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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璋:【严羽《沧浪诗话》中的哲学思维】

陈璋作品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哲学思维

谈严羽的《沧浪诗话》我们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论述。这就是:一是严羽的生平;二是严羽的《沧浪诗话》中的哲学思维;三是所得到的启示。

    一、严羽的生平

严羽,字仪卿,一字丹丘,自号沧浪浦客(公元1213——1253年),南宋诗词评论家,严羽的先世为弘农华阴县(今陕西省华阴市)人,五代时期远祖闰远来到福建,南宋时期严羽出生在福建省邵武县莒溪(今邵武市拿口镇)。

严羽的一生中从未进入仕途,但他在学问方面却很有成就。严羽早年隐居不仕,后来因家乡动乱,曾经避地江楚,回乡后不久又去漫游吴越。从他留下的100多首诗来看,严羽的思想主要不是隐逸,而是希望在民族危亡之秋有所作为,但不能实现,于是无奈和愤激,并由此产生了超脱避世之情。经后人编辑而成书的严羽《沧浪诗话》(以下称为《诗话》)在后世影响极大。特别是对诗的研究方面可以说,被称之为诗词评论方面的“千古绝唱”,并且为后人在诗的创作方面提出了一定的指导思想。

二、《诗话》中的哲学思想

读《诗话》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学思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而这几个方面都是围绕着否定之否定思想进行的。

1、诗的创作中所强调的宽严结合

这就是他提出诗的创作方面要注意这些问题。

第一,诗法。这就是五法,即体制(裁)、格力(律)、气象、兴趣、音节。

所谓体制(裁),就是做诗的时候首先要选择对象,如写人、写事、写风景、写个人的心情……

所谓格力(律),就是做诗的时候应当遵守的规则,如押韵、平仄关系、对仗、对偶……

所谓气象,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一种气势,或者说,就是诗人的气质、风格等,在严羽看来,这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兴趣,指的是对某个问题的关切程度。可以说,关系着能否写好一首诗。

所谓音节,就是指注意到诗的创作中的抑扬顿挫,也可以说,就是古典诗中的平仄关系。

第二,诗吕(可以理解为定律)。这就是八吕,即高、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悽怆。

第三,做诗的功夫。这就是功夫有三个方面,即起(始)结(束)、句法、字眼。

第四,做的诗的风格。即两条,表现为优游不迫、沉着痛快。

第五,诗的极致(境界),这就是入神。

从他所谈的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表现出认为诗的创作上应当是“宽严结合”。这就是说,这种“严”在于作诗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所规定的一些原则(格律)进行。所谓“宽”就在于,当这首诗能达到很高的意境,并且出现了意境与格律有冲突的时候,格律必须服从意境。当我们用理论思维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可以说,在诗词的创作方面严羽不自觉地运动了这样的哲学思想,这是我们从《沧浪诗话》中所认识到所坚持的理论思维的一个方面。然而,最重要的还在于我们要从否定之否定这种哲学思想中谈他的这部著作。


   2、《诗话》中表现出历史的观点

《诗话》中我们所认识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严羽不自觉地表现出认为,诗的发展存在着否定之否定思想,并且又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历史的观点。在《诗话》中他是这样写的:“《风》、《雅》、《颂》既亡,一变而《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于李陵、苏轼。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傅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1)

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所谈的这几个人物和派别,即李陵、苏轼、柏梁、韦孟、谷永、夏湛、高贵乡公等。

(1)李陵(公元前?——前74年),字少卿,汉族,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南)人。西汉将领,李广之孙。曾率军与匈奴作战,战败投降匈奴。但人们却从未对他进行指责。事实是这样的,抗击匈奴中,战斗打响后,李陵主动要求率领5,000步卒,出居延海,向北深入单于王庭。30天后,李陵部队与匈奴八万铁骑相遇于浚稽山。李陵屯兵两山之间,以一当十,连战连捷,十天之内共斩杀匈奴骑兵10,000余人。按照事先的部署,他且战且退,一路将匈奴单于引向正南方的汉匈边界,在那里,将军路博德负责率军接应。但是就在距离汉朝边塞遮虏障仅剩下100多里的时候,汉军被匈奴阻断退路,弹尽粮绝,最后只能以短刀、车辐做武器,而援兵却迟迟不至。 李陵仰天长叹:“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可惜上天没有给李陵翻盘的机会。子夜时分,李陵率领十几名壮士突围,被匈奴发现,数千名骑兵衔尾追击。最后关头,李陵大呼:“无面目报陛下!”于是投降了匈奴。后人对李陵的评价是:李陵身上纠结着太多的大命题,这就是家和国、军人和文人、背叛和守节。他用尽一生的气力,在国家和个人的矛盾冲突中,做着艰难的选择。他的命运也连接着若干重量级人物:汉武帝、李广、卫青、霍去病、司马迁、苏武等。 这里所谈的李陵,我们主要是指五言诗是从他开始的。

