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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朝阳”得名考

王世宇/图文    龙城茶馆/编辑


版块:风物辽西

纵观全国地级行政区划,叫“朝阳”的地方有三处:北京朝阳、广东潮阳、辽宁朝阳。其中,辽宁朝阳因僻在辽西,且经济不十分发达,从而最为全国人民陌生。不过,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辽宁朝阳则最为悠久和厚重。1983年,因“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辽宁朝阳并附近地区则一下子成了中国大地文明曙光最早到来的地方。有人言“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西安,五千年看朝阳”,可谓真实不虚。

不过,辽宁“朝阳”的名字与红山文化则没有一点联系。如问其因何而有,则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一道“朝阳一名取自《诗经·大雅》”;其二曰“为乾隆皇帝所赐”;其三则则认为“源自城东凤凰山上的朝阳洞”。在这三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有时还会成为第二和第三种说法的辅证。

究竟哪一个更贴合历史实情?我辈闲来不妨做个探究。

先来说说“皇帝赐名说”。如下面这篇文字《话说朝阳南北牌楼》,里面就写到朝阳南北大街曾有的两座牌楼为“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回盛京祭祖路过朝阳时修建”的,说乾隆还题写了匾额“帝德广运”和“凤鸣朝阳”,并言之凿凿说“这也是朝阳地名的肇始。”(见图)

平时,亦见有人举爱新觉罗·弘历《过朝阳县》所作之“兴中之府朝阳县,三塔一颓其二存,残碣犹传张氏记,千秋兴废不堪论”一诗,为皇帝赐名说论证。

吾本想巩固其说,于是遍查古录方志,然而却不能找见乾隆爷为今辽宁朝阳赐名的任何史载。试想,鸡毛蒜皮有时都能在方志上留下一笔,皇帝赐名这样的大事却无任何记录,如今想想都觉得奇怪。失望之余,吟读诗句,却发觉题目中的“过”字句式以及诗句中将“兴中府”与“朝阳县”两地名并称,明显让人感觉到朝阳县于乾隆题诗时已经是既有之事实。另外,爱新觉罗·弘历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东巡才过朝阳县,这与地方志所录朝阳县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更名的时间也不相符,整整晚了五年(更名事见后文)。所以,“皇帝赐名说”明显是附会。

接下来再简单说说“朝阳洞说”。例如下面这则“百度百科”上关于朝阳词条的介绍,就明言“(朝阳)以境内凤凰山上的朝阳洞得名”。


此说不仅传布甚广,更有甚者还见于朝阳政府网站。持此说者常高举清末朝阳籍文人许植椿的《游凤凰山》一诗作证,采诗中“千年石洞号朝阳,因起山名是凤凰”句,以助其说。

与前面探究有一定相似性的是,“朝阳洞说”在各种方志中亦不见任何踪迹。而且,但凡有一点细心,你就会感觉到此观点和证据明显都是在自说自话。顺水推舟是经不起科学论证的。试看人家清人当时只是在游兴中猜读了凤凰山的名号,今人却据其诗歌造语顺势证得了朝阳的地名,亦可谓怪哉。今且不说这种假说压根没考虑到地名学中常见的山南水北等学说,也不说文学作品作为举证的不可靠性,单就其推理的粘对式关联特征而言,便大有巫思臆想之嫌疑了,所以,在此也就暂不为之赘言了。

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以上二说之不成立?

或为望文生义、或为文学臆想,所以,比较一下朝阳名号由来的众多说法,我觉得只有第一种说法还是比较靠谱的,贴合中国人起名的日常习惯。

但是,此“诗经说”所隐含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引经据典为朝阳命名的呢?又有何缘由?

如放开眼界去看朝阳一地的称谓变迁,大家就会在史籍中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朝阳地名的变更较为频繁且与历史上政权的更迭基本上同步,作为出现最晚并沿用至今的名号“朝阳”,诞生于清代中叶,距今才二百多年。由此,我们惊诧的是,自春秋季迄今,柳城、昌黎、龙城、黄龙、营州、兴中等大号都赫然标记于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向来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一直都为史传作者所清晰铭记,为什么只是到了清代“朝阳”才终被忽略,以至模糊不清?寻其因,当与明成祖朱棣将这片土地赏赐给兀良哈蒙古作封地游牧,致原著民全部内迁不无关系。

明初,关于朝阳,几乎可谓是一个全新的开局,原有的文化发展也因牧场的设立而断代,原有的地名全部消失,山河也为之更换名号。差不多三百年过去后,当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省的移民来此时称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租地开垦时,但见敖木伦(大凌河)河畔的倾颓古城及断壁残垣不知为何地时,寻见三座气象不凡的佛塔,便名之曰“三座塔”。作为汉民治所,三座塔初隶直隶省热河都统(后来的承德府)辖下的塔子沟厅,不久又独立为“三座塔厅”。惜东塔于清中叶时倒塌(约为乾隆九年前,另论),三塔鼎足之格局不再,这也就为三座塔更名为“朝阳”埋下了伏笔。

但是,从三座塔到朝阳,朝阳究竟是什么时候更的名?又拜谁所赐?因由如何?其实,《钦定热河府志》《承德府志》《朝阳县志》(民国十九年版)皆有明确记载。诸方志道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原热河都统所在地承德厅升级为府,其下所辖五个厅皆改为县,朝阳时名“三座塔厅”,因东塔之不存而改名为“朝阳县”。关于此事,朝阳城隍庙碑文亦有说明,载记为“朝阳之古城久颓,清四十三年,始改辽兴中府故治为朝阳县”(见民国十九年版《朝阳县志》“艺文”篇)。

那么,为什么改叫“朝阳”?有关方志并没有细说,只提到三座塔已名不副实(恰如如后来弘历赋诗所言“三塔一颓其二存”),当时一道更名的还有“建昌厅”,因热河的建昌因与江西省建昌同名而改称凌源(今建昌县为后来复名改设)。弃用“三座塔”,叫什么好呢?可能山水定位的传统令人一下子就想到了城东的凤凰山,于是,承德府尹或三座塔吏(史籍记录不清)便因求索“凤凰”而联系到了《诗经》,无意间吟咏《大雅·卷阿》句“梧桐生矣,于彼高岗;凤凰鸣矣,于彼朝阳”而顿生灵感。

唤之作“朝阳”,在此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文人的一种附会与联想,此中当饱含着地方官吏对所在辖区的一种美好的寄托,那就是渴望着移民的新乡有曙光,期待着梧桐自此生僻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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