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成18世纪的普鲁士军队用17世纪鸟铳对付八旗铁骑，一样是个死。武器性能的代差、战术的落后，即便用严苛纪律和较强心理素质来弥补也无济于事。萨尔浒之战时，明军多支部队表现很勇猛，但也难挽败局。
先说明军（也包括配合作战的朝军）火器的问题。中世纪法国重甲骑兵（骑士）的集团冲锋速度不到30公里/小时，轻骑兵的冲击速度（太快容易搞散队形，太慢则减弱冲击力）可达40公里/小时，也就是说骑兵每秒最快能突进11米左右。而明军和朝鲜鸟枪手装备的其实是仿自日寇的葡萄牙式火绳枪（又称“铁炮”），最远射程约90米，在这个距离上可洞穿2毫米厚铁甲。
最早大量装备类似西式鸟铳的明朝军队，是嘉靖年间在江浙闽一带清剿倭寇的戚家军。史载，明朝兵仗局仅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就根据被俘日本工匠（来自种子岛的倭寇）所供方法，仿制日本鸟铳1万支。这批枪械被优先配发给戚继光正在编练的新军，当时公认浙江所造鸟铳（采用木炭冶炼出的杂质较少的闽铁）最为精良。
但很可惜，鸟铳制作工艺传到北方后，开始改用煤炭炼铁，过多的硫、磷等杂质因此渗入而使铁质发脆，结果造出的铳管也“迸炸常多”，可靠性相当差。史载，明朝火枪手“不敢连放五七铳，恐内热火起，且虑其破”。换言之，连续装填射击5至7次，明军鸟铳就可能炸膛。所以，“三段击”（日制“倭铳”质量要比中朝仿制品好得多）虽然理论上可行，但明军在战场真正实施起来难度很大。
而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普军，所用滑膛枪相比17世纪的鸟铳已有重大技术进步，一名熟练的士兵每分钟可开火4至5次，一般不会炸膛，而且步枪还可以上刺刀进行白刃战（当时欧洲军队也很重视拼刺训练）。另外别忘了18世纪的普军大炮（虽然腓特烈大帝不太喜欢炮兵），榴霰弹对付骑兵那就是“割麦子”，但很可惜，明军并没有这么精良的装备（几千斤的红衣大炮要塞防御还行，用于野战纯属作死）。
另外，从16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南倭北寇”边防危机加剧，南北明军（比如浙军和边军）的武器装备、战术思想渐趋分野——北军擅长骑兵作战，以弓箭、短刀为主要装备，火器方面这不太重视，主要以三眼铳、快枪（手持铳筒）作为辅助火器。而浙军以步兵阵列迎敌，远射以西式鸟铳为主要火器，近战则配合运用长短兵器。
快枪因设计缺陷，无法精确瞄准，加之做工粗糙，经常因铅丸与铳筒口径不合而无法装弹，而且“柄短赘重”，火器手操作起来很费劲。三眼铳因为可以“一铳三放”，火力有所增强，但有效杀伤距离只有四五十米，明军最多也就开火1轮，根本来不及二次装填，敌军骑兵便杀到眼前。
那么，明末边军与八旗兵打仗，装备的主要是哪一类火器呢？很遗憾，恰恰是、质量低劣的快枪、三眼铳，以及少量性能并不可靠的鸟铳。戚继光奉命北上蓟镇改革边军时，也受到后者骑射传统的阻碍，难以推广鸟铳御敌战术。而辽东镇，干脆对鸟铳置之不理，仍以三眼铳为标准火器。
再说战术。实际上，就算用质量较好的浙军鸟铳、佛郎机（轻型火炮）对付八旗铁骑，也必须严格训练，而且必须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史载，萨尔浒之战时，3000多名朝鲜火枪手（另有近4000装备冷兵器的步兵）配合明军作战，因明军大队（前出冒进）溃散，朝军曾独自抗击八旗4万铁骑。
由于敌方突然发起进攻，朝军仓皇接敌，阵前只有拒马暂时阻挡敌骑兵冲击。朝军采取的还是第一排鸟铳手放枪（并非听号令齐射），后面士兵手忙脚乱帮着清理枪管、装药的落后射击方式，导致火力稀稀拉拉。即便这样，仍然在战斗初期使“虏骑阻而不能突，而屡进屡退”。
但需要说明的是，朝军鸟铳质量更差，“三放则铳热，不可再放”（连续开火3次就容易炸膛），这时候就需要“以布数尺，用水打湿，以布湿铳，可以长放不歇”。但八旗军是不会给对手冷却枪膛时间的。史载，八旗铁骑最擅长的战术是用人马皆披重甲的重骑兵居前冲阵（相当于肉盾＋敢死队），穿轻便锁子甲的轻骑兵则跟随在后，以箭雨迫使敌军阵脚散乱，之后左右包抄追杀溃敌。
八旗军所用弓箭虽然有效射程和威力不及鸟铳，但不会炸膛，且采用密集攒射法，加上人多势众，短距杀伤效果很可怕。朝军则基本无护具，中上1箭非死即伤，后来又赶上风向突变，鸟铳手在劲风中无法瞄准甚至点火，火力更加削弱，八旗军趁机搬开拒马，接下来的战斗就变成一边倒的屠杀了。
参照侵朝之战中的日军鸟铳手，凡是能取得较大战果的，无一不是利用了城防要塞、狭窄巷道、山地高坡、野战木栅（甚至粮包、沙袋堆砌的临时工事），来克制、抵消对手的骑兵优势。而且，双方兵力差距不能太过悬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也是八旗军擅长的战法），用3000鸟铳手对付4万铁骑，这仗就是换成腓特烈大帝指挥普鲁士军队去打，下场也好不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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