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三代无线通信的技术标准之一，TD-SCDMA的成功，意义重大。自从1876年3月10日贝尔发明电话以来的135年电信史上，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际标准。国际电信史上的标准一直被欧美所垄断和控制。
TD-SCDMA是央企自主创新的一个范例 标准是什么？标准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移动电话的使用现在已经普遍化。但是第一代移动电话，中国只有650万用户。那时候的“大哥大”，拿在手里是富有的象征，最便宜的也要2万多块钱一个。650万部全部依靠进口，这就是1300亿元的支出，还有等量的机站控制器、移动交换机，同样是1300亿元，也全部依赖进口。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工程，讨论了38年最后上马的三峡工程，最后的结算是不到1900亿元。而我们光买第一代移动通信就花了2600亿元。到了第二代移动通信，中国花了8000亿到1万亿元，绝大多数也是靠进口的。
标准是什么意思？标准就是垄断。通信是国际标准，所以这个标准一直被欧美所垄断。日本人那么猛，那么好的技术开发能力、那么强的工业生产能力，日本人在第二代移动通信上，开发出了自己的标准，但是全世界不承认。国际上用的，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欧洲的。
标准是由大量的核心专利所组成并支持，写入标准的核心专利才有重大的经济价值。一些经济学家的数据说我们第三代移动通信的标准（TD-SCDMA标准）只占标准总数的7.5%。但是，不管外国人有多少标准，如果不掌握中国这个TD-SCDMA标准下的专利，就做不出TD-SCDMA。反过来，只要我们有了这些核心专利，有了写入标准的核心专利，谁要想做，就必须拿高价来买。所以，谁要是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另一方面，标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只有不断进步的标准才有可持续的魅力和实际的作用。掌握了标准，必然给相应的企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的利益。
从现在看，TD-SCDMA已经根本改变了我国在移动通信上发展的被动局面。在3G招标的时候，中国企业占了86%，外国企业反而落到10%。现在国家已经把标准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叫做“标准战略”。另外，它也带动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分为制造业和运营业，这一标准不但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运营业的发展，让我们在世界上拥有了话语权。
央企自主创新的同时需要体制机制创新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我们在电子信息领域的技术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就整个基础研究的水平来说， TD-SCDMA只是一个“浪花”。虽然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些话语权了，但是4G真正的核心标准和专利几乎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整个电子信息领域的专利技术仍然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我们对外的技术依存度超过了80%。
因此，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增强中央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国有企业在国家的自主创新方面理应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关键是怎样做？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需要考虑到国有企业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如何和市场机制相结合。
首先，要增强国有企业创新的原动力，就必须要有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谁搞科技创新，谁的经济效益指标就会下降，至少是短期的。可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有任期的。我主持的这个TD-SCDMA项目搞了10年，幸亏国资委没有换掉我，要是换掉我，下一任还会干吗？他或许就不干了。任期制和科技的激励机制怎么结合起来？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些善良的愿望和善良的安排可能就难以实现。
当然现在有所改进，据说对央企新的考核指标加入了科技的指标，科技的投入可以算利润。但是，这样的一般性安排不会必然带来创新的激励，因为央企管理者有别的简单的办法使得利润涨得更快。要想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一定要建立一个非常强的激励机制，其中首先是对企业领导人的激励机制，否则仅仅依靠企业领导人的觉悟，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激励机制的改革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想更多的办法，才能够使企业有这种动力。
第二，要真正选拔对国家和民族富有责任感的企业领导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样的领导人领导一个企业，可以忍受一时的失败。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领导人担负着巨大的科技开发的风险，这样的风险需要国家帮助解决。如果不给解决，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就可能会成为遭人唾骂的负罪者，他的动力就会大打折扣。
第三，在体制上要有所创新。我曾经在科技大会上发言认为，若干年前我们国家把当时的376个国家级的大院大所直接转变成企业了，这对我们的创新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的技术研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是有人管的；我们的应用技术研究是由企业开发。但是应用技术的基础研究是没有人管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大院大所，科技开发能力面临下降的风险。他们是在靠多年的积累办事。他们首先要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不能去研究那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所以，国家应该挑选有实力的30家到50家科研院所，建成国家级的科技创新基地，通过市场竞争的机制来分配资源和项目。
国家在科技体制上给予帮助，就能保证我们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有“发动机”。同时，我们还应该创造好的适合市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改变科技开发地区分割和行业分割的现状。
（作者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原董事长，本文内容根据作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27期“经济每月谈”的演讲整理而成。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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