(2)苏轼(公元1037——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属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3)柏梁,指柏梁体。本来全称作“柏梁台体”,传到后世为才渐渐被称作“柏梁体”。柏梁体是古体诗,按今天讲,就是古风,这种诗是每句押韵的七古。这名字得来是有个典故的。汉元封三年,汉武帝在长安未央宫内的柏梁台与群臣赋七言诗,每人一句,句句押平声韵。于是,后世模仿此体而作的诗,便被成做“柏梁体”。其实南北朝以前的七言诗大都是句句用韵的,比如曹丕的“燕歌行”。那时候并没有隔句用韵的规矩。只是过了唐代以后,古风的格局越发松散,无论用韵排句都大不如以前讲究,反而一句一韵的成了异类。有一种七言古诗是每句押韵的,称为柏梁体。据说汉武帝筑柏梁台,与群臣联句赋诗,句句用韵,所以这种诗称为柏梁体。其实鲍照以前的七言诗(如曹丕的《燕歌行》)都是句句用韵的,古代并非另有一种隔句用韵的七言诗。等到南北朝以后,七言诗变为隔句用韵了。句句用韵的七言诗才变了特殊的诗体。

(4)韦孟,西汉初诗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卒年不详)。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为楚元王傅,历辅其子楚夷王刘郢客及孙刘戊。刘戊荒淫无道,在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因 被削王,与吴王刘濞通谋作乱,次年事败自杀。韦孟在刘戊乱前,作诗讽谏,然后辞官迁家至邹(今山东邹城),有诗咏其事。后卒于邹城。

 韦孟在诗的方面很有成就,但他的诗仅存《讽谏诗》、《在邹诗》两首四言长诗。《讽谏诗》108句,先叙韦氏家族历史,次述 楚元王三代变化,始责刘戊荒淫,末抒忧愤,期望刘戊 觉悟。《在邹诗》52句,写年老辞官迁邹,抒发思恋楚王之情,赞美邹鲁尊孔崇礼的风气。这两首诗典雅古奥。从思想到语言都学习《诗·大雅》,所以刘勰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见《文心雕龙·明诗》),韦孟诗对汉初诗歌创作的影响甚微,似乎当时并不流传。因而班固撰《汉书》时还听说,韦孟这两首诗,可能是“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见《汉书·韦贤传》)。

(5)谷永,(公元前?——前9年) 字子云,西汉长安人。通晓儒家经典。为光禄大夫,屡次应诏对策。针对成帝荒淫好色,敢于直言进谏。历任郡太守,升任大司农。在诗的方面,六言诗从他开始。当然,这个时候在他那里还没有格律。

(6)夏湛,即夏候湛(公元343——291年)。字孝若谯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当过中书待郎、南阳相、散骑常待等职。在诗的方面主要是三言诗,即三言诗始于他。

(7)高贵乡公,即曹髦(241-260年)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260年在位。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后,身为宗室的曹髦被立为新君,但曹髦对司马氏兄弟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于公元260年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率领宫人讨伐司马昭;然而此次行动却被司马昭知晓,在司马昭谋士贾充的指使下,曹髦被武士成济所弑,年仅20岁。在九言诗方面他很有成就,即九言诗源于他。

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不自觉地指出了从诗体、格律等方面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延续过程,从而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历史的观点,而这种历史的观点又是同否定之否定这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3、体现出来的否定之否定思想

这种否定之否定在于,认为诗的发展是从一个“非格律——格律——非格律”这样一个过程。从他谈的“《风》、《雅》、《颂》既亡”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诗是没有格律的,如《诗经》中的诗就没有格律。这个时候的诗表现为是生产、生活实践的直接写照,即表现为直观地反映了客观事物。为什么表现为这样,这就是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原始社会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还没有十分明确的分工,因此,在从事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决定了物质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精神生产,如在从事体力劳动的过程中,大家一齐用力时,用一种统一的声调使人们的行动更加协调。这时,无形之中就成了原始的音乐。因此,表现出了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合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这时不仅农业从畜牧业中分出来,而且手工业、商业等从农业中分出来,特别是脑力劳动成为了一个专门的、独立的生产形态。这样,就使一些人能够专门从事精神文化方面的生产,诗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以《诗话》为例,我们所要说明的就是,如果说诗产生的初始阶段表现出是对生产、生活实践直观地写照,这个时候的诗不讲求格律,那么则可以说,当社会发展脑力劳动成为生产中的一个独立形态,就有人对诗等精神产品的生产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在研究过程中,便注意到怎样使诗及其各种精神产品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使人们有一种美的感受,而诗的格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并且越发展对诗的格律要求的越严格。进入到宋代可以说,对诗的格律方面的要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巅峰。严羽在《诗话》中就是这样写的:“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于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2)说的就是诗的发展是从不讲求格律到讲求格律这样一个过程。他所谈的“”就是格律,“”就是意境、思想等。二者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即“”表现为形式,“”表现为内容。这个“”就是不够、欠缺等。这就是说,南朝在诗的方面虽然已经开始讲求格律了,但在格律方面还欠缺,宋朝时期却过于强调格律,而在意境、思想方面却有点欠缺。相反,唐朝时期却表现在是格律与意境二者的统一。当我们从否定之否定这个哲学原理出发便可以这样说,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的否定,即诗的格律化对非格律化的否定。

