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荣与张之洞

浅谈王懿荣与张之洞的交谊

王懿荣比张之洞少八岁，在晚清学术界和政坛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懿荣字正孺，号廉（莲）生，晚署直庐花衣、养潜（泉）居士。是清末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为发现和大批收藏甲骨文，并断代其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曾三任翰林院庶吉士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是伟大的爱国志士。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又号壶公、抱冰、无竞居士。16岁就夺得顺天乡试的解元，“一时才名噪都下”（《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1863年(同治二年)26岁的张之洞殿试高中探花，此后一直被晚清的政坛所宠，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诗人，确立了“中体西用”的理论。

一、京都相识，结为知己。

王懿荣15岁时与弟、妹随母进京，住在父亲王祖源的兵部主事任所。1864年（同治二年），因岳父黄熙庭在直隶任邱县知县任上，捐办天津海防，部议给奖，黄熙庭将此奖移给王懿荣，到户部任候补主事。清末的金石收藏风气甚盛，王懿荣早年就对金石书画和古籍版本的鉴赏收藏很感兴趣，黄夫人也对他大力支持。“时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板、图书之属，散署后必阅市，时有所见，归于黄夫人相对语，夫人曰‘明珠、白壁，异日有力时，皆可立致之。唯此种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撒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或有奇遇，未必即此类中之此种也，好极力从臾购之以为快。’有时，家中无钱购买古董，便将自己的衣服、首饰拿去典当，毫不吝惜。”（《王懿荣集》《诰封宜人元配黄宜人行状》）虽然官职低微，但在京都鉴藏界已有很大的影响和知名度，潘祖荫、李慈铭、吴大澂、赵之谦等与之过从往来甚密。

1870年10月（同治九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期满回京。因在学政期间的良好政绩，成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京师的名士便主动来结交。“在京与潘文勤祖荫、王文敏懿荣、吴愙斋大澂、陈弢庵宝琛诸君订交。”（《张文襄公年谱》）次年五月初一的龙树寺名士雅集,潘祖荫只是名义上的盟主,而实际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正是张之洞。“目前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今番来者颇盛,近年仅有,似不可无一雅集。执事人伦东国,众流宗仰。晚拟邀集诸君,欸洽一日,如以为善,便请示知。其谭谐辩论,必有可观。请大君子主持其间题目而等差之,岂非快举?如有清兴,晚当往约诸君也。”（《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潘伯寅手札一）

正是通过这次雅集，王懿荣和张之洞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回忆交君时，洒落惊众宾。嬉笑出坦率，不畏一世嗔。虽骂他无肠，人亦谅其真。真伪有时见，须待疾风晨。”（《张之洞全集》第12册《读王文敏公绝笔》）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交往。作为名士领袖的潘祖荫，尤为热衷于这样热闹的场面，京城名士们更是借以诸多名目来聚会，“吟诗消夏”、“吟诗消寒”也成为他们每年雅聚的固定主题。其中以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潘祖荫所倡导的《消夏六咏》为最盛，所谓六咏即以《拓铭》、《读碑》、《论印》、《品泉》、《还砚》、《检书》为题，唱和者甚众，为此潘祖荫专门将众人唱和的诗辑成专集《消夏六咏》刊印成册，公开发行。同年的七月五日，潘祖荫为汉郑康成的生日置酒展拜，京都名士，一时咸集，王懿荣和张之洞积极参入唱和其间。二人除了公众场合，私下的交往也密切起来。“缘前日于廉生坐（座）上，见尊扎一纸。”（《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潘伯寅手札十）此时的张之洞已跻身于大名士的行列，连朝鲜使臣来华,也非要拜见他不可,其座上客除了王懿荣，还有李慈铭、胡澍、陈乔森、周寿昌、吴大澂、朱卣然和陈彝等。这也是王懿荣一生中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居京师久，交游既广。每以春秋佳日，与长沙周阁学、吴县潘侍郎、遵义景阁学、洪洞董研樵检讨、太古温味秋、仪征陈六舟、巴陵谢麟伯、余姚朱肯夫、南皮张香涛、吴县吴清卿六编修、会稽李莼客、甘泉秦谊庭、绩溪胡荄甫、光山胡石查、遂溪陈逸山五户部、大兴刘子重、仪征陈研香、邹县董凤樵三刑部、元和顾缉廷工部、歙县鲍子年、长洲许鹤巢两舍人，递为诗酒之会，壶觞几无虚日。”（《王懿荣集》《诰封宜人元配黄宜人行状》）

在1871年至1873年6月张之洞充四川乡试前短短的三年半间，或雅集、或出游、或唱和，龙树寺、极乐寺、慈仁寺、石闸海上都留下过他们欢聚的印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873年6月，张之洞充四川乡试副考官，乡试方毕又简放四川学政。在四川张之洞顶住各方压力，打击科场舞弊，倡导研经治史之学，奖掖后进，走遍了川地的大小州府，历尽艰险。“弟今年以来终日劳烦，甚于在楚时数倍。非不欲少自摄养撙节，无如事繁道远弊多，非如此振刷，竟不能料理妥当。前月考酉阳一棚，山行十余站，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天气严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舁夫颠踣，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此外水程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之地。”（《张之洞全集》第12册与王廉生手札一）可见其处境之艰。二人虽相距千里，仍鸿雁不绝，互通音讯，交流所得。“夏间得手书，具感注存。弟近况平平，回省两月，亦仍然寝食不暇，人断不信也。今有一快事，《汉上庸长司马君台神道》曾见系释，后遂无闻，顷为弟访得之，拓本一纸奉鉴。又《唐永徽二年修学宫碑》今亦求得之。此外尚有唐刻数种，在执事则以为不足重矣。”（《张之洞全集》第12册与王廉生手札二）因王懿荣喜好金石，张之洞还赠其《吹角壩摩崖》拓片。“《吹角壩摩崖》汉刻石本一通，孝达学使自蜀寄来，属转送鉴释。”（《王懿荣集》致缪炎之函）

