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内温度已超过1000度，
熊熊烈焰如金蛇狂舞，
与田承泰眼里的光芒辉映着。
转身，取柴，再转身，投柴……
衫子像被雨水浇过一样，
紧紧贴在身上。
这是田承泰烧窑的第四天，
也是封窑前的最后24个小时，
必须靠不间断的投柴，
让窑内温度保持在1250-1280度。
“有时候很累了。
但你不能停。
停下来你就是零。”
这是田承泰选择的人生：
从30年前一个柴烧门外汉，
到现在的台湾柴烧第一人，
他的作品是柴烧界唯一能上拍卖的大家，
价格远超一般市面上的柴烧作品；
很多老茶爱好者指定要配他的柴烧器具，
只是一件难求。
“我只管烧下去，
我不问收获。”
如果没有做柴烧，
田承泰或许会是个不太成功的生意人，
或者不怎么出名的石雕、玉雕匠人。
但在40不惑之年，
他决定做点改变。
因为一直喜欢老陶艺，
他便跟妻子商量，
“陶艺，我可不可以也来做做看。”
妻子回他，
“土呢？一包三百块，
你可以把它创作三千、三万，
甚至三十万，你办得到吗？”
田承泰急急地表了决心，
“6年，你给我6年时间，
我会把这个陶艺做得非常好。”
朋友听说了这事，都觉得他疯了，
“做陶是没那么容易的！”
有人甚至提议，
“与其做陶，
不如开一家牛肉面店。”
但田承泰铁了心，
就这么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
跨进了烧陶这一行。
他没想到，
光是研究木灰釉，
就用了整整6年。
所谓木灰釉，
就是拿木头烧过的灰做釉。
因为木灰釉难得，
而当时的中国也不流行这种
朴素自然的美，
所以很少有人去研究。
在当时的台湾，
甚至找不到一个灰釉老师。
田承泰只能自己摸索。
把木头烧成灰后，
先小心筛过，
然后把灰中的强碱洗干净——
光洗这一道工序就要进行九次以上，
最后晒干才可以使用。
一吨的木头烧15天，
可以烧出9台斤的灰，
（1台斤约等于600克）
配成的灰釉顶多可以上9个大点的瓮。
6年里，
他与世隔绝一般，
不停地在海边捡浮木，晾干，焚烧，
研究每一种木材灰的效果。
跟当初的李安一样，
他没有任何收入，
所有的生活，
就靠妻子在淡水老街开的一个小店。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这恐怕是最阴暗难捱的时光了吧。
好在，
上天不会亏待执着到底的人。
那天，带着自己做的几个茶碗
第一次找了一个店家。
没想到被老板全盘收下。
那一窑整整卖了40万台币。
他兴奋极了：
6年苦捱，
作品第一次得到别人的肯定。
兴冲冲跑回家，他对妻子说，
“店不用开了，
我以后做陶就可以养活你们了！”
他至今都不知道
怎么形容那时的心情，
只记得他和妻子，
都哭了。
后来，
漂流的木材越来越少，
田承泰决定盖柴窑。
柴烧最大的魅力就在于，
灰烬和火焰会窜入窑内，
高温下，木灰溶融，
从而形成自然的灰釉。
跟木灰釉的作品一样，
有一种质朴，古拙的自然美感——
那正是田承泰所欣赏的。
只是因为，
成功率低、场地难找和市场不流行，
柴烧已经成了时代的弃儿。
田承泰没想太多，
风风火火卖掉了台北的房子，
转身在家乡南庄买了块地，
盖起了自己的工作室。
当时刚好有一位老师，
从日本学柴烧回来。
他就赶紧跑去跟人学习了一年。
回来之后，单枪匹马上阵，
连叠砖都不会的他，
竟奇迹般地，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窑盖好了。
嘴上不说，
田承泰心里美滋滋的。
彼时，
太太的服装店已经关掉，
这个窑便成了他们的“夫妻窑”。
每月烧一次，
整整四天四夜，
要烧掉5000公斤的木柴。
那天，
从窑口上下来的田承泰正在休息，
太太跑来喊他：
窑好像倒了。
他一股脑儿从床上爬了起来。
窑真的倒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夫妻俩惊得目瞪口呆，
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
这一窑的作品算是毁了。
“把它封起来，
等降温再来收拾吧！”
田承泰无力地说到。
2005年，
他们的窑再一次倒了，
但这一次，
田承泰已经淡定多了。
他用铁钩子把作品勾出来，
所幸，后面一排还是完好的。
那时快到封窑的时间了，
为了挽救这一半作品，
他们就继续投柴继续烧。
结果剩下的这一半烧得非常漂亮，
凉了以后是相当罕见的红色。
这种偶然性对于田承泰来说，
恰是柴烧的迷人之处，
“柴烧你只要敢变，
它每一窑都是有不同的新作品。”
他喜欢将作品回窑，
一件作品回窑再回窑，
两次、三次，甚至五次，
直到田承泰觉得满意了为止。
对于每一个柴烧者，
回窑就是一次赌博，
要么作品成功，
要么开裂完全毁掉。
而田承泰要的，
就是一件作品的极致状态。
他的作品从来没有一等二等之分，
所有不满意的，
只会得到一个结果，
那就是砸，砸，砸。
或许，正是这种魄力，
成全了这个半路出家的男人。
几天几夜与火的博弈之后，
紧张的神经终于可松弛下来，
喝喝茶，聊聊天，
到山上拍日出，到海边拍夕阳，
不胜悠哉。
“如果今天云彩很漂亮，
我们就不工作了，
因为云彩不是每天都有。”
抛却得失做事
归于自然而活
这本身，
难道不就是命运最好的馈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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