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驴之技止于此乎。
凡人之心理，率皆喜新而好奇。见西医挟晶莹夺目之器具，装潢玫丽之药品，以为其术之奇妙，疗病当有神效。余曩时亦颇具此种心理，故于暇时辄喜翻阅西医药书籍。不敢抱门户之见，而颇尊视西医。
尝遇顽固或险恶之证，踌躇处方之际即涉遐想，以为若易西法，或有较可靠之药疗治乎。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间，余因事旅途适遇友人赵君患伤寒，热高而神经兴奋，躁烦不得寐者三昼夜，赵家固殷实，且系单传子，除邀余为医药顾问外，又日延二三医。主解表，主清里，纷纷莫衷。其戚为之荐西医。赵君商诸余，余额之。乃决延某医院院长某医师，至则匆匆诊察后，病家询何病，曰湿热（西医所称病名不伦），问治法，曰，热度高应用冰囊（冰袋）。惜无冰，只得用退热药。问何药，曰柳酸剂。
余婉言曰，是否“阿司匹林”之类乎？彼曰，然。赵父曰，此药我家本有备，于初起即服过，虽汗出而病仍退。曰，既如是，姑易以“奎宁粉”，再为之打针。余视注射液之空瓶，盖即两毫升之“巴诺思”，亦即金鸡纳霜制剂也。是夜热退一小时，继复热更甚，翌日又改延某医至，则因病人热盛躁烦而神昏，为之打安神针“盐酸吗啡”，给与退热药“安替匹林”（即柳酸剂）而去。进药后假寐半小时，寐后昏糊仍如故。热度虽稍降，而齿躁舌焦手痉挛。
于是病家更惶恐无所措手足，又询余。余曰，观彼西医之诊断及用药，万不料其简单至此耳。见病者发热即予退热剂，烦扰只予以安神剂，此诚头痛医头之谓良医也。犹幸脉实便结，病虽重而非危，勿惧，余有药能使之愈。乃书承气汤加减，尔服便通热退得安寐。赵父谓余曰，君既有此术，何不早告我而反怂我延西医。余曰，此有原因在，一承气汤非早告所宜，二余之信西医，初不减于令戚。使非此番亲历，安知黔驴之技，仅止于此耶。曰，然则君何以喜究西医书籍乎？余徐徐曰，斯二人虽不足以代表西医之全体，然即此亦可概其余普通西医诊断及药疗之简单耳。
一般自命新人物，好奇心过胜而崇拜西医药。我知其久而久之，此种况殊，定能感到矣。
虽然西医之本身非无研究之价值，唯其药疗只有制止痛患之现状，不若国医之搜求，主证有从容根治之功耳。至其定痛、退热、安神等，有时确可取效于一时，固较国药为灵捷，此固各其之长也。余敢大胆说，现在的西药只可作国药治疗之辅助品。西医界欲求治疗之完善，非积极研究国药不为功。盖西药出品尚幼稚，而主证治疗之与对症处置，其功效相去，实有云泥之隔也。 [《吴兴国医周刊》1932年第67期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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