    当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在不断满足的情况下,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时就使精神文化一步一步地回到大众的手中。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于,使精神生产从专门的一项工作逐渐地变成了大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诗为例,就是在这个否定阶段中,诗的创作是诗人的一种“专利”,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地发展到变成大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何才能使绝大多数人都会写诗呢,其中之一就是使诗通俗易懂,这样,就要冲出各种格律的束缚,因此,出现了自由诗。我们可以看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门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也冲击着清朝以来一直封闭着的中国文化。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新文化的冲击。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使中国文化在不断地进行着改革,其中之一就是传统的格律诗向自由诗发展。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年青一代的中国人在诗的创作方面以自由诗为主。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认识又可以说,这个时候表现在是对第二阶段的否定和对第一阶段的否定之否定,即肯定。严羽的《诗话》只谈的是宋代诗词的发展,这个时候对诗的格律要求最严格,但按照严羽的论述我们却可以说,在严羽的思想中却表现出既论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出了诗词发展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三、所得到的启示

这种启示就是,在谈《诗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诗的创作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思维指导,这就是坚持历史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按照否定之否定这样的观点来说明诗的演化与发展。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用否定之否定的原理谈诗的发展时要注意到,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或者是否定之否定,任何的一次否定都不是完全抛弃上一阶段的一切,而是扬弃,即表现为又克服又保留。从《诗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坚持了这样的思想。这就是说,在诗的非格律——格律——非格律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当格律否定了非格律时,要使诗真正体现出作者的意境时,既要讲究格律,但又不能死守格律,唐代诗人崔灏的《黄鹤楼》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这首诗是,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州。

日暮相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我们可以看出,这首诗除了二、四、六、八句的最后一字押韵以外,整首诗几乎没有按平仄分明这样的格律进行。这首诗的格律本来应当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这里我们顺便谈谈音调,这就是所谓“平”,指的是平声字,按照今天的汉语,就是第一声和第二声。所谓“仄”,就是仄声字,按照今天的汉语,就是第三声和第四声。如果按照古汉语,还有入声字,即发音最短的字叫入声字。今天汉语的音调有四种,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古代汉语同样有四声,即平声、上声、去声、入声。这就是说,在古汉语中,阴平和阳平统称为平声。上声、去声、入声为仄声。今天的汉语中,已经不存在入声字了。入声字中有近2,000个全部归到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中。然而,如果要按照古典诗的格律,即用平水韵来做诗、填词、作曲时,却仍然是把归入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中的近2,000个入声字作为仄声字。如果按照新韵做诗的时候,也可以将入声字中所标有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分别作为不同的音来处理。

简要谈了音调之后我们再分析一下崔灏的这首诗。就是这首诗虽然平仄关系不够严密,但却被后人称为七言律诗中的“千古绝唱”。这是因为这首诗既讲求格律,但又不是死守着格律。在崔灏的思想中表现为格律是为意境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因此,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境,决定着在格律与意境发生冲突的时候以意境为主。相反,诗在宋代却如严羽所说的“尚于理而病于意兴”,因此,与唐诗相比,宋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是“为了格律而格律”,使人们有着一种“削足适履”的感觉。同样,当诗的非格律再次否定格律,即对非格律再次肯定时,对格律仍然要注意,即使是今天的自由诗也是如此,即按照一定的声调,并且使自己的思想充分发挥出来,才能使这首诗更加完美。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即使是格律诗,在押韵、平仄关系等方面,人们从诗的意境出发,这方面也可以灵活地掌握。这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更重要的在于体现出了否定之否定这样的哲学思想。 

注释

(1)见《沧浪诗话》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5月第1版

(2)同上,第148页

作者简介

陈璋,网名冠豪,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任中共福建省邵武市委党校高级讲师。在长期的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对中西方文化进行着比较,并从中找出共同之处,特别是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指出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冲突史。因此,指出不同文明通过碰撞、冲突、对抗,最终可以找到共同之处,从而形成不同文明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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