1875年，王懿荣的妹妹王懿娴受张之洞之聘，8月在其任所迎娶，成为张之洞的继室，时王懿荣的父亲王祖源也在四川，任龙安府知府。这样二人在好朋友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亲戚的关系，彼此更加信任。次年，张之洞所编《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一刊出即寄王懿荣，请为补正。“弟在此刊书目以示生童，意在开阔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只开一书单也。……其间舛漏必多，特寄上一本，请为补正，至感。补正后请疏于别纸，分条速即寄川，以便改补。”（《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信中还请转交缪荃孙一本，至于潘祖荫处，“或与潘少宗伯一观。”（同上）并叮嘱“如非同道，不必与看，免致徒找唇舌。”（同上）由此可见张之洞对王懿荣学术上的敬佩及他们关系之密切。

二、逆境砥砺，相携仕途。

1877年2月（光绪三年）张之洞携王夫人入都复命，充教习庶吉士。此时的王懿荣处境非常困窘，夫人黄氏经受不住王懿荣多次科试不第的打击，甚悲伤。“每于重阳放榜日，夜半闻街衢有唱卖题名录声者，辄以被蒙头曰：‘此声凄凉，与秋风并厉，不可闻也。’”（《王懿荣集》《王文敏公年谱》）本来黄氏的身体就病弱，以致“秋冬之际，黄夫人必大呕血，百计不能止。”（同上）求名医，吃良药均无见效。加上这些年王懿荣在收藏上的花费，生活很拮据。“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王懿荣集》《长夏感怀口占呈松溪三兄》）妹妹和妹夫的归来，给王懿荣带来极大的安慰。6月8日是王懿荣的生日，张之洞夫妇及内兄黄宝山的到来，让他甚为高兴，但过后又不免懊丧。“弟过一生日，计费十三、四金，不如得一抄本《韵補》也。又牵连香涛花去四、五十千，不如得一方汉铜印也。……一心只替老婆难受，以病甚也。”（《王懿荣集》致王松溪函）因为张之洞的生活也并不好过，甚至比王懿荣更艰苦，过生日需靠夫人典衣服来置办。“自还都后，处境清约，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张文襄公年谱》）不久二人的夫人又相继去世，真是雪上加霜。“刻在家口唱梆子戏，手摩两病孩头，心里盼川署家信，预计穷年及急债之不可缓，如此壮年，如此折磨。”（《王懿荣集》致王松溪函）二人处境同样凄凉，真是一对难兄难弟。

生活的清苦，亲人的离去，磨砺着二人的精神和意志，彼此的感情愈加亲密。1878年王懿荣到四川省亲，带着儿女一路备尝艰辛。“弟此次由京来川，自携一儿一女，所历山行，大非北人所耐。孩辈过鸡头关，恐惊叫号，弟已求死不得。”（《王懿荣集》致缪炎之函）张之洞多次致信对其安慰和鼓励。“连奉陕西道上及抵成都后手教三通，甚慰甚慰。进则循陔，退则联床，人生至乐孰过于此。”（《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

与王懿荣沉迷于金石版本的鉴藏不同，张之洞的兴趣更多是注重在政治上，积极投身到“清流”党的交往中。1877年刚刚从四川回到京城的张之洞看到张佩纶的奏折,为其文学才华和胆量所折服,立即“造庐订交”（《张文襄公年谱》）。1878年,又卖力地充当替黄体芳、张佩纶草拟奏折的写手。特别是“清流”的建言活动,在经历了吴可读事件和崇厚事件的洗礼,在京都政界反响极大。时京城中人以“青牛”谐音“清流”，称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陈宝箴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很快张之洞成为“清流”建言的最大受益者,以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身份罕见地列席六部九卿会议,且在四个月之内,三次加官跳级,揭开了政治生涯辉煌的序幕。与张之洞的仕途畅达不同，王懿荣18岁首次参加顺天乡试，房官许其光得其文奇之，以北元请于主试，未允，因许其光未争北元以外的其它名次，遂落第。至光绪二年参加科试已达七次，均不第。直至1879年秋季，王懿荣在其恩师缪荃孙的帮助下，第八次参加顺天乡试，才中举。王懿荣此次的中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之洞，1876年春，缪荃孙由四川赴京参加会试，经张之洞之介与王懿荣相识，二人相见恨晚，结为益友。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自称艺风老人，我国近代图书馆之父、收藏家、金石学家、鉴赏家、诗人、书法家。时正在张之洞门下，协助撰写《书目答问》。当年，二人同时参加会试，王懿荣名落孙山，而缪荃孙高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79年王懿荣受知于缪荃孙，秋季参加顺天乡试，真是机缘巧合，其房师正是缪荃孙，王懿荣的人生至此发生了转折，从此步入仕途。

