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视角看国学（185）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
先生说：“泰伯可称为至德了。他三次让了天下，但人民拿不到实迹来称道他。”
《泰伯篇》以让天下的泰伯始，以治天下的大禹终，赞扬“让天下”的泰伯为至德，也同样赞扬“治天下”的大禹为“无间然”，说明在圣人眼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如果像后世得到天下就为了成就天下至尊，富有四海之内，则当有取天下的机会时就不会让，当拥有天下的时候只会巧取豪夺，满足一人一家之私欲，而不可能像大禹那样“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
根据史料，泰伯是周文王的大伯，周文王的爷爷太王有三个儿子，老大为泰伯，老二为仲雍，老三为季历，季历生子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太王作为爷爷，当周文王小的时候就看出来了这个孙子有圣德，于是因为这个孙子的缘故想传位给三儿子（类似于传说中的康熙因为乾隆的缘故而传位于雍正。）那么按照继位传统是应该传位给大儿子泰伯，这就让太王面临着一个难题。泰伯体察父意，或说为天下苍生记，为了不让父亲为难，就逃了出来，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吴越的地方过起来艰苦（断发文身）的生活，二儿子仲雍也随之而逃。然后太王顺理成章的传位于三儿子季历，季历再传位于昌，即周文王，文王在位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是还仍然尊商为天下共主，到文王的儿子武王才对商纣王发起最后的讨伐，“遂克商而有天下”。
本章的争议之处，主要在于“三以天下让”的“三”到底是什么？简单者就解为“多”，认为是一个虚称，也有一些分析认为有具体所知，说明泰伯确实让了三次。我觉得从义理性的角度来发掘，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孔子要把“让天下”的泰伯称为“至德”。
至德就是德行最高，意思德行修养的最高处就是让，而且让的不是小利，而是天下这样所公推的至尊至贵之物。《里仁篇》里，孔子也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所以在孔子心中，修身立德成礼，礼的核心就是“让”。
我们说这个让，不是推让，不是说“自己能干也让别人干，该自己得的也让给别人”，让的本质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安其位”，以每个人的充分发展来实现整体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这是一个组织、一个体系秩序化的最高形式。否则，大家互相争来争去，打来打去，就只是互相消耗了。（当然体系内也可以竞争，只是“其争也君子”。）
所以只要是一个成熟的体系，就必然需要“让”，比如即使美国这样崇尚个人主义竞争的文化体系，总统选举结果一旦确定，落选的一方就要认可这个结果，转而听命于获选总统，这其实也是“让”，否则，不让的话，你当选，我不服气，我就拉出队伍自己再打江山，社会就陷入混乱了。
当然，让与不让，这不只是个人的操守，更是体现出的一个组织群体的价值观，比如让了的人，就受到迫害，得位的人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混蛋，那么，这个让就不但无利于天下，反而是害天下了。
那么，要形成一个体系的礼让风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不把这个领导地位视为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所以得到这个位置，就需要尽心竭力，像大禹那样“菲饮食、恶衣服、鄙宫室”，这个位置一旦变成至高享受了，就不但不会礼让，而只会成为天下竞逐的核心了，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巡狩四方，趾高气扬，刘邦见了就说“大丈夫当如是”，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之”，而有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有很多，所以秦尽管为了防止别人造反而用尽了功夫，仍然不抵天下人的窃取之心，导致二世而亡。
礼让，对于让的一方来说则尤其难，比如即使不说物质享受，众人敬仰，得位的一方至少还可以说实现自己的事业心，而让的一方往往也同样有差不多的德行修养，让了之后，就可能从此淹没，“民无得而称”，比如一些大公司选接班人，往往会有几个人作为后备干部，备选对象，这几个人即使有能力德行差异，但能作为备选，肯定也是体系中的佼佼者，人中龙凤，落选至少是能力无法充分施展了。从这个角度说，让的人需要更高的修养，是至德。
如泰伯这样能坦然而让，肯定跟周的先祖积累下来的家风有很大关系，如果从后稷而下的周的列祖列宗之间就充满了争权夺位的斗争，很难说就会出来泰伯这样一个特出的人物去主动礼让。象曹操也自命为“我其为周文王乎”，但儿子之间为争夺皇位导致骨肉相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答案其实在曹操这里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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