谓思想活跃，然而其实质都是捆绑诗人创造性的绳索，旨在引导诗人以复古、拟古诗风陶醉于盛世的太平生活中。沈德潜极力提倡“格调说”和作诗要“温柔敦厚”之说。他主张的“格调”，是抑制诗人作诗创造性的桎梏。“格”指诗歌表现思想的模式，“调”则为诗语之音调，可见“格调”实为诗歌外形的形式、音律。他认为格调是诗歌创作的关键。同时他还极力称赏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主张诗歌应“温柔敦厚”，认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他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亦须论法,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很明显，他认为诗歌创作要适应封建统治者的要求，为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服务，使一切诗歌创作归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沈德潜的诗论主张是乾嘉盛世的产物。由于他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的诗论主张得以广泛传播，使得复古主义、拟古主义诗风弥漫诗坛，为一时之风气。随着乾嘉考据学风的典盛，翁方纲创立了以学问为诗，以考据为诗的“肌理说”。所谓“肌理”就是要求诗人以义理、考据等内容来充实诗歌写作，把学好儒家的经术当作写诗的根本。“肌理说”迎合了当时盛炽的考据学风，引导文人钻入考据之中、故纸堆中，把诗歌创作当作堆垛学问的工具，使诗歌创作远离现实，丧失了文学独创性的特色。充满形式主义、拟古诗风特征的“肌理说”虽在诗坛也独树一帜，但它同“格调说”一样，也是盛世之中迷醉诗人、扼杀他们创造性的一股香风毒雾。

诗歌创作在复古、拟古之风的氛围中怎样前进、发展?当时继承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具有反传统意识的一批“性灵派”作家，如袁枚，赵翼、洪吉亮等，正是针对乾嘉诗坛复古、拟古主义诗风，著书立说，对复古、拟古论调进行有力批判的，而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论诗标举独创、革新，针对性是很强的，如他的“创格”思想，不同意“少陵专以毕力集诸家大成”等看法，都是与“格调说”、“肌理说”格格不入的。

(二)论诗强调创新，是赵翼历史观在文学上的反映

赵翼是一位历史学家，所以特别强调时代发展进化的观点。这种历史观反映在文学上，则如他在《论诗》中认为的“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正像他的历史观那样，赵翼在诗歌理论批评上肯定诗歌的发展变化。这在他的《瓯北诗集》、《瓯北诗话》中都可找到典型的例子。赵翼认为“争新”、“独创”是诗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诗歌就不能发展。他在《论诗》绝句中这样写道：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公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傅，至今已觉不新鲜。江才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漠唐。

这三首诗既体现了他创新是诗歌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又批驳了当时诗坛上崇尚汉、唐诗歌，一味摹拟的复古、拟古主义诗风以及“肌理说”创导的在诗中堆垛义理、考据内容而毫无新意的作诗法。在赵翼看来，世界万物，日日趋新，万事万物，何能一成不变?故诗人作诗必须“争新”。再伟大的诗人的作品也终将会时过境迁，变为陈腐。既使是当年万口竞传的李杜诗篇经过几百年的传诵，也会失去新鲜感。当然，赵翼的《论诗》绝句三首在当时主要是为了唤醒生活于复古、拟古诗风中的诗人，认识到“争新”、独创才是推动诗歌发展的动力，以“词客争新角短长”的精神去开拓诗的新风气、新境界。

赵翼论诗强调“趋新”、“争新”、创造的观点在《瓯北诗话》中也多处可见：

元遗山《论诗》云：“苏门若有功臣在，肯放公诗百态新!”此言似是而实非也。“新”岂易言!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为嫌，是必拾人牙后，人云亦云；否则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

《三百篇》以来，篇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虽小夫室女之讴吟，亦与圣贤歌咏并传，凡以各言其志而已。屈宋变而为骚，马、班变而为赋。盖有才者以三百篇旧格不足以尽其才，故溢而为此，其实皆诗也。自《古诗十九首》以五言传，《柏梁》以七言传，于是才士专以五七言为诗。然汉魏以来，尚多散行，不尚对偶。自谢灵运辈始以对属为工，已为律诗开端；沈约辈又分为四声，创为蜂腰、鹤膝诸说，而律体始备。至唐初沈、宋诸人，益讲求声病，于是五七律遂成一定格式，如圆之有规，方之有距，虽圣贤复起，不能改易矣。盖事之出于人为者，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故虽出于人为，其实即天运也。

上述第一段话，针对元好问对苏轼变化古调、好奇趋新、不合传统的追求的诘问，赵翼谈了自己对创新的看法。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赵翼充分肯定了苏轼诗歌的长处正是好奇趋新，富于创造，而这正是苏轼和一切有成就诗人的成功诀窍。第二段话是赵翼从文学史上诗歌形式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来强调趋新、创新的观点，而这种趋新、创新、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不以“荣古虐今”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正是把创新作为他论诗的首要标准的。

赵翼在乾嘉时代诗坛上弥漫着复古、拟古诗风的时候强调诗歌的创造性，客观上具有反传统、求解放，反摹拟、求创新的文学上要求自由解放的思想特点，这对当时诗坛上盲目崇古的风气，是一种有力的冲击，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来看，自有其进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