三、肝胆相照，气节长存。

1884年4月，张之洞由山西巡抚改任两广总督时，在京住贤良寺与王懿荣匆匆一见。“南皮昨已至，今日陛见，住贤良寺。”（《王懿荣集》致缪炎之函）至此一别十余年，再未见面，但二人的联系并未间断。1889年，张之洞的胞妹嫁给翰林院编修朱延熙，在京的定亲事项均由王懿荣来操办，王懿荣办事事无巨细，不负所托，得到张之洞夫妇的赞许。1891年，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到京参加顺天乡试，又托付给王懿荣，安排张权住在盛昱府中，直到顺利考中举人，又送其返回湖北，一切妥当。其侄女在京也得王懿荣的照顾。“其琴学务望谕其勿荒，切恳”“十侄女仰蒙慈爱，不意其夭折无福，闻之深为酸恻，尝致一电，想已入鉴矣。”（《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2月，日军攻陷成山和荣城县城，危及登州。时王懿荣的母亲谢夫人正住在福山老家，张之洞见情况危急，次年正月，特派专轮到烟台接谢夫人及家人赴南京两江总督任所，并专门为其租住居处，照顾周详。待战争结束后，又专程送谢夫人回烟台，让王懿荣甚为感激。“惟是家慈携全眷在此居住数月，往返资乘坐耗清俸应不下千金，且以事出仓猝，敝兄弟俱未在家，故为此急就，感戴之下，益深歉仄。烟台去治署才五六日水程，弟在家两月乘轮北上，亦不过四五日，中间可得宽绰十日许，本擬微行来诣，为叩谢厚谊，以快十余年未倾之素，以泄中外大局之忿，惟限于资斧，不忍再以络索于公，后病未能也。”（《王懿荣集》致张之洞函）

张之洞还多次托王懿荣为其代购字画古籍等。“敢恳过市代求有风趣物事数品，以娱劳人新年。破书弃扇皆好，如价贵不足用，乞示知补寄，幸勿以一无所遇见复也。”“能向厂肆求一二佳扇面寄下乎，渴盼渴盼。”（《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王懿荣都能一一照办。甚至连“巴鱼子”也向王懿荣索取“前函向台端乞巴鱼子，甚为延望。”（同上）感情之深，溢于行间。

王懿荣处事坦荡，时刻关注国家的安危，认识到国家处于多事之秋，百废待兴，而良才难求。“比来朝廷锐意求治，新政繁兴，用人日亟。此皆平素诸老朽全无心肝，一味奉行故事，以至今日，使圣心有所激而发，独使至尊忧社稷，深可悲也。然此时事杂言庞，实难置喙。变法而不变心，更且于变之中，有明张胆以行其私者。当稍从容以观其定，再从已变之中，补偏救弊。一为论列，即本人之心地手段，无不跃然纸上，合盘托出，不能自欺以欺人矣。”（《王懿荣集》致张之洞函）多次向张之洞举荐人才。如荐时任江苏即用知县施沛霖“其人家贫劬学，践履笃实，精明内蕴，例案熟悉，为牧令中杰出之才。……方今敌胆目张，严疆割弃，安得如施襄壮父子两造台湾，为国建不刊之功勋？则其子孙之在今日，尤当事者所宜加意护持，或得世济其美，未可量也。”（《王懿荣集》致张之洞函）

王懿荣把个人的荣辱与国家的兴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王懿荣殉难绝命词）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总能挺身而出，用一己之躯，维护国家尊严。甲午之役、庚子之乱，王懿荣始终站在主战的立场，两办团练，最后慷慨赴难，以身殉国，气骨铮然。张之洞得知王懿荣殉难后“敬仰悲叹，非言所罄。”（《张之洞全集》第12册《读王文敏公绝笔》）特汇款并致函徐郙尚书，请其托亲朋为之收殓殡葬，亲为题写了“福山王文敏公家祠”祠额，并赋长诗《读王文敏公绝笔》，以述其悲愤之情。

王懿荣和张之洞通过金石书画相交，以诗文畅达友情，无论是家庭琐事还是国家要事，相互帮助，共同协办，彼此的友谊长达三十年而经久弥深，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和宝贵财富。

浅谈王懿荣与张之洞的交谊

王懿荣比张之洞少八岁，在晚清学术界和政坛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懿荣字正孺，号廉（莲）生，晚署直庐花衣、养潜（泉）居士。是清末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为发现和大批收藏甲骨文，并断代其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曾三任翰林院庶吉士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是伟大的爱国志士。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又号壶公、抱冰、无竞居士。16岁就夺得顺天乡试的解元，“一时才名噪都下”（《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1863年(同治二年)26岁的张之洞殿试高中探花，此后一直被晚清的政坛所宠，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诗人，确立了“中体西用”的理论。

一、京都相识，结为知己。

王懿荣15岁时与弟、妹随母进京，住在父亲王祖源的兵部主事任所。1864年（同治二年），因岳父黄熙庭在直隶任邱县知县任上，捐办天津海防，部议给奖，黄熙庭将此奖移给王懿荣，到户部任候补主事。清末的金石收藏风气甚盛，王懿荣早年就对金石书画和古籍版本的鉴赏收藏很感兴趣，黄夫人也对他大力支持。“时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板、图书之属，散署后必阅市，时有所见，归于黄夫人相对语，夫人曰‘明珠、白壁，异日有力时，皆可立致之。唯此种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撒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或有奇遇，未必即此类中之此种也，好极力从臾购之以为快。’有时，家中无钱购买古董，便将自己的衣服、首饰拿去典当，毫不吝惜。”（《王懿荣集》《诰封宜人元配黄宜人行状》）虽然官职低微，但在京都鉴藏界已有很大的影响和知名度，潘祖荫、李慈铭、吴大澂、赵之谦等与之过从往来甚密。

