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
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麻将里面有哲学。
由此可知,毛主席也会打麻将的,而且深谙其中千变万化之奥妙。
麻将中的“梅兰竹菊中发白,东南西北筒条万”之组合,确实是变化无穷,包罗着高深之巧妙,含蕴生克盛衰之哲理,确实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
近代史上,没有几个名人不会打麻将的。蒋介石曾对驻防长江的国民党将领说:“打麻将你们不如我,打仗我不如你们。”可见蒋介石对此道的精通。
维新派梁启超先生主编报纸时,许多社论、世评,据说都是在麻将桌上口述成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还曾写过一篇题为《麻将》的文章,他说:
记得我1992年8月我去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时,就发现那里到处都有打麻将的场所——麻将屋,玩者清一色都是华人。
马来西亚芙蓉市的麻将屋(敏毅 摄)
甚至高高的云顶高原上的“赌城”里,也有几十张麻将桌,座无虚席,酣战不已。
尤其是散布各地的马来西亚华人会馆更是“和”声不绝,在会馆洁白的墙壁上,还张贴着用正楷毛笔写的《麻将守则》。
这篇守则的作者是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资格甚老的“国大代表”陈重光先生。我全文抄录了下来,他在《守则》中写这样写道:
陈重光先生认为:中国老年人痴呆症比欧美国家少,原因之一可能就是麻将。人愈老愈需要它,这是智力游戏,“三十六计”都可以在麻将中体现出来,所以可以预防智力退化。
陈先生这种看法,从医学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正确的。但不能使麻将赌博化,而应文化化和健康化,从而把麻将恢复在原来的智力游戏状态之中,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预防大脑的老化。
麻将又称 麻雀,其各主要城市,均有华人会馆。是当地华人按籍贯不同而聚会的地方。有的会馆极为庄严,古香古色,给人一种质朴、庄重感。
有的却很简陋,一间房子,几张红木桌椅,墙上不但挂着中国的“天宫赐福”的塑像,还悬挂着马来西亚“苏丹”(国王)夫妇的彩色照片。
我曾到吧生、芙蓉、马六甲市的华人会馆参观,里面几乎全是退休老华侨在兴致勃勃地打麻将。
他们打麻将是真正地玩钱(或称赌博),但却很文明,也不太紧张。悠悠扬扬,边喝着泥壶茶,边酌量着出牌。只有一点:禁吸烟。
后来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澳大利亚墨尔本的SKY城,都看到很多专为华人单设的“麻将屋”。
回国后,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麻将的杂文,在当时的《宁波消费报》上发表。
但是,麻将误人之害也是不可小视的。胡适的老婆江冬秀嗜牌如命,他深知其害。在报上撰文痛心疾首地说:
有首打麻将的顺口溜,很实际,也有意思,照录如下:
梁启超也是麻将的超级爱好者,并有一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所以台湾女作家冯青说:麻将多玩只会“消磨年轻人的意志。”
麻将的发明,与宁波人有很大的关系。位于月湖景区的天一阁南侧,沿着河卵石铺的小径走到头,就可以见到一个中国独一无二的“麻将历史陈列馆”。
据介绍,得知史上第一本麻将谱《绘图麻雀牌谱》的作者沈一帆说:"麻雀之始,始于宁波";《清稗类钞》也有记载云:麻将"始于浙之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遍南北"。
具体而言,麻将的“发明者”是宁波人陈鱼门。这个陈鱼门也很不简单,是道光年间的“甬上闻人”,是内阁中书。三品官衔,还懂得英文。
他喜欢玩当时流行的马吊纸牌,但这种纸牌玩几次就会起皱破损,而且不能沾水,而玩者常常都是一壶清茶相随,经常会弄湿纸牌,所以很不方便。
于是民间就开始用柱子或动物骨骼做成了“竹骨牌”,渐渐地普及起来。这时陈鱼门借鉴了宁波海洋文化的特色,改造了纸牌的内容。
因为渔民出海打鱼要看风向,于是有了“东西南北”风;打鱼用的绳索、水桶,就形成了“条”、“筒”。
杜亚泉《博史》认为:五口通商后,船舶多聚集在宁波港口,各省商贾云集在此,学会打麻将者越来越多,麻将通过他们延及津沪商埠并波及全国。
宁波麻将陈列馆的门前有一幅楹联,说得很有哲理:“世事沉浮中发白,人情冷暖马牛风”,横批是一个大大的“和”字。
和者,胡也,赢之意。和平,和谐,和气;态度和蔼,家庭和睦,社会和美,岂有不赢之理!
“德和堂”(“和”读hu音)
雕塑:三缺一(敏毅 摄)
平心而论,我认为麻将是测试人才的一种工具,它可以测出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一是综合分析能力,二是利益得失分析;三是察言观色能力;四是为人与作风素质,当然也能观察出是否嗜赌。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说得更精彩:
对一个人个性和品格的观察,仅从表面上判断,不容易得到结论,但若请他打个小牌,便很容易看得明明白白。有些人一夜不和牌都不动声色,有些人两圈不和牌,就像“光隆轮”一样,浑身冒起烟来,爆炸一次又一次。
麻将是一种娱乐,充满了益智性和技巧性,当然也具有博弈性的特点。只要因势利导,开展健康的、积极的麻将娱乐活动,是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根本目标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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