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深深地怀念兵团那些老一代的农工，那些饱经风雨、饱经磨难而初心不改的老共产党员们。
我们连有不少当年头一批进入北大荒的老兵，他们大多为人豪爽，心地善良，对我们知青也非常爱护和尊重。
那些年，给我印象最深刻，也是给我教育最大的就是终日在马号里工作的、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老杨头。老杨头已经50多岁了，是个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
他长得极为消瘦，细高的个头，深凹的大眼睛，圆圆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包着几颗残缺不全的黄牙，稀疏的几根山羊胡子总是黏黏糊糊的。平时，他嘴上总是叼着一杆旱烟袋,不时地吐着呛人的烟雾。夏天，他总是戴着一顶在东北少见的、用竹子编的“草帽”，尖顶厚边，十分醒目，乍一看他的打扮，是一个纯粹的、邋邋遢遢的乡下人。
但是接触久了，却又感到他对人十分亲切，充满着年轻人的活力。有年夏锄人手不够，他自动从马号赶来参加夏锄。那些日子，他晚上回马号，背着杆老猎枪，打更到通宵，白天就拿着锄头下地。大家称赞他是：“白天一把锄，晚上一杆枪”。
这个老头还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是他当年评为了先进党员，受到赵光农场表彰发的纪念品。他只要一有空，甚至赤膊躺在被窝里，也把半导体放在枕头旁，倾听着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
他养了一条小狗，叫“猛子”，长的滚圆滚圆的，奔跑似箭，不停地在主人的身旁，来回跳跃，伸出舌头，舔他的鞋和手。这只狗眉心上有一络黑色的鬃毛，闪着油光，长的很威武，是一条纯正的狼狗。
老头特点就是总爱管闲事，脾气特大，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但平时和我们知青在一起的时候，却是俏皮话、歇后语层出不穷，常常引得我们开怀大笑。这个老头长年在马厩里喂马、铡草、收拾马粪，得了严重的风湿病，但毫无怨言，兢兢业业。
有一次，他赶着马车到团部拉房框，路过营部供销社时，突然发现营部家属区的一个麦垛着了火，当时正刮西风，一瞬之间，西边的六垛麦堆也起了火。火苗一窜一窜地向供销社后院的仓库扑去，可以说是危在眉睫。
此时，老杨头把大鞭扔给跟车的知青，大声说了一句“你看住马！”然后以极其敏捷的动作，拎起“喂的罗”（上宽下窄的洋铁皮做到水桶），飞的奔向附近的一个水坑，打起一桶水，睁圆了眼睛，箭似地冲向火堆。平时老头由于风湿，走路都一瘸一拐的，现在却第一个跑进了火场，使看车的那位北京知青大为惊讶。
大火在营部很快被扑灭了，战斗结束时，老杨头才感到身体有些支撑不住，被人架扶着来到车旁，他喘息地爬上车，仰天躺在车铺上，指挥着跟车的知青，把房框拉回了连队。不久，营部来电话，表扬了老杨头，我们才知道了奋勇救火的事迹。
老杨头和大多数老职工（当地的贫下中农）一样，几乎都一个大字不识。1971年9月，为了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经过连党支部同意，由我组织知青在马号开办了老职工学文化的夜课。参加对象全是旧社会过来的、几乎都是一个字不识的“大老粗”。
记得开课那天，马号小屋里，好几盏汽灯都点燃了，非常明亮，不但有老职工来学习，很多职工的孩子也来了，嘁嘁喳喳，静不下来。还是老杨头大喝一声：“上课了！别囔囔了！”马号才安静了下来。
先教什么字呢？指导员说：我们是兵团职工，也就是农场工人（农工），那我们就先学“工人”这两个字吧，笔画少，意义深。
我们的一个姓李的北京女知青，临时当了“教员”，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了“工人”两个大字，然后教给大家笔顺。这两个字的写法，大家很快就掌握了，有几个老农工上台照葫芦画瓢，都能写了下来。
但这时，老杨头却敲着烟锅子说：“俺问问，这个工人当啥讲啊？”“工人当啥讲？”——我还真没想过。大家也有点蒙，连指导员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没想到老杨头慢悠悠地走到小黑板前，面对大家说：
俺来给大家讲讲吧。这个工人的“工“字，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工人在中间，顶天立地。我们工人就是要作顶天立地人，天塌，塌不下来，地陷，陷不进去，什么困难也不怕。
此时，我已经有点傻眼了，真是已经惊诧莫名了。但老头指了指黑板上的“人”，又朗朗地说道：
这个人呢？就是要迈开双腿大步向前的意思。在满洲国时，俺们是亡国奴，见了日本人要立正站着，你一迈步就得挨揍。现在翻身了，就得迈开两腿，大步向前走，这就是“人“！
这老头对“工人”二字的深刻理解，真是绝了。我当时想，就凭这一点，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知青也得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
后来，我问过老杨头怎么懂得这么多。他哈哈一笑说：
解放战争时，土改工作队来俺们农场（注：赵光农场始建于1947年），说俺们是工人阶级，是农场工人。还告诉俺们“工人“二字是什么意思。这不，俺就讲给你们听了。
原来如此，这个老布尔什么维克已经把“工人”这个词最基本的含义牢牢地记在心中了，而且也一直作为了自己行动的准则。
他们是我们知青的好老师，他们也确实是北大荒的脊梁，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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