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现代中医问题的四次提起
近现代中医问题反复提起，大体可分四次。
第一次，明末清初。西医传入我国，约始于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由意大利人利码窦著《西国记法》携来中国并传遍国中，其中一部分叙及神经学，可称西方传入我国的第一部有关医学书籍。继之又有《人身说概》、《人身图说》、《性学角述》等传入。这些书的传入，开始时并未形成多大影响。清道光、咸丰年间（公元1821-1874年），英贺信氏于1848年在广州设立医院，并先后译著《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书，较诸明代所传入者大有翻新与长进，故其流行甚广，影响迅速扩大。其时中医名家如汪仞庵、赵学敏、王学权、王清任、陈定泰等，无不欣然接受新知，博及西学西术，尝试将新知与旧学融化。当时唯有陆九芝力主“死尸不可剖验”之说（应理解为尸解对中医学术有害无益——何注），极力反对王清任等以剖验死尸行“医林改错”之举，成为当时维护中医体系之中流砥柱。至此，中、西医学学术论争，正式宣告拉开序幕。此可谓中医问题第一次提起。
融汇新知派大约由于旧学根底太深太固，除王清任等少数人外，渐次回到传统中医轨道上来，多数又成为“汇而难通”论者。
第二次，清末民国之初。西方医学伴随列强军事侵略遍及国内；西医开办学校得以正式 列入反动政府国办教育系统；中国人学习西医者日增；西医西药亦由宫廷首府渐及广土民众。于是中医西医，俨然鸿沟对峙。部分西医如余云岫者，附翼反动统治势力，大煽排挤、消灭、批判中医之风，必欲置中医学术于死地而后快。因而导致反动政府取缔中医与民众请愿之生死斗争。中医内部欲救亡图存者，分裂为两派。以博学多识之恽铁樵和自诩为“中西兼通”之陆渊雷二师徒为代表，分别扛起“中医改进论”和“中医科学化”两大旗帜，针锋麦芒，唇枪舌剑，在中国学术思想界高筑擂台，摆开了东、西方文化，中、西医学术论争的战场。其笔锋不但触及中西医学术之分野，而且直抵东、西方文化之根基。可谓壮哉伟岸，盛况空前！此可谓中医问题的第二次提起。
第二次论争，终以“中医科学化”未遂，中医学得以保存为结局，但斗争并未止息。
第三次，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新人和。孰料毛泽东氏于医道本难求进取，竟偏信陆渊雷一面之词，对早逝之恽铁樵所倡千古雄论横加贬斥，并亲将陆氏“中医科学化（西医化）”主张明晰为“中西结合”方针。举国上下，惊人“一致”，谁敢道个长短，说个“非”字？然毕竟不宜多加苛责。危难之际，竭蹶之中喜庆“解放”，更获“伟大宝库”之殊荣盛誉，朝不保夕之中医界但得檐下立足之地，也便心满意足。此可谓中医问题第三次提起。
总因中医学术过于“成熟”，宁毁不屈，至死不改，第三次提起，尽管“中西结合论”占了压倒优势，且旷日持久，中、西医学仍然“结”而不“合”，两大医学体系依然故我，自行其是。气吞中西的“新医药学”终究是海市蜃楼，虚无缥渺，似有实无。
第四次，70年代末。中共11届3中全会高擎“实践第一”真理大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国富民，改革开放；面对“中西结合”方针实施30年反致中医学术与事业“萎缩”之严酷现实，改而提出“三支力量并存”、“中西医学平等”之崭新口号。遂有崔月犁氏出脱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医部长”，主持召开衡阳会议。中医界齐心合力，更得各方相助，争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计划财政户头分列。时有任应秋氏自谓原为陆渊雷“中医科学化”忠实信徒，及至不惑之年痛加反悔，重返恽铁樵旄下，在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与中医界诸栋梁力倡“中医自主发展”说，坚持“中医学一定要按照它本身规律和体系发展”的论点，在衡阳会议上为崔月犁欣然采纳，促使会议作出一系列伟大的战略转折。
与此旗鼓相当，在1980年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上，王建平、黄星恒等继续接过陆渊雷“中医科学化”旗帜，继50年代之后，在80年代重提“中医现代化”口号，力倡“多学科研究论”，一时风起云涌。继为当今科技界巨头钱学森所首肯，并进而“动”之以“唯象论”，欲取传统中医学而代之，从而将“中医现代化”推向巅峰。
继有成都洪梦浒氏义无反顾，首先发难，在新创办《中医药信息报》上慷慨陈词；又有北京傅景华氏针锋相对，主以“易辙论”、“危机说”，合而逆流挽舟，遥相呼应。潜有湖南何足道于《健康报》刊出钱氏中医设想后一月，撰成《旮旯中医评钱氏设想》一文，投身滚滚历史洪流，直欲力挽狂澜。
于是两军对垒之势既成。双方各有所执，互不相让。一场振撼世界的东西方科医学大论战正在中国土地上热烈酝酿，行将全面爆发。其气势之雄伟，场面之壮观，焉非五十年前之恽、陆之争可比！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岂限于区区中医学之存亡哉！即于西方世界唤了数十年之“科学革命”者，亦可望由此而成定局。中国乃至世界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可以在这个历史性超级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并找到自己的归宿。我们应当奋力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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