1870年10月（同治九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期满回京。因在学政期间的良好政绩，成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京师的名士便主动来结交。“在京与潘文勤祖荫、王文敏懿荣、吴愙斋大澂、陈弢庵宝琛诸君订交。”（《张文襄公年谱》）次年五月初一的龙树寺名士雅集,潘祖荫只是名义上的盟主,而实际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正是张之洞。“目前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今番来者颇盛,近年仅有,似不可无一雅集。执事人伦东国,众流宗仰。晚拟邀集诸君,欸洽一日,如以为善,便请示知。其谭谐辩论,必有可观。请大君子主持其间题目而等差之,岂非快举?如有清兴,晚当往约诸君也。”（《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潘伯寅手札一）

正是通过这次雅集，王懿荣和张之洞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回忆交君时，洒落惊众宾。嬉笑出坦率，不畏一世嗔。虽骂他无肠，人亦谅其真。真伪有时见，须待疾风晨。”（《张之洞全集》第12册《读王文敏公绝笔》）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交往。作为名士领袖的潘祖荫，尤为热衷于这样热闹的场面，京城名士们更是借以诸多名目来聚会，“吟诗消夏”、“吟诗消寒”也成为他们每年雅聚的固定主题。其中以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潘祖荫所倡导的《消夏六咏》为最盛，所谓六咏即以《拓铭》、《读碑》、《论印》、《品泉》、《还砚》、《检书》为题，唱和者甚众，为此潘祖荫专门将众人唱和的诗辑成专集《消夏六咏》刊印成册，公开发行。同年的七月五日，潘祖荫为汉郑康成的生日置酒展拜，京都名士，一时咸集，王懿荣和张之洞积极参入唱和其间。二人除了公众场合，私下的交往也密切起来。“缘前日于廉生坐（座）上，见尊扎一纸。”（《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潘伯寅手札十）此时的张之洞已跻身于大名士的行列，连朝鲜使臣来华,也非要拜见他不可,其座上客除了王懿荣，还有李慈铭、胡澍、陈乔森、周寿昌、吴大澂、朱卣然和陈彝等。这也是王懿荣一生中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居京师久，交游既广。每以春秋佳日，与长沙周阁学、吴县潘侍郎、遵义景阁学、洪洞董研樵检讨、太古温味秋、仪征陈六舟、巴陵谢麟伯、余姚朱肯夫、南皮张香涛、吴县吴清卿六编修、会稽李莼客、甘泉秦谊庭、绩溪胡荄甫、光山胡石查、遂溪陈逸山五户部、大兴刘子重、仪征陈研香、邹县董凤樵三刑部、元和顾缉廷工部、歙县鲍子年、长洲许鹤巢两舍人，递为诗酒之会，壶觞几无虚日。”（《王懿荣集》《诰封宜人元配黄宜人行状》）

在1871年至1873年6月张之洞充四川乡试前短短的三年半间，或雅集、或出游、或唱和，龙树寺、极乐寺、慈仁寺、石闸海上都留下过他们欢聚的印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873年6月，张之洞充四川乡试副考官，乡试方毕又简放四川学政。在四川张之洞顶住各方压力，打击科场舞弊，倡导研经治史之学，奖掖后进，走遍了川地的大小州府，历尽艰险。“弟今年以来终日劳烦，甚于在楚时数倍。非不欲少自摄养撙节，无如事繁道远弊多，非如此振刷，竟不能料理妥当。前月考酉阳一棚，山行十余站，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天气严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舁夫颠踣，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此外水程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之地。”（《张之洞全集》第12册与王廉生手札一）可见其处境之艰。二人虽相距千里，仍鸿雁不绝，互通音讯，交流所得。“夏间得手书，具感注存。弟近况平平，回省两月，亦仍然寝食不暇，人断不信也。今有一快事，《汉上庸长司马君台神道》曾见系释，后遂无闻，顷为弟访得之，拓本一纸奉鉴。又《唐永徽二年修学宫碑》今亦求得之。此外尚有唐刻数种，在执事则以为不足重矣。”（《张之洞全集》第12册与王廉生手札二）因王懿荣喜好金石，张之洞还赠其《吹角壩摩崖》拓片。“《吹角壩摩崖》汉刻石本一通，孝达学使自蜀寄来，属转送鉴释。”（《王懿荣集》致缪炎之函）

1875年，王懿荣的妹妹王懿娴受张之洞之聘，8月在其任所迎娶，成为张之洞的继室，时王懿荣的父亲王祖源也在四川，任龙安府知府。这样二人在好朋友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亲戚的关系，彼此更加信任。次年，张之洞所编《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一刊出即寄王懿荣，请为补正。“弟在此刊书目以示生童，意在开阔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只开一书单也。……其间舛漏必多，特寄上一本，请为补正，至感。补正后请疏于别纸，分条速即寄川，以便改补。”（《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信中还请转交缪荃孙一本，至于潘祖荫处，“或与潘少宗伯一观。”（同上）并叮嘱“如非同道，不必与看，免致徒找唇舌。”（同上）由此可见张之洞对王懿荣学术上的敬佩及他们关系之密切。

