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视角看国学(208)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先生说:“麻冕是古礼,现在改用黑丝作冕,比麻冕节省了。我从众,也用黑丝冕。臣对君在堂下拜,这是古礼,现在都在堂上拜,我觉得这样太骄了,虽违逆于众,我还是在堂下拜。”
这章直接意义的解析上没有太大的歧义,孔子自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政治理想也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就容易被认为是保守的,给归类为“复古”派,从这章的叙述来说,孔子大概应归为改良派,就是对古礼故制并不是全盘接受,也不全盘否认,而是应有所损益,有继承,有发展,而且其损益有章可循,并非根据一己的利益,对我有用的我就遵循,对我没用的我就放弃。就像孔子在回答林放问“礼之本”的问题时的回答,“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礼,作为一种情感的外化,我觉得有一种走向泡沫化的自然倾向,无论是从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还是乡风民俗,以及一个企业组织内部的制度礼仪,总的走向是从俭到奢,从简到繁,规定越来越细,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形式化,甚至越来越夸张,所以就逐渐脱离了制礼作乐最初所关联的价值,而成为一个自我演化、自我膨胀,这个过程非常类似于泡沫的形成。所以我们看历代王朝的末世,以及更切近的诸多企业帝国的衰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繁文絮节所带来的企业的僵硬和迟缓,而这些繁文絮节在其形成过程中当然都有其针对性和合理性,但是在内部积淀下来之后,正反两方面就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这积淀构成组织的核心优势,另一方面这种积淀又让组织变得僵化。当外部环境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老迈的帝国看似庞然大物,但适应变革的意愿和能力却非常的差,这种时候,只有非常特出的人物才有可能打破这种僵化,带领组织走向新生,或是组织的硬壳在外力的冲击下被彻底击碎,而引起内部的变革动力,从而先死后生。清末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是如此,而这个向死而生的过程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无数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在礼崩乐坏、内忧外患的文化变革期,总是会面临着复古派和激进派的冲突,以及从“祖宗之法不可变”到“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两个极端之间的诸多折中,我们无法笼统的说折中在什么地方是最好的折中,这必须建立在对大道的深刻体认和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而且历史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即使是绝佳的方案,也要经过现实的冲突、演化、发展才能最终再造秩序。而更何况现实中能够落实下的方案只能说可行性而无法说最优。
总体来说,孔子对文化变革的态度可归为改良派,有继承有发展,“损益可知也”的背后,既是应然的,也是实然的,就是大历史的洪流在现实的前进过程,有曲折,有回流,有歧出,但大道的内在约束会最终矫正其方向,“其万折必东”,就像周秦革命,而最终折中于汉一样。
革命派的理论逻辑,无过于商鞅说秦孝公变法的说辞,附后参阅: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节选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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