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北赶大元，说到底还是一场汉人与汉人之间的战争。整个元代，蒙古族主体依旧居住在漠北，真正南下并定居内陆的并不多。据《蒙古源流》机载，散居内陆的蒙古人（主要是各级官员、军人及其家属）不过40万人而已，最后跟随元顺帝、王保保（元末军阀）等逃回漠北的只有6万人，其余34万蒙古人或死或降，不知所终。
为啥要强调内陆蒙古人口问题呢？因为这涉及到元代特别是元末政府军构成。忽必烈时代，元军主要由4部分构成——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其中，只有蒙古军、探马赤军主体为蒙古人（后期也加入不少色目人、汉人），而新附军属于南宋降军，后来逐渐被其他部队收编或在战争中当作炮灰（比如2次进攻日本）消耗掉了。但不管怎样，汉军在元代政府军中的比例始终很高，少的时候能占半数，而且越到晚期比重越大。
元末由于天下大乱，为平定各地叛乱，政府军兵力急剧扩充，脱脱南征高邮时就能调兵上百万——虽然这个数字有水分，也足以说明元军在一次局部战役中出动几十万大军不成问题。在蒙古人数量有限（而且无法集中到一处参战）的情况下，大量征召汉人当兵就成为必然。
元末名将李思齐、张良弼都是汉人，麾下几十万军队同样以汉军为主（即便有少量蒙古、色目或契丹、女真官兵也得听从他们号令）。还有盘踞福建一隅的陈友定，这哥们既是割据军阀，也效忠元廷，每年不远万里从海路向大都输送几十万石粮食，直到被朱元璋消灭。陈友定及其部队也是以汉人为主。其实就连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蒙古将领，也都已高度汉化，前者早年就攻读儒学，还去参加科举考试。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内陆蒙古官兵不多，为何不从漠北抽调能征善战的蒙古军主力呢？答案是成吉思汗时代那支靠对外扩张、劫掠而生机勃勃的蒙古军已经不存在了。经过近百年的腐败统治，元代下层蒙古人非但没有享受到“统治民族”的特权，反而愈加赤贫化。
据考证，到元代晚期，漠北的普通蒙古游牧民依然在延续十分落后的生产方式，他们不仅也要缴纳赋税，承担劳役（草原也有世袭王爷搜刮民脂民膏），而且被卷入元代频繁的统治集团内战中，青壮年和牲畜（特别是马匹）经常被征调参战（光是在忽必烈“盛世”期间，前者与西北诸王的战争就持续长达35年之久）。
加上元末北方气候变冷，大片草原荒漠化，马匹数量、质量大幅下滑，而元廷又不给救济，下层蒙古游牧民已经到了不得不卖儿鬻女维持生计的地步。可想而知，即便抽调前者投入内陆作战，战斗力也强不到哪去。
蒙古人兵力少、战力退化，那么汉军呢？应该说还是很强的，元廷依靠后者在北方击败了前期势力很大的刘福通红巾军，基本上收复了淮河以北地区。但问题在于——由于各路元军为争权夺利爆发内战，加之北方受战乱破坏太严重（明初统计北方人口只剩1600多万），导致元军战斗力被大大削弱（连京城的粮食都得靠南方供应），最终被朱元璋逐一击破。
反观立国江南的明朝，占据天下膏腴之地，又长期奉行“广积粮高筑墙”的战备策略，要兵有兵，要粮有粮。为何我们反复强调后勤供应重要性？徐达北伐时，发现北方赤地千里，部队走几天都见不到人烟，大军消耗的每一粒粮食都得靠江南千里转运。从这个角度来讲，明朝之所以能实现南方政权北伐成功“零的突破”，后勤保障得力绝对是居功至伟。而明军士气高、装备好，同样是南方底子好、经济实力强的体现和结果。
朱元璋派遣徐达北伐，在战略战术上也有独到之处——出兵前先打攻心战、舆论战，用一篇文采飞扬的讨元檄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来动摇对手军心，争取北方汉人反戈一击。具体到军事行动上，则稳扎稳打，先取山东，转攻河南，然后占据潼关，将元廷的外围羽翼逐个斩除。明军还狠抓部队纪律，严禁杀掠以争取民心，占领一处就派驻守军和官员，以巩固“新解放区”。
总体来看，明军北伐基本上未遭遇大战，兵不血刃就拿下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而从元末诸将王保保、李思齐等人的表现来看，虽手握重兵，但都属于“观望骑墙派”——元廷仍盘踞大都，就觉得心理上有依靠，便继续争权夺利；元顺帝北逃，大都也丢了，就立马没了主心骨，再无心恋战，打不过的就跑（比如王保保），或干脆投降（比如李思齐）。说白了，仗打到这个阶段，人人心里一杆秤，都知道大元气数已尽，没必要再跟蒸蒸日上的明朝死磕到底。乱世人心叵测，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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