二、逆境砥砺，相携仕途。

1877年2月（光绪三年）张之洞携王夫人入都复命，充教习庶吉士。此时的王懿荣处境非常困窘，夫人黄氏经受不住王懿荣多次科试不第的打击，甚悲伤。“每于重阳放榜日，夜半闻街衢有唱卖题名录声者，辄以被蒙头曰：‘此声凄凉，与秋风并厉，不可闻也。’”（《王懿荣集》《王文敏公年谱》）本来黄氏的身体就病弱，以致“秋冬之际，黄夫人必大呕血，百计不能止。”（同上）求名医，吃良药均无见效。加上这些年王懿荣在收藏上的花费，生活很拮据。“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王懿荣集》《长夏感怀口占呈松溪三兄》）妹妹和妹夫的归来，给王懿荣带来极大的安慰。6月8日是王懿荣的生日，张之洞夫妇及内兄黄宝山的到来，让他甚为高兴，但过后又不免懊丧。“弟过一生日，计费十三、四金，不如得一抄本《韵補》也。又牵连香涛花去四、五十千，不如得一方汉铜印也。……一心只替老婆难受，以病甚也。”（《王懿荣集》致王松溪函）因为张之洞的生活也并不好过，甚至比王懿荣更艰苦，过生日需靠夫人典衣服来置办。“自还都后，处境清约，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张文襄公年谱》）不久二人的夫人又相继去世，真是雪上加霜。“刻在家口唱梆子戏，手摩两病孩头，心里盼川署家信，预计穷年及急债之不可缓，如此壮年，如此折磨。”（《王懿荣集》致王松溪函）二人处境同样凄凉，真是一对难兄难弟。

生活的清苦，亲人的离去，磨砺着二人的精神和意志，彼此的感情愈加亲密。1878年王懿荣到四川省亲，带着儿女一路备尝艰辛。“弟此次由京来川，自携一儿一女，所历山行，大非北人所耐。孩辈过鸡头关，恐惊叫号，弟已求死不得。”（《王懿荣集》致缪炎之函）张之洞多次致信对其安慰和鼓励。“连奉陕西道上及抵成都后手教三通，甚慰甚慰。进则循陔，退则联床，人生至乐孰过于此。”（《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

与王懿荣沉迷于金石版本的鉴藏不同，张之洞的兴趣更多是注重在政治上，积极投身到“清流”党的交往中。1877年刚刚从四川回到京城的张之洞看到张佩纶的奏折,为其文学才华和胆量所折服,立即“造庐订交”（《张文襄公年谱》）。1878年,又卖力地充当替黄体芳、张佩纶草拟奏折的写手。特别是“清流”的建言活动,在经历了吴可读事件和崇厚事件的洗礼,在京都政界反响极大。时京城中人以“青牛”谐音“清流”，称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陈宝箴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很快张之洞成为“清流”建言的最大受益者,以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身份罕见地列席六部九卿会议,且在四个月之内,三次加官跳级,揭开了政治生涯辉煌的序幕。与张之洞的仕途畅达不同，王懿荣18岁首次参加顺天乡试，房官许其光得其文奇之，以北元请于主试，未允，因许其光未争北元以外的其它名次，遂落第。至光绪二年参加科试已达七次，均不第。直至1879年秋季，王懿荣在其恩师缪荃孙的帮助下，第八次参加顺天乡试，才中举。王懿荣此次的中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之洞，1876年春，缪荃孙由四川赴京参加会试，经张之洞之介与王懿荣相识，二人相见恨晚，结为益友。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自称艺风老人，我国近代图书馆之父、收藏家、金石学家、鉴赏家、诗人、书法家。时正在张之洞门下，协助撰写《书目答问》。当年，二人同时参加会试，王懿荣名落孙山，而缪荃孙高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79年王懿荣受知于缪荃孙，秋季参加顺天乡试，真是机缘巧合，其房师正是缪荃孙，王懿荣的人生至此发生了转折，从此步入仕途。

三、肝胆相照，气节长存。

1884年4月，张之洞由山西巡抚改任两广总督时，在京住贤良寺与王懿荣匆匆一见。“南皮昨已至，今日陛见，住贤良寺。”（《王懿荣集》致缪炎之函）至此一别十余年，再未见面，但二人的联系并未间断。1889年，张之洞的胞妹嫁给翰林院编修朱延熙，在京的定亲事项均由王懿荣来操办，王懿荣办事事无巨细，不负所托，得到张之洞夫妇的赞许。1891年，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到京参加顺天乡试，又托付给王懿荣，安排张权住在盛昱府中，直到顺利考中举人，又送其返回湖北，一切妥当。其侄女在京也得王懿荣的照顾。“其琴学务望谕其勿荒，切恳”“十侄女仰蒙慈爱，不意其夭折无福，闻之深为酸恻，尝致一电，想已入鉴矣。”（《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2月，日军攻陷成山和荣城县城，危及登州。时王懿荣的母亲谢夫人正住在福山老家，张之洞见情况危急，次年正月，特派专轮到烟台接谢夫人及家人赴南京两江总督任所，并专门为其租住居处，照顾周详。待战争结束后，又专程送谢夫人回烟台，让王懿荣甚为感激。“惟是家慈携全眷在此居住数月，往返资乘坐耗清俸应不下千金，且以事出仓猝，敝兄弟俱未在家，故为此急就，感戴之下，益深歉仄。烟台去治署才五六日水程，弟在家两月乘轮北上，亦不过四五日，中间可得宽绰十日许，本擬微行来诣，为叩谢厚谊，以快十余年未倾之素，以泄中外大局之忿，惟限于资斧，不忍再以络索于公，后病未能也。”（《王懿荣集》致张之洞函）

张之洞还多次托王懿荣为其代购字画古籍等。“敢恳过市代求有风趣物事数品，以娱劳人新年。破书弃扇皆好，如价贵不足用，乞示知补寄，幸勿以一无所遇见复也。”“能向厂肆求一二佳扇面寄下乎，渴盼渴盼。”（《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王懿荣都能一一照办。甚至连“巴鱼子”也向王懿荣索取“前函向台端乞巴鱼子，甚为延望。”（同上）感情之深，溢于行间。

王懿荣处事坦荡，时刻关注国家的安危，认识到国家处于多事之秋，百废待兴，而良才难求。“比来朝廷锐意求治，新政繁兴，用人日亟。此皆平素诸老朽全无心肝，一味奉行故事，以至今日，使圣心有所激而发，独使至尊忧社稷，深可悲也。然此时事杂言庞，实难置喙。变法而不变心，更且于变之中，有明张胆以行其私者。当稍从容以观其定，再从已变之中，补偏救弊。一为论列，即本人之心地手段，无不跃然纸上，合盘托出，不能自欺以欺人矣。”（《王懿荣集》致张之洞函）多次向张之洞举荐人才。如荐时任江苏即用知县施沛霖“其人家贫劬学，践履笃实，精明内蕴，例案熟悉，为牧令中杰出之才。……方今敌胆目张，严疆割弃，安得如施襄壮父子两造台湾，为国建不刊之功勋？则其子孙之在今日，尤当事者所宜加意护持，或得世济其美，未可量也。”（《王懿荣集》致张之洞函）

王懿荣把个人的荣辱与国家的兴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王懿荣殉难绝命词）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总能挺身而出，用一己之躯，维护国家尊严。甲午之役、庚子之乱，王懿荣始终站在主战的立场，两办团练，最后慷慨赴难，以身殉国，气骨铮然。张之洞得知王懿荣殉难后“敬仰悲叹，非言所罄。”（《张之洞全集》第12册《读王文敏公绝笔》）特汇款并致函徐郙尚书，请其托亲朋为之收殓殡葬，亲为题写了“福山王文敏公家祠”祠额，并赋长诗《读王文敏公绝笔》，以述其悲愤之情。

王懿荣和张之洞通过金石书画相交，以诗文畅达友情，无论是家庭琐事还是国家要事，相互帮助，共同协办，彼此的友谊长达三十年而经久弥深，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和宝贵财富。

浅谈王懿荣与张之洞的交谊

王懿荣比张之洞少八岁，在晚清学术界和政坛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懿荣字正孺，号廉（莲）生，晚署直庐花衣、养潜（泉）居士。是清末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为发现和大批收藏甲骨文，并断代其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曾三任翰林院庶吉士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是伟大的爱国志士。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又号壶公、抱冰、无竞居士。16岁就夺得顺天乡试的解元，“一时才名噪都下”（《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1863年(同治二年)26岁的张之洞殿试高中探花，此后一直被晚清的政坛所宠，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诗人，确立了“中体西用”的理论。
一、京都相识，结为知己。
王懿荣15岁时与弟、妹随母进京，住在父亲王祖源的兵部主事任所。1864年（同治二年），因岳父黄熙庭在直隶任邱县知县任上，捐办天津海防，部议给奖，黄熙庭将此奖移给王懿荣，到户部任候补主事。清末的金石收藏风气甚盛，王懿荣早年就对金石书画和古籍版本的鉴赏收藏很感兴趣，黄夫人也对他大力支持。“时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板、图书之属，散署后必阅市，时有所见，归于黄夫人相对语，夫人曰‘明珠、白壁，异日有力时，皆可立致之。唯此种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撒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或有奇遇，未必即此类中之此种也，好极力从臾购之以为快。’有时，家中无钱购买古董，便将自己的衣服、首饰拿去典当，毫不吝惜。”（《王懿荣集》《诰封宜人元配黄宜人行状》）虽然官职低微，但在京都鉴藏界已有很大的影响和知名度，潘祖荫、李慈铭、吴大澂、赵之谦等与之过从往来甚密。
1870年10月（同治九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期满回京。因在学政期间的良好政绩，成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京师的名士便主动来结交。“在京与潘文勤祖荫、王文敏懿荣、吴愙斋大澂、陈弢庵宝琛诸君订交。”（《张文襄公年谱》）次年五月初一的龙树寺名士雅集,潘祖荫只是名义上的盟主,而实际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正是张之洞。“目前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今番来者颇盛,近年仅有,似不可无一雅集。执事人伦东国,众流宗仰。晚拟邀集诸君,欸洽一日,如以为善,便请示知。其谭谐辩论,必有可观。请大君子主持其间题目而等差之,岂非快举?如有清兴,晚当往约诸君也。”（《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潘伯寅手札一）
正是通过这次雅集，王懿荣和张之洞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回忆交君时，洒落惊众宾。嬉笑出坦率，不畏一世嗔。虽骂他无肠，人亦谅其真。真伪有时见，须待疾风晨。”（《张之洞全集》第12册《读王文敏公绝笔》）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交往。作为名士领袖的潘祖荫，尤为热衷于这样热闹的场面，京城名士们更是借以诸多名目来聚会，“吟诗消夏”、“吟诗消寒”也成为他们每年雅聚的固定主题。其中以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潘祖荫所倡导的《消夏六咏》为最盛，所谓六咏即以《拓铭》、《读碑》、《论印》、《品泉》、《还砚》、《检书》为题，唱和者甚众，为此潘祖荫专门将众人唱和的诗辑成专集《消夏六咏》刊印成册，公开发行。同年的七月五日，潘祖荫为汉郑康成的生日置酒展拜，京都名士，一时咸集，王懿荣和张之洞积极参入唱和其间。二人除了公众场合，私下的交往也密切起来。“缘前日于廉生坐（座）上，见尊扎一纸。”（《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潘伯寅手札十）此时的张之洞已跻身于大名士的行列，连朝鲜使臣来华,也非要拜见他不可,其座上客除了王懿荣，还有李慈铭、胡澍、陈乔森、周寿昌、吴大澂、朱卣然和陈彝等。这也是王懿荣一生中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居京师久，交游既广。每以春秋佳日，与长沙周阁学、吴县潘侍郎、遵义景阁学、洪洞董研樵检讨、太古温味秋、仪征陈六舟、巴陵谢麟伯、余姚朱肯夫、南皮张香涛、吴县吴清卿六编修、会稽李莼客、甘泉秦谊庭、绩溪胡荄甫、光山胡石查、遂溪陈逸山五户部、大兴刘子重、仪征陈研香、邹县董凤樵三刑部、元和顾缉廷工部、歙县鲍子年、长洲许鹤巢两舍人，递为诗酒之会，壶觞几无虚日。”（《王懿荣集》《诰封宜人元配黄宜人行状》）
在1871年至1873年6月张之洞充四川乡试前短短的三年半间，或雅集、或出游、或唱和，龙树寺、极乐寺、慈仁寺、石闸海上都留下过他们欢聚的印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873年6月，张之洞充四川乡试副考官，乡试方毕又简放四川学政。在四川张之洞顶住各方压力，打击科场舞弊，倡导研经治史之学，奖掖后进，走遍了川地的大小州府，历尽艰险。“弟今年以来终日劳烦，甚于在楚时数倍。非不欲少自摄养撙节，无如事繁道远弊多，非如此振刷，竟不能料理妥当。前月考酉阳一棚，山行十余站，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天气严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舁夫颠踣，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此外水程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之地。”（《张之洞全集》第12册与王廉生手札一）可见其处境之艰。二人虽相距千里，仍鸿雁不绝，互通音讯，交流所得。“夏间得手书，具感注存。弟近况平平，回省两月，亦仍然寝食不暇，人断不信也。今有一快事，《汉上庸长司马君台神道》曾见系释，后遂无闻，顷为弟访得之，拓本一纸奉鉴。又《唐永徽二年修学宫碑》今亦求得之。此外尚有唐刻数种，在执事则以为不足重矣。”（《张之洞全集》第12册与王廉生手札二）因王懿荣喜好金石，张之洞还赠其《吹角壩摩崖》拓片。“《吹角壩摩崖》汉刻石本一通，孝达学使自蜀寄来，属转送鉴释。”（《王懿荣集》致缪炎之函）
1875年，王懿荣的妹妹王懿娴受张之洞之聘，8月在其任所迎娶，成为张之洞的继室，时王懿荣的父亲王祖源也在四川，任龙安府知府。这样二人在好朋友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亲戚的关系，彼此更加信任。次年，张之洞所编《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一刊出即寄王懿荣，请为补正。“弟在此刊书目以示生童，意在开阔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只开一书单也。……其间舛漏必多，特寄上一本，请为补正，至感。补正后请疏于别纸，分条速即寄川，以便改补。”（《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信中还请转交缪荃孙一本，至于潘祖荫处，“或与潘少宗伯一观。”（同上）并叮嘱“如非同道，不必与看，免致徒找唇舌。”（同上）由此可见张之洞对王懿荣学术上的敬佩及他们关系之密切。
二、逆境砥砺，相携仕途。
1877年2月（光绪三年）张之洞携王夫人入都复命，充教习庶吉士。此时的王懿荣处境非常困窘，夫人黄氏经受不住王懿荣多次科试不第的打击，甚悲伤。“每于重阳放榜日，夜半闻街衢有唱卖题名录声者，辄以被蒙头曰：‘此声凄凉，与秋风并厉，不可闻也。’”（《王懿荣集》《王文敏公年谱》）本来黄氏的身体就病弱，以致“秋冬之际，黄夫人必大呕血，百计不能止。”（同上）求名医，吃良药均无见效。加上这些年王懿荣在收藏上的花费，生活很拮据。“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王懿荣集》《长夏感怀口占呈松溪三兄》）妹妹和妹夫的归来，给王懿荣带来极大的安慰。6月8日是王懿荣的生日，张之洞夫妇及内兄黄宝山的到来，让他甚为高兴，但过后又不免懊丧。“弟过一生日，计费十三、四金，不如得一抄本《韵補》也。又牵连香涛花去四、五十千，不如得一方汉铜印也。……一心只替老婆难受，以病甚也。”（《王懿荣集》致王松溪函）因为张之洞的生活也并不好过，甚至比王懿荣更艰苦，过生日需靠夫人典衣服来置办。“自还都后，处境清约，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张文襄公年谱》）不久二人的夫人又相继去世，真是雪上加霜。“刻在家口唱梆子戏，手摩两病孩头，心里盼川署家信，预计穷年及急债之不可缓，如此壮年，如此折磨。”（《王懿荣集》致王松溪函）二人处境同样凄凉，真是一对难兄难弟。
生活的清苦，亲人的离去，磨砺着二人的精神和意志，彼此的感情愈加亲密。1878年王懿荣到四川省亲，带着儿女一路备尝艰辛。“弟此次由京来川，自携一儿一女，所历山行，大非北人所耐。孩辈过鸡头关，恐惊叫号，弟已求死不得。”（《王懿荣集》致缪炎之函）张之洞多次致信对其安慰和鼓励。“连奉陕西道上及抵成都后手教三通，甚慰甚慰。进则循陔，退则联床，人生至乐孰过于此。”（《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
与王懿荣沉迷于金石版本的鉴藏不同，张之洞的兴趣更多是注重在政治上，积极投身到“清流”党的交往中。1877年刚刚从四川回到京城的张之洞看到张佩纶的奏折,为其文学才华和胆量所折服,立即“造庐订交”（《张文襄公年谱》）。1878年,又卖力地充当替黄体芳、张佩纶草拟奏折的写手。特别是“清流”的建言活动,在经历了吴可读事件和崇厚事件的洗礼,在京都政界反响极大。时京城中人以“青牛”谐音“清流”，称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陈宝箴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很快张之洞成为“清流”建言的最大受益者,以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身份罕见地列席六部九卿会议,且在四个月之内,三次加官跳级,揭开了政治生涯辉煌的序幕。与张之洞的仕途畅达不同，王懿荣18岁首次参加顺天乡试，房官许其光得其文奇之，以北元请于主试，未允，因许其光未争北元以外的其它名次，遂落第。至光绪二年参加科试已达七次，均不第。直至1879年秋季，王懿荣在其恩师缪荃孙的帮助下，第八次参加顺天乡试，才中举。王懿荣此次的中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之洞，1876年春，缪荃孙由四川赴京参加会试，经张之洞之介与王懿荣相识，二人相见恨晚，结为益友。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自称艺风老人，我国近代图书馆之父、收藏家、金石学家、鉴赏家、诗人、书法家。时正在张之洞门下，协助撰写《书目答问》。当年，二人同时参加会试，王懿荣名落孙山，而缪荃孙高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79年王懿荣受知于缪荃孙，秋季参加顺天乡试，真是机缘巧合，其房师正是缪荃孙，王懿荣的人生至此发生了转折，从此步入仕途。
三、肝胆相照，气节长存。
1884年4月，张之洞由山西巡抚改任两广总督时，在京住贤良寺与王懿荣匆匆一见。“南皮昨已至，今日陛见，住贤良寺。”（《王懿荣集》致缪炎之函）至此一别十余年，再未见面，但二人的联系并未间断。1889年，张之洞的胞妹嫁给翰林院编修朱延熙，在京的定亲事项均由王懿荣来操办，王懿荣办事事无巨细，不负所托，得到张之洞夫妇的赞许。1891年，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到京参加顺天乡试，又托付给王懿荣，安排张权住在盛昱府中，直到顺利考中举人，又送其返回湖北，一切妥当。其侄女在京也得王懿荣的照顾。“其琴学务望谕其勿荒，切恳”“十侄女仰蒙慈爱，不意其夭折无福，闻之深为酸恻，尝致一电，想已入鉴矣。”（《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2月，日军攻陷成山和荣城县城，危及登州。时王懿荣的母亲谢夫人正住在福山老家，张之洞见情况危急，次年正月，特派专轮到烟台接谢夫人及家人赴南京两江总督任所，并专门为其租住居处，照顾周详。待战争结束后，又专程送谢夫人回烟台，让王懿荣甚为感激。“惟是家慈携全眷在此居住数月，往返资乘坐耗清俸应不下千金，且以事出仓猝，敝兄弟俱未在家，故为此急就，感戴之下，益深歉仄。烟台去治署才五六日水程，弟在家两月乘轮北上，亦不过四五日，中间可得宽绰十日许，本擬微行来诣，为叩谢厚谊，以快十余年未倾之素，以泄中外大局之忿，惟限于资斧，不忍再以络索于公，后病未能也。”（《王懿荣集》致张之洞函）

