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视角看国学（208）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先生说：“麻冕是古礼，现在改用黑丝作冕，比麻冕节省了。我从众，也用黑丝冕。臣对君在堂下拜，这是古礼，现在都在堂上拜，我觉得这样太骄了，虽违逆于众，我还是在堂下拜。”
这章直接意义的解析上没有太大的歧义，孔子自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政治理想也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就容易被认为是保守的，给归类为“复古”派，从这章的叙述来说，孔子大概应归为改良派，就是对古礼故制并不是全盘接受，也不全盘否认，而是应有所损益，有继承，有发展，而且其损益有章可循，并非根据一己的利益，对我有用的我就遵循，对我没用的我就放弃。就像孔子在回答林放问“礼之本”的问题时的回答，“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礼，作为一种情感的外化，我觉得有一种走向泡沫化的自然倾向，无论是从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还是乡风民俗，以及一个企业组织内部的制度礼仪，总的走向是从俭到奢，从简到繁，规定越来越细，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形式化，甚至越来越夸张，所以就逐渐脱离了制礼作乐最初所关联的价值，而成为一个自我演化、自我膨胀，这个过程非常类似于泡沫的形成。所以我们看历代王朝的末世，以及更切近的诸多企业帝国的衰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繁文絮节所带来的企业的僵硬和迟缓，而这些繁文絮节在其形成过程中当然都有其针对性和合理性，但是在内部积淀下来之后，正反两方面就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这积淀构成组织的核心优势，另一方面这种积淀又让组织变得僵化。当外部环境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老迈的帝国看似庞然大物，但适应变革的意愿和能力却非常的差，这种时候，只有非常特出的人物才有可能打破这种僵化，带领组织走向新生，或是组织的硬壳在外力的冲击下被彻底击碎，而引起内部的变革动力，从而先死后生。清末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是如此，而这个向死而生的过程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无数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在礼崩乐坏、内忧外患的文化变革期，总是会面临着复古派和激进派的冲突，以及从“祖宗之法不可变”到“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两个极端之间的诸多折中，我们无法笼统的说折中在什么地方是最好的折中，这必须建立在对大道的深刻体认和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而且历史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即使是绝佳的方案，也要经过现实的冲突、演化、发展才能最终再造秩序。而更何况现实中能够落实下的方案只能说可行性而无法说最优。
总体来说，孔子对文化变革的态度可归为改良派，有继承有发展，“损益可知也”的背后，既是应然的，也是实然的，就是大历史的洪流在现实的前进过程，有曲折，有回流，有歧出，但大道的内在约束会最终矫正其方向，“其万折必东”，就像周秦革命，而最终折中于汉一样。
革命派的理论逻辑，无过于商鞅说秦孝公变法的说辞，附后参阅：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节选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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