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职业，有自己专属节日的并不多见，目前只有教师、记者、护士享此殊荣。
律师也很特别，每年春夏之交，这个行业都会迎来他们的专属项目——年检。
01|律师年检的起源
要理解律师年检制度的存在基础，得从律师业的市场化过程说起。
我国的律师制度是在1979年开始恢复的，当时律师事务所是各地司法局所属的一个部门，律师在这个时期属于“体制内”人员，并不需要年检。
1996年，《律师法》颁布以后，“国办所”纷纷改制为“合伙所”，律师从司法行政部门分离出来，成为社会法律工作者，年检制度也就随之而来了。
1997年，司法部确立了所谓的“两结合”管理体制，即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相结合，司法行政机关宏观调控，律协具体管理。
2001年，洛阳律师李苏滨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司法局和律协向他收取2,500元年审注册费的行为违法。
半年后，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胜诉，全国律师欢欣鼓舞。但就在当月，李苏滨被律所开除，随后被停止执业，“注册费”更名为“会费”照收不误。
由此，年检正式成为了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剑。
90年代的国办所律师
02|都有谁在年检？
自2014年，全国工商总局宣布停止企业年检后，2018年，非营运轿车的早期年检也被取消，年检这个传统项目里，只剩下42万律师。
律师是一个如此特殊的群体吗？都需要这样的特殊照顾？
为此我们了解了一下世界范围的同行。
香港律师会的构成
香港承袭了英国的法治体系，律师的管理完全由香港律师会自行负责，而且律师执照为终身制。
但是一旦有律师被查明违规，就会由香港律师会把该律师的个人信息，所犯过错，以及受到的处罚，发给香港800多家律师行，每周一次，连续4次。
通告会明确写明：任何律师行在5年内不得聘用上述律师。
在美国，律师行业实行以行业协会管理为主，法院监管为辅的管理模式，管理机构既包括律师协会也包括法院。
美国律师行业形成了律师协会、法院和律师三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律师可以去法院起诉律协；法院要援引律协制定的规范，也有权对律协制定的规范提出异议；在法官选举中，律师和律协又拥有极大的发言权。
由此可见，特殊的只是我们大陆律师，别处的律师都不需要年检。
03|律师年检为什么能够持续至今
如果说律师年检全无用处，那确实并不客观。
律师年检的用处显而易见，首先不容忽视的，就是它的创收能力。
我们以北京市为例，根据司法部3月份公布的《2018年度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显示，北京地区律师数量达到三万以上。
而2019年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布的“会费”标准是每人每年度2000元，所以仅在个人律师的会费这一项目上，收入就达到了6000万以上，这其中还不包括不计其数的律所缴纳的5000—10000元。
当然，除了创收以外，年检还有另一重作用，那就是震慑性，它就像行政机关手里的一把戒尺。
近年来，那1%没有通过年检的律师屡见报端，他们“不称职”的理由出奇的一致，基本都是因为代理了一些不那么喜闻乐见的案件。
带来麻烦的律师就是不称职，这是年检的逻辑。
从这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年检制度给律师划定了服务范围，有些案子就是不可以接的，这直接让一部分人失去了得到辩护的权利。
04|年检能检出什么
律师开始年检已经有20年了，那么这个制度究竟能检出什么呢？
这需要从流程加以了解，我们再次以北京市为例。
根据北京市律协公布的《北京市律师协会关于2019年度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北京律师的年检流程大体如下：
这个流程让我想起了高考前的体检，一个闷热的下午，全年级停课，同学们排着队缴纳体检费，然后领一张表格，开始这场声势浩大的体检。
我站上身高测量仪，满怀期待地准备获悉自己毕业时的身高。这个时候，负责体检的医生问我：你多高？我回答：不是量了才知道吗？她说：设备坏了，你自己报吧。
于是，我以自己理想中的168公分身高顺利毕业。
那么，律师年检的目的本应是：考核律师的执业能力。但事实上，律师的执业能力只有市场能够衡量，几张表格能够体现出什么呢？
换而言之，我们从每年年检的结果来看，“称职”的比例接近99%，我们的律师行业质量真的有如此之高吗？
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
今年的年检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始了，这不是第一年，也不会是最后一年。
但我们愿意每年一呼，直到它消失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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