张之洞还多次托王懿荣为其代购字画古籍等。“敢恳过市代求有风趣物事数品，以娱劳人新年。破书弃扇皆好，如价贵不足用，乞示知补寄，幸勿以一无所遇见复也。”“能向厂肆求一二佳扇面寄下乎，渴盼渴盼。”（《张之洞全集》第12册致王廉生手札）王懿荣都能一一照办。甚至连“巴鱼子”也向王懿荣索取“前函向台端乞巴鱼子，甚为延望。”（同上）感情之深，溢于行间。
王懿荣处事坦荡，时刻关注国家的安危，认识到国家处于多事之秋，百废待兴，而良才难求。“比来朝廷锐意求治，新政繁兴，用人日亟。此皆平素诸老朽全无心肝，一味奉行故事，以至今日，使圣心有所激而发，独使至尊忧社稷，深可悲也。然此时事杂言庞，实难置喙。变法而不变心，更且于变之中，有明张胆以行其私者。当稍从容以观其定，再从已变之中，补偏救弊。一为论列，即本人之心地手段，无不跃然纸上，合盘托出，不能自欺以欺人矣。”（《王懿荣集》致张之洞函）多次向张之洞举荐人才。如荐时任江苏即用知县施沛霖“其人家贫劬学，践履笃实，精明内蕴，例案熟悉，为牧令中杰出之才。……方今敌胆目张，严疆割弃，安得如施襄壮父子两造台湾，为国建不刊之功勋？则其子孙之在今日，尤当事者所宜加意护持，或得世济其美，未可量也。”（《王懿荣集》致张之洞函）

王懿荣把个人的荣辱与国家的兴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王懿荣殉难绝命词）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总能挺身而出，用一己之躯，维护国家尊严。甲午之役、庚子之乱，王懿荣始终站在主战的立场，两办团练，最后慷慨赴难，以身殉国，气骨铮然。张之洞得知王懿荣殉难后“敬仰悲叹，非言所罄。”（《张之洞全集》第12册《读王文敏公绝笔》）特汇款并致函徐郙尚书，请其托亲朋为之收殓殡葬，亲为题写了“福山王文敏公家祠”祠额，并赋长诗《读王文敏公绝笔》，以述其悲愤之情。
王懿荣和张之洞通过金石书画相交，以诗文畅达友情，无论是家庭琐事还是国家要事，相互帮助，共同协办，彼此的友谊长达三十年而经久